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43度

勒马，本名宋德山，山东桓台人。作品见于《厦门文学》等。

7月4日

很长时间以来且尤其是在这几天，我的膀胱越来越像是个在做重力加速度运动的铅球似的吊在我的胯骨上，像个定时炸弹似的藏在我的小腹底下，我在想如果它哪天在我体内爆炸开来，我这尚未进化完全的大脑是否能免于一劫。

在我痛得倒在地上叫苦连天地呻吟之前，我从没试想过要借助于那些高科技的医疗器械以及那些态度恶劣的专业医生们的专业知识来治疗。我痛得倒在地上，蜷缩着这具从未尝过禁果的躯体，侧卧着让身体接触地球最真实的温度，用手捂住盛满尿液的那个肌肉做成的容器。我仰起头，视线穿过“小鄂尔多斯书店”的门口，直抵鼓楼街上的沥青路面以及路面上那些有头无脑、没有任何同理之心的碳基生物，于是我忽略他们，让视线穿过被丁达尔效应所囊括起来的空气，与远处舞动着的鼓楼拥吻在一起。

鼓楼，人们都知道北京鼓楼、西安鼓楼以及南京鼓楼，我们呼和浩特的鼓楼却像是个陪衬似的畏畏缩缩地躲在它们盛大光环的阴影里，没有任何值得被媒体报道的存在感。为什么每天的新闻联播或是那些滥竽充数的纪录片里不着重介绍一下我们的鼓楼呢？我每天坐在收银台这里看书时，都能看到那鼓楼像是个衰老的精灵似的在翩翩起舞，它太优美了，可是它确实也快死了，马上要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垃圾世界里死了。

我决定吃过午饭后去趟医院，但这只是理想条件下的理想行动，因为我现在他妈的连站都站不起来。我想，从那凌驾于一切的、卑鄙无耻的上帝视角看下来的话，我一定像是一条被命运踩扁的蛆。幸亏斯郎拥忠看到了我躺在地上，他急匆匆地跑进我的书店，把我搀扶到书店后面我用来午休的小房间里的床上。他是隔壁五金店的店主，今年五十六岁，比我大九岁。在隐约之间（因为在躺下来之后我就不受控制地昏厥了过去）我听到他说他得带我去趟医院，要不在那种没有任何急救措施（说实话我觉得我压根还没有虚弱到需要急救的地步）的情况下我会有极大的概率猝死过去，到时候他不但不会因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壮举被授予荣誉锦旗，反而会因为无法排除的嫌疑而被当作嫌疑人捉拿归案。我听到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等到我再醒过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我有幸翻阅过一本关于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兹·塞梅尔魏斯的人物传记以及安德雷亚斯·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在那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医学无用论”的极端思想。耽溺于此且几乎是将这种狂热发挥到歇斯底里的人类，运用其通过忍饥挨饿以及遭受精神摧残而发明出来分类学又发明了门纲目和科属种的抽象概念，在我看来，这种概念从被发明开始就难以避免其掩人耳目的诓骗性质，因为人类的注意力将随着这种层层递进的囊括关系逐渐凝聚或是放大，这种严格的分门别类的习惯永远地剔除了生物本质的美感。医学研究了人类的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以及淋巴系统等，通过往这些脆弱且不堪一击的生理构造里注射他们按比例调配出来的化学激素，他们成功延缓了这些系统的离奇崩溃，同时也纵容了那些人经久不衰的矫情和无休无止的自欺欺人。但是我知道，我的这种理论也是自我臆想的胡扯，毫无科学根据，能够反驳我的人可以轻松借助炭疽病和鸡霍乱时期的科学成果来辩驳，说不定还能牵扯上路易斯·巴斯德或是罗伯特·威尔金斯等人的某些生物学说和学术专著，比如否定微生物自然发生说、适应辐射进化观、《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以及《伤寒杂病论》等乱七八糟毫无逻辑的东西，而不管他们那由着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意识的辩论与我的观点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

但是我终究还是像垃圾似的被丢进了医疗系统内部，我想就算我的膀胱没有把我杀死，我也迟早会溺死在医院的次氯酸钠的恶心气味里。我是个遗世独立的、膀胱疼痛的男性精灵，没有翅膀，因为生物进化论之类的论调不允许我长出羽翼，更不允许我跟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之类的东西扯上关系。我睁开在我清醒之前就已经水肿了的眼皮，那些呛鼻子的琥珀色、胡粉色瞬间被吸进我的瞳孔里。在某些难以为继的、摇摇欲坠的瞬间里，我甚至能听到空气里的尘埃相互摩擦的爆裂声，也能感受到那些非自然的灯光在向着我最脆弱的意识蔓延。我逐渐无法控制我的躯体，我逐渐变成人类工业制成品的奴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某些闲来无事的神仙在某个酒足饭饱的下午比照那些动画电影里的配角制作出来的仿制品。我并非蓄意地妄自菲薄，这种感觉就像是性高潮带来的心理快感那样油然而生，却没有性高潮那样给予我含量适中的多巴胺。我真的醒来了，我看到斯郎拥忠坐在病房的休息椅上打盹，我摸了摸裤子口袋，手机还在，我拿出来看了看时间，是晚上的九点五十四分。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皮打开的声音惊扰了他，他也紧接着苏醒了过来。他表情痛苦地（这种罕见的表情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一种阴谋论者的狰狞气质）跟我说，我被诊断为膀胱癌，护士说我随时可以出院离开，因为主治医师下结论说我已经没有十天可活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瞬间的想法是去他娘的，老子说不定只是尿道炎之类的小疾病，这些整天神经敏感、写字飘忽、专门用某些专业的名词坑蒙拐骗的人没一句实话。但马上我又开始分析这位未曾谋面的主治医师为何有如此自信，尽管我对他们秉持过转瞬即逝的敌意，但我最终还是屈服于他们那几乎完全流露在皮肤外面的权威。我想我的膀胱可能已经在腐烂了，我想我可能马上就要尿不出来任何东西了，我想我是否还有喝水的必要呢？见我默不作声，斯郎拥忠问我要不要回家去。紧接着我看到他开始去叫护士来帮我拔掉氧气管和手臂上正在输的营养液，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刚才对他点了头。

又是“小鄂尔多斯书店”，我站在门口眺望远处鼓楼那模糊不清的轮廓。斯郎拥忠说他明天还会来看望我，他劝我想开点，但我知道这种安慰全是囿于礼貌的一派胡言。我没有回家去，我决定在“小鄂尔多斯书店”度过所谓的仅剩的生命。

7月5日

凌晨四点二十分，我突然惊醒，发觉口腔溃疡已经搜刮了我口腔内的所有神经网络，我感觉自己的上皮组织正在经历一场秘密的、奥斯维辛式的大清洗运动。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在这个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和平社会里要连续经历两次纯粹的病理性灾难，我现在希望自己能有幸作为什叶派穆斯林血祭仪式上的祭物，去纪念人类共同的侯赛因，去把我所具有的通情达理上供给伊斯兰教的神仙。如果不行，那就把尼诺·曼弗雷迪的死魂从卡斯特罗棣的墓园里请来，借着他那曾饰演过刽子手的身份惯性把我的疼痛神经都给切除掉。

达官显贵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这种呈现趋势化的推崇正是当下无产阶级群体所惧惮的地方。有种不可否认的说法是，清醒着的穷人建造了现在的地球。我曾经怀疑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每当看到那些专门掠夺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们开始吸食人血，我就为自己曾经的怀疑态度而感到羞愧难当。像我一样，那些清醒着的穷人在某天注定会意识到马尔萨斯陷阱对他们造成的潜在威胁，届时墙倒众人推将会是一种新式的道德绑架手法。

我没有相信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理性，因为我始终认为优胜劣汰只适用于大脑进化不完全的生态系统而非人类社会。其后来在经济领域的衍生品之一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中，布拉德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阐述了奴隶制能产生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虽然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热议，但这在另一层面上也反映了自由经济的恶心之处。詹姆斯·布坎南在《导论性分析》说要在这种自由竞争体系中引入政府调节机制，但并非要取而代之，仅仅是为了让那种个体竞争带上人道主义色彩。就我而言，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解析出这些所谓高级的经济理论在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先进内核，我肉眼所见的皆是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在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做掩护。如若我们没有超凡脱俗的、跨越阶级视角的辨识力，我们就永远只能身陷资产阶级弥天大谎的囹圄之中，以不可多得的贪婪姿态吸食着他们丢到社会里的残羹剩饭，还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地嘲讽那些忍饥挨饿的人们的愚钝，殊不知我们所消化的残羹剩饭里满是我们见都没见过的病原体（这又恰好而充分地说明了我们没见过任何世面）。我们蠢就蠢在永远都跳不出自身阶级的视角，还认为这是合理的。

在我醒了之后，我各吞了一个阿莫西林胶囊和螺旋霉素片，然后打开书店门，坐到了收银台后面。我开始思考这唾手可得的死亡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几分钟后，我并没有思考出任何结果来。我的膀胱在整个上午都没有任何奇怪的反应，有的只是憋尿到极致的迫切和撒尿之后的浑身轻松。我还是不相信我就要死了，“膀胱癌晚期”这几个陌生的字眼对我来说简直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威胁性，我甚至还觉得这个专业名词附带着一种新鲜事物的美感——尽管这样带有主观偏见的说法听来有些惨无人道，但确实是我纯粹且无污染的肺腑之言。下午的时候，斯郎拥忠给我拿来了一大袋子水果，里面有黑布林、车厘子、香蕉和火龙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提前做过功课来确认一下我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些水果的营养，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一番好心，而且他只是我所谓的邻居，我哪敢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呢？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阅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以一个癌症晚期患者的身份体会太阳能技术、遗传工程、通讯技术、DNA双螺旋结构以及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概念。很可惜我已无缘见证这些理论概念和实际技术的指数式发展了，“摩尔定律”那种带着敷衍塞责的嫌疑而又不可否认的东西对我而言将永远是抽象概念，想到这里，我不禁开始心寒，同时因感到自己正像是只蚂蚁似的被时间给捏死而感到恐惧。我那该死的膀胱啊，我那该死的功能失调的抑癌基因啊，那该死的侵犯我尊严的癌细胞啊，我想它们选择我那全是肌肉的膀胱作为根据地一定有它们特殊的理由，但是据那些医生所说，我的（这该死的、几乎是唾手可得的）癌症绝大部分是遗传因素导致的。是这样吗？或者不是这样吗？我爸妈都没有得过这种烂病，这种该死的烂病就像是仇人似的找上门来。我只能相信那些医生，因为他们那些潦草飘忽的诊断书是对病因解释的唯一来源。但他们说得也有道理，毕竟我既不抽烟也不酗酒，我是那种正统意义上的博闻强识之才（虽然这样难免自吹自擂，但谁又会怀疑一个书店老板背地里是浑身不良嗜好的地痞流氓呢），或者说是没有任何存在感的正人君子。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存在感，我们才能往我们的身份上赋予诸多意义，我们才被给予了选择任何阵营的自由。

也许我明天就醒不过来了，我在闭眼的时候这样想到。

7月6日

但我他妈的又醒过来了。当我做好赴死的准备时，死神又爽约了。

上午在电脑上看萨拉·加夫隆的电影《妇女参政论者》。海伦娜·卡特总让我想起她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的食死徒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的打扮，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她是否会在调制药剂的过程中突然使用那种黑魔法。梅丽尔·斯特里普比起当初她在《廊桥遗梦》中的形象已经显现出了不可逆转的沧桑，但她在举手投足间依旧具备那种阿尔忒弥斯式的古典的绝世美感。但无论如何，不管她们的相貌因细胞老化或细胞病变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终究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回到她们所饰演的女权主义者身上去。可是这种注意力并非是经久不衰的，相反这种从我身上分泌出来的注意力的稳定性要远低于平均水平。是啊，谁他妈的会专挑这种弥留之际去欣赏一部改编的传记电影呢？这种时候不是应该仰望天空为即将到来的死亡做好心理准备吗？

下午膀胱开始疼痛，与其说是膀胱，不如说从我腹部开始的整个下半身都处在一种断断续续的麻痹状态中。我觉得我就要不行了，躺在床上开始后悔没有买上点止痛药，但这也怪不着谁，因为对于某个注定要死去的人，谁还会费尽心思力图挽救呢？况且我甚至不想自救。

那栋鼓楼属实太普通了，它没有那种富丽堂皇的深绿色琉璃瓦装潢，没有画栋雕梁（至少在外面看来是这样），顶部也没有鎏金宝顶，有的只是那种供过于求的、缺少显著特点的飞檐翘角。所以当我情绪恶劣的时候我甚至会怀疑这栋建筑物是某个蹩脚的三流建筑师设计的仿制品。但当我情绪好转的时候又替它感到一种跨越物种式的欣慰，毕竟它占据了挤满我脑袋的对死亡的恐惧的地盘，替我打发了时间。

晚上我们压根看不见它在哪里，黑暗里的它就像是个没有实体的怪兽似的神出鬼没，我找不到它。也罢，我也没有想要找到它。

7月7日

下午的时候，有个女人来买瑟琳·席安玛执导的《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中法文注解版剧本。她看起来有三十六七岁，琥珀色的肌肤和矩形的额头使她看起来像是电影里的阿黛拉·哈内尔，甚至在她不经意的、总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中的举手投足以及言行举止里都泄露出了那种相似性。她穿着一件缀满颀长而微小的葡萄紫色唐菖蒲花的白底薄纱连衣裙，我甚至都能从她的后背瞥见她深色胸罩的背带。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普里蒙菲欧蕾柠檬油的甜味，这种甜味以一种恶劣的情调吸引着我疲惫的眼睛——我要澄清，我并不是对她产生了那种龌龊的、该死的、击溃我理智的性欲，而仅仅是被她那种独特的活泼气质给吸引了——我的眼睛追随着她在找到《燃烧女子的肖像》剧本前的所有行踪轨迹，想要走过去帮她达到目的，而且我也的确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