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峰顶到峰顶

对于18岁的徐卓媛来说，2023年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历史性突破已经成为过去。一年前，她再次出发，投入“7+2”全球攀登计划中。“7+2”是指攀登七大洲各自的最高峰，并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7+2”的9个点代表的是地球上各个坐标系的极点，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

2023年登珠峰时，16岁的徐卓媛成为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最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员。2025年新年，18岁的她讲述了这一珍贵的经历，她说：“那是大自然教给我的最生动的一课。”

筑梦

准备登珠峰的过程中，有很多煎熬时刻，最煎熬的是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时候，爸爸感染了肺炎，差点肺水肿。他只能坐救援直升机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爸爸回去以后，我和其他几个队友继续往上冲，妈妈很担心，希望我撤下来。

我没想过撤，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每天早上6点30分起来上学，放学就训练，训练完还要上晚自习。仅针对性训练就进行了一年多，我要穿着10公斤的负重沙衣爬楼，还会在腿上各绑6公斤的沙袋，跑10公里或者做深蹲。

珠峰南坡的大本营在海拔5300米至5400米处，登珠峰前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都要去云南、四川等地登5000多米的山峰进行拉练，适应海拔。而且，我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之后，徒步走到珠峰大本营，走了7天，好不容易走到了，不可能上都不上就撤回去。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珠穆朗玛峰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爸爸曾在2007年5月登顶，是湖南省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我1岁的生日礼物是爸爸登珠峰时背的氧气瓶，家里到处是雪山的照片。

小学毕业那年，爸爸送我的毕业礼物是青藏线—川藏线的自驾之旅。那次路过四姑娘山时，爸爸就带我登上了四姑娘山的大峰。对于一个南方孩子来说，那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8月盛夏，我在山上看到了雪。从那以后，我开始向往雪山，我要作为攀登者，到珠峰上面看一看。

一个12岁的小孩说要登珠峰，不会有人当真，但爸爸相信我。初二的假期，爸爸带我去参加中国第一届珠峰攀顶登顶者大会，还跟前辈们一起攀登了奥太娜雪山。我们凌晨3点出发，有一个前辈很快就下来，还和爸爸一起吃了早饭。我到下午一两点才下撤，我意识到差距是如此之大。

初中3年我一直在读书，并没有太多时间训练。高一完成学考以后，我报名登慕士塔格峰，开始为登珠峰做准备。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对于登山者来说，是通往珠峰南坡的一张门票，能否登顶这座雪山，意味着你有没有资格攀登珠穆朗玛峰。

登顶

我挑战登珠峰是在2023年。5月14日，我从C3（珠峰南坡营地）醒来，最后冲刺的路已经修好，要开始登顶了。C3位于洛子峰的中段，海拔7200米，是个斜坡。晚上睡觉的时候人都会往下溜。那晚我睡得不好，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拾，准备冲C4。这是登顶珠峰前的最后一个营地，海拔7900米。上午9点多，我到了C4，开始准备冲顶。

那天风很大，中午还下雪了。这个时间开始下雪，我们很着急。风刮到8级以上人都站不稳，如果天气再恶劣下去，可能就要下撤。在帐篷里，我听到四面八方的风呼呼地刮。本来我跟一个姐姐同住一个帐篷，“协作”为了安全，跟我们挤到一个帐篷里，这才抵住风。

下午5点多，当时的风大概有7级，我们问了夏尔巴向导，他们登顶过很多次，对风很敏感，会有基础的判断，他觉得没问题，领队决定上。

晚上8点，我们开始冲顶，胸口的拉链上都是冰，拉不动。雪不时把我的氧气面罩冻住，挡住视线，我看不清路，需要“协作”不断帮我拍开。大风吹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隐形眼镜被冻住了，突然掉下来，我以为眼角膜掉出来了。

天很黑，我只能低头往前走，每次一抬头，远处就是一个一个的亮点，我以为那是走在前面的人戴的头灯。“协作”告诉我，前面没有人，那都是星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离星星可以这么近。

走着走着，天快亮了。“协作”告诉我，前面就是有名的希拉里台阶。那是山脊上一条非常窄的路，只能一只脚过。右边有个雪岩，左边就是悬崖，我下意识往右边靠了一下，没想到雪岩一碰就垮下去了。它其实就是薄薄的一片雪，只是被风吹得立住了。

5月15日清晨，我是跟太阳一起到达山顶的，那天只有我上去的那20分钟太阳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攀登的意义——一种自然现象不可能完全属于谁，但在那个时刻，我站在那个地方，那一刻的美景只属于我。我真切感受到，和存在了亿万年的大自然相比，自己很渺小，因为山峰接纳了我，我才有机会站在它的肩膀上欣赏美景。

我举着国旗拍了几张照片，作为一个16岁的年轻人，能把国旗带到“地球之巅”，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青年充满挑战精神的样子，我感觉很骄傲。

下撤

登顶珠峰之后，更令人崩溃的是在下撤的路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人是会累死的。我在前一天晚上8点开始冲顶，第二天早上5点登顶，接着就下撤，又走了一整天，凌晨3点才回到大本营。那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我用了22个小时，中途没有睡觉，几乎一直在走路。

走到后面我的腿好像自动在走，但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冷，可能会失温。走到昆布冰川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大家几乎都选择在C2休息一晚再下撤，但我太想回去了。

昆布冰川是登珠峰最大的挑战之一，它位于珠峰大本营和C1营地之间，是一种移动性冰川，有巨大的冰裂缝和冰塔，有的冰裂缝可以靠自己跨过去，还有很多需要借助横梯通过。横梯非常窄，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人在上面爬，下面就是几十米、几百米的裂缝，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协作”陪着我，我感觉很孤独、很委屈，边走边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太累了，整个人很恍惚，我就问“协作”，来的时候没走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可是我说的是中文，他也听不懂，但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把中文翻译成英语了。我看着他，不停地说：“太远了，太远了！”他说：“不，不。”就这么一来一回地说，我好像就只会说这一句话了。

走到营地时，领队来迎接我，我觉得不真实，只记得一大群人拥上来，耳边非常嘈杂，但我已经失去意识。我几乎3天没合眼，其中两天还一直在走，我甚至没力气走进自己的帐篷，就在大帐篷的一个沙发上睡着了。

下撤途中，包括回去以后，我想过以后再也不登山了。从珠峰下来，在加德满都醒来时，我浑身痛得下不了床。但很奇怪，不到一个月，我就又开始新的计划，想要完成“7+2”。

再出发

妈妈本来以为从珠峰下来，我的登山计划就完成了，当她得知我还要完成“7+2”时很崩溃，但还是决定支持我。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她陪着我一起走过好几个地方。

2023年12月27日，我们俩背着30公斤的行李朝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出发。这一路妈妈很辛苦，这座山和我之前登过的山不一样，一直下雨，特别潮湿，我们的防潮垫、背包都湿了。上山才两天，妈妈的膝盖就受伤肿了，我一直跟在她后面，陪着她慢慢走。在山上，我是照顾她的那个人，甚至可以作为她的半个“协作”帮助她登山。但她还是会不自觉地担心我，其实她忘了，在这方面我比她更有能力去面对。

2024年8月，我们又一起去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中间有一段山路很不安全、很陡峭，路绳又打得不好，我看到妈妈的腿在颤抖，她很害怕，但很坚强地完成了。

我问她，为什么想登山？妈妈的回答是，她觉得登山很苦，但既然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就想看看登山为什么能吸引我，想吃一下我吃过的苦。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执着于登山？或许是因为登山让我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我向往大自然，不想把自己困在屋子里，那些通过攀登感悟到的道理能让我终生回味。比如放弃，这是攀登者最难学会，也是最需要学会的。

很多时候，有些人可能有登顶的力气，却没有下撤的力气。每年都有人在下撤时，因为体能衰竭遇难。这些极限运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生死，我能在十几岁的年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大自然对我的生命教育。我更能理解那句话：对攀登者来说，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

2024年，15岁的艾力库提登顶珠峰，打破了我之前创造的纪录。很多人问我，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其实不会，我们俩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我很开心，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攀登行业，这能反映出我们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面貌。我相信，这个行业也会因此发展得越来越好。

（芳 草摘自《北京青年报》2025年1月9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