重寻内心秩序的人文主义者（随笔）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吴宓在《大公报》上刊发了一则讣告《最近逝世之中国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黄晦闻先生三天前病逝于北平寓宅。吴宓含泪默祷，久久，肃然笔述晦闻师种种：黄先生生平以诗为教，由陶冶个人性情，进而淬厉道德，改善风俗，以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而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诚今之人师也。

黄节久病，晚年在北京大学讲顾亭林诗，始谓亭林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待吴宓拜谒，黄节有推心置腹之论，类似遗言：“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这神似司马谈的临终所托：“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泣下，于是“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吴宓亦泣下，于是默诵“束草低根留性在，寸梯寒柳待春分”。

或时势造英雄，或个人性格使然，吴宓、陈寅恪、王国维、黄节等学者焕发出了让后来人大感惊奇的使命感，他们欲尽其一生“淬厉道德，改善风俗”，“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而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竭力一言以蔽他们繁杂的一生，或许太难。好在，或隐或现，我们总能察觉体味这种忧患之感成了他们互相扶持乃至相惜相敬的纽带，使他们无不有“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以求守先待后的愿景。

无须留心典籍，当今文学史教材和热播剧早已不休不止地翻滚记忆，让我们一遍遍地认识、再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胡适、鲁迅、徐志摩、李大钊……且一遍遍地让我们神游于西洋启蒙思想：康德、黑格尔、洛克、休谟、詹姆士、罗素、杜威诸多学者的精妙义理……认识学衡派诸学士，颇费工夫，进而论之，他们精神之脉所涵泳的西方师承，即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亚里士多德诸多哲人的学问，更难深入熟识。文化从来不会以单一面相荣显于世，或两翼，或三面，或千姿百态。那时西学传入，尚未分明，学者难免举措失当。偏信一家，偏用一言，事或差舛，理或差错，不如深究往说，较而详论，持有更为整全的认识，见识当年文化之争，追溯西方师承，进而思考当下生活。

一、重寻内心秩序的人文主义者

同为留学国外而荣归故国者，胡适与吴宓所持情理不同，时常两两争锋，又一并经历着同样的文化过渡期。胡适全然纳受西方十九世纪的启蒙学说，却不似徐志摩那般全然力行新思想，反倒活得有些老派。吴宓崇奉人文主义，却身历而躬为浪漫派的思想言行，与妻离婚，情路坎坷：“若论今世思想混乱、精神迷惘、信仰丧失、行事无所依据之苦，吾本身即为感受最深之一人。”他半有持守斯文之心，半有新青年之心。在东西文化交接方盛之会，在学术思想淆乱，精神迷惘的时代，他备受精神苦痛。

吴宓留美时受学于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吴宓深受精神苦楚，他的师尊白璧德却明辨事理，信念明朗。白璧德这一生擅长应对外事外物，应对诸多庞大的问题，极少言及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习惯带着机敏、严肃而讥诮的态度，明晰哲学与生活、政治与生活、文学与生活的复杂关系。尚年少，西方惯有的哲学传统便已涵养了他的思辨能力。因战事而兴发的精神焦虑感，也很快在他教书时祛除无存，及至趋于稳健。他晚年大概很少会缅怀他那西部牛仔般的早期生活，全赖他足够自律、足够忙碌地度过了后半生，毫无怨苦之辞，极为享受心中有主的生活。

一九〇九年，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攻读硕士学位，选修白璧德的课程，研读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学批评。两人结识，并终生保持通信。二十世纪初，美国学界常论断定言白璧德。久播于远近之文，莫过于他的学生艾略特于一九二八年撰写的《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艾略特无所讳言，言及白璧德倡扬人文主义，忘却了希伯来文化传统。次年，艾略特唯恐世人误解人文主义，趁热推出《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大力认可和维护人文主义，并且写信给母亲，言及“现代哲学仅是一场空谈，相信它的教授们，只因赖它谋生”。（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Volume 4）无论是年少智识悱发时，或是年老思虑幽深时，艾略特一如既往地认定，白璧德在哈佛大学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发现他是位伟大的人物。

艾略特看似相悖的态度，实为那代人特为常见的精神困境。艾略特维护人文主义，只因他明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化，是萧伯纳、罗素、杜威、达尔文、赫胥黎驰传天下的文化，缺丧人文主义，制衡现代危机的关键力量随之失丧，也深知欧战之后，许多人恐惧破碎与虚妄的精神生活，渴欲恢复内心秩序；艾略特有所惑于人文主义，源于两希文化长久共存的争议。

这两种态度虽各有缘由，却映现出不可忽视的关键现象：身处启蒙思想、科学主义横流的时代，有一批人迫切地追寻能够规训本性的律例，以便应对时代问题。他们既需要共融两希传统，又需要应对各种新主义，如何融合前者，驳斥后者，此等任务，诚为艰巨。在缺丧神性的启蒙时代，一大批人辗转于各种主义，劳苦终身，诸事茫然，终于无所成，两希文化纵有分歧，但凡为人纳受，便有重焕新生之机会，填偿人的精神虚空。因为白璧德等哲人视所有主义虽万殊而同为一本：皆为祛除神性、规避神性的主义。他们致力于精神转向，相较早期时代的哲人，难度剧增，因为他们已然失丧遗风故俗的支持，失去了一大批受传统思想陶铸的人群，他们只可依靠自身，或者倚靠一小批人。

回溯十九世纪的英国，白璧德崇奉的人文主义者阿诺德虑及哲学新星们对传道者嗤之以鼻，而忧心忡忡。新旧思想互为异见，阿诺德顿然无措，意志委顿而深感痛苦，眼见“一个世界已经死去，另一个无力而生”，孤独又彷徨。一战后，老辈们渐次丢失权威，年轻一代尚未寻得出路。凭借《荒原》享有盛名的艾略特，在此精神遭际下皈依了宗教；美国内战的兴与亡，让白璧德毅然从一位浪漫主义者转而成了保守的人文主义者。血腥的战事使得人心丕变，精神与信仰问题特为尤甚。

一八八五年，白璧德入学哈佛大学，迅疾地纳受古希腊学说及东方思想，自行脱于战争蔓衍而出的精神虚无。他心驰神迷于柏拉图对话集、亚里士多德全著及苏格拉底的言辞方式。一位迷途者委身于经典，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信仰。另有白璧德的父亲谈论佛教，白璧德继起而广览佛学，研习之，认肯卓伟的佛教精神，并英译了《法句经》（The Dhammapada）。待到大二，他似乎活得离群索居，自觉与同龄学子谋求的生活迥异，兀自走了一条明摆着的殊途。大三学年，他与朋友并同航行，休学一年，去往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找寻不同的文化。每到一地，辄苦练当地语言。待到毕业，不消说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及德语，一些梵文他也已习得，可游刃于各国经典，从事比较文学。他坚信，文学研究诚非远离日常世界的避难所，而是他应对时代问题的严肃工作之一。

一八九五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白璧德首次批评了浪漫主义运动，严词责备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扬传这位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耗损且瓦裂了西方文明。《什么是人文主义》是白璧德阐述人文思想的第一篇演讲，也是他应对美国新潮流的檄文。自此，白璧德力行志业，给外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身份：一位保守的人文主义者。

“又是卢梭，真是没完没了了！”全赖白璧德机敏而严肃的性格，涉及重大话题时，他启口开言便是俏皮的讥讽。在《卢梭与浪漫主义》的原序中，白璧德用玩笑的口吻道出了毕生所为。他当然记得，这是他把卢梭放在被告席上的第四部著作，以后还有第五部、第六部，“没完没了”。他连续著书，出版《文学与美国的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法国现代批评大师》（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1919）和《民主与领袖》（1924）。这些重要著作皆内蕴一位不言自喻的终极敌手：让-雅克·卢梭。

白璧德撰写的系列著作所论各异，目的却同一：力驳卢梭把物性作为人的道德立足点。一战前夕，美国学界研究卢梭的著作与日俱增。白璧德眼见学者和政治家迷醉卢梭的学说，预感此现象或许是“不祥的预兆”。卢梭因其声誉远播，个人影响已超拔常人。他常常代表了一场浪漫主义运动。反对者和拥趸看待卢梭的态度迥异，源于处理这场运动的方式不同。白璧德追溯浪漫主义潮流：肇始于十八世纪，壮盛于十九世纪。其间，哲人深耕思想，著作迭起，铺设了现代人的生活。至于卢梭，其说尤为关键，影响了大部分现代人的所思所为。为了爬梳现代危机的来龙去脉，白璧德敛神聚焦于卢梭。

值得白璧德尽其一生对付的卢梭，是个多变的对手，难得一见的奇才。白璧德屡次谈及，卢梭这位哲学家最是心神不一，充满矛盾。两极化的卢梭，或感情泛滥，写《忏悔录》《对话录》《新爱洛漪丝》；或极为理性，写《社会契约论》《论不平等》；或宣称高贵人的野蛮、野蛮人的高贵；或大谈“爱世界”，又抛弃子女。白璧德从未批驳卢梭为全然失策的哲学家，承认卢梭身怀刺透时代问题的能力，值得终生关注，转而言及卢梭力图为时代诊脉，却给出了错误的药方。

实际上，哲人们不得不尽己所学为时代把脉。白璧德面对时代问题，也在思量着给出怎样的药方，阿诺德亦复如是。“就旧秩序和现代精神之间的冲突而言，他又能感觉到他的心和脑不属于同一个人。”白璧德不曾讳言阿诺德长期以来的精神困境，也道出了人文主义面对的现代危机：旧秩序与现代精神的冲突。白璧德讲论，人的生活受三种法则约制：神律、人律与物律。人受两种意志抟控：更高意志（higer will）与卑下意志（lower will）。卑下意志受本能和欲望管控，更高意志则可以救拔人的精神，以免人堕入本性的深渊。倘若人们祛除更高意志，完全依照物律生活，便陷入了“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扭脸逃避事实，未曾邂逅候迎已久的美好未来，却遭逢了现代危机。

白璧德讲谈阿诺德，亦在躬身反照自我。他们的继承关系显现于白璧德所撰的《马修·阿诺德》。白璧德定言，身处十九世纪，阿诺德立志成为“活跃且积极的人文主义者是极其罕见的成就”，在英国如是，在整个欧洲亦复如是。同样，由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白璧德立志成为“活跃且积极的人文主义者”，也是罕见的成就，在美国如是，在全世界亦复如是。

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拉塞尔·柯克（Rnssell Kirk）著书以证断言为真。柯克大费心血地梳理了保守主义思想的谱系，阐明“英国和美国的那些坚守传统和古老建制的思想家”早已知晓：现代精神显露出了一场现代危机。他们遭逢“一锅端式的变革”，社会变动，道德和精神也萎靡。这种激进思想主宰了十八世纪以来的潮流。白璧德正是柯克所建谱系中的一员，且是一九一八年以降，在美国“坚守传统和古老建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柯克一语点出：在变革中保守永恒。保守的人文主义者相信有一种神圣意志督催人们认同并力行多样且神秘的传统生活，相信一个社会若能冠以“文明社会”，那它必定涵育着人们无可或缺的内心秩序，相信那些内蕴教养的遗风故俗能够制约人性的败坏，相信更张社会之必要，也相信“一锅端式的变革”之危害。白璧德明示，变革-永恒之对立实为旧秩序中的道德问题与现代激进文化之对立。是否承认神性，是否以神性、人性和物性的三维视野看待人的生活，诚为二者之别。

二、人文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方式

“英国人擅长批评吗？”白璧德研习法国批评家，也披究英国、德国文学批评家。他在《法国现代批评大师》一书中抛出这个问题，意在询问“何谓好的批评”。他称引比喻：有人从大酒桶里舀出些酒，桑丘祖上有两位品酒家尝之以舌，闻之以鼻，品出了钢铁和羊皮的味道。酒家辩护酒干干净净。不料，酒尽之时，木制的桶底惊现一把小小的钥匙，它绕在熟羊皮上，锈迹斑斑。（《堂吉诃德》）他援举此例以示英国文学批评满含想象、内蕴热情，法国文学衷爱批评理论，唯有德国的歌德兼有两者，既吸收了文学传统，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接。白璧德高呼：“我们应该恢复自己的文学传统意识。”他意在询问，人文主义者如何在文学领域应对现代危机呢？

在《法国现代批评大师》中，白璧德批评的法国批评家文才显于十九世纪，名声远布。至于古典的思想，他们或是承顺之，或是叛离之。他们各尽其才，深耕己见，构成了十九世纪的思想大网。白璧德之所以重视这些批评家，全赖于理解了这张思想大网，或可理解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思想的核心。

白璧德首选的批评家是斯塔尔夫人。精虑于此：一八〇一年，斯塔尔夫人的著书《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面世，不必遑论它是否足以留名青史，却可详论本书章明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家不再聚焦于纯然理性的批评，转而专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白璧德着力批驳的批评方式有两种，其一便是纯然理性的批评。白璧德无所讳言：哲人利用纯粹理性创建的哲学学说恐是“空洞的范畴”，稍不留神，便与现实无涉。形而上学的批评极为轻易就可摇身变为无生命的批评，使得知识变为机械的材料。知识不当只是知识，理性不当只是理性。它们不应独立出来，变成“纯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