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意未歇”：东坡与他的毗陵故里

常州古称“延陵”“毗陵”，曾为季子封邑，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这里儒风昌盛，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百姓富庶。古老的大运河穿城而过，见证了常州从往昔的农耕文明一路奔向现代化的辉煌灿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走出眉州老家，于宦海风波中择毗陵为故里，在此买田置地。他一生与常州文人交情甚笃，盛赞常州人的君子风范；他北归后千里跋涉，终老于此，为常州留下了千年文脉与无尽追思。

一

宋哲宗元符三年，九死南荒的苏东坡得到朝廷赦命，从儋州北归。途中经过反复思量，决意归常。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毗陵我里”，是东坡把常州视为家乡的明证。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现任会长赵世平曾说：“苏东坡一生漂泊沉浮，自走出眉山，足迹遍布十多个州县，不是被委任做官，就是被贬谪居住，皆为朝廷调遣。唯独定居常州、北归常州退休，是他自己的选择。” 从此意义上来说，常州有别于任何一个与东坡有渊源的城市。

苏轼与常州结缘极早。踏上常州的土地前，苏轼在嘉祐二年琼林宴上结识的常州人蒋之奇、单锡，熙宁四年外放杭州通判途中热情款待东坡的扬州知州钱公辅，都向苏轼描绘过家乡常州的风物人情。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在宦途中路过常州，登岸小住，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了常州秀美山水，然行旅匆匆，留下了许多遗憾。熙宁六年冬末，润州、常州遭遇旱灾饥荒，苏轼奉命赈灾，于除夕傍晚行至常州城东通吴门外，因不愿打扰地方官民而在船上过了一个除夕之夜。常州城远望灯火阑珊，苏轼内心百味交杂。野宿的凄凉、岁末的感怀与思家的苦楚侵扰着他，只有依稀灯火给了他一丝慰藉，他挥笔写下“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的诗句。而此后半年间，赈灾的苏轼真正走遍了常州各地。常州山水与民风也越来越吸引他，使他产生了在此地求田问舍，与常州长久相依之念。“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在给杭州太守陈述古的诗中他如是说。

美好愿望的实现总是伴随着曲折。但苏轼大概也不曾料到，这期间的曲折竟是如此漫长而沉重。元丰二年，他因“乌台诗案”于湖州任上锒铛入狱。“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后，侥幸不死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是苏轼悟道的“龙场”，在这里，他开始有了东坡之名，也开始有了旷达之姿。“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人生如梦，又何必执念？元丰七年，苏轼虽迎来了朝廷量移汝州之命，却更坚定了在常州买田定居的决心。当年九月，在蒋之奇等好友帮助下，他买下常州宜兴黄土村的一处田庄 （北宋宜兴为常州所辖）。东坡心安意满：“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楚颂贴》）买田之后，东坡随即上《乞常州居住表》，次年正月，又写《再上乞常州居住表》。二月，苏轼终于等到朝廷批准，率全家抵田庄。至此，距离他在熙宁七年初起求田问舍之念已过去整整十年。

而十年的曲折还不够。一个月后，京师调令送达常州，苏轼被起复朝奉郎知登州，无奈与不舍中再次踏上宦途。常州目送了游子的远行，也静待着游子的归来。这一等，又是十五年。

经过元祐年间的朝官与各地守官生涯后，东坡迎来了更为凶险的遭际与磨炼。哲宗绍圣元年，他被远贬岭南。将长子次子与家眷安顿在常州后，东坡仅带三子苏过与侍妾朝云前往惠州。惠州第三年，朝云染疾而逝，到第四年，东坡又接到朝廷将其贬往海岛的敕令。“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海风吹拂着东坡斑白的鬓发，他独自叩问命运，思索归途。“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念此可一笑。”坚韧的内心支撑他等到了“苦雨终风也解晴”的日子。元符三年朝廷大赦，东坡于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归，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长途跋涉。他经雷州、廉州、康州到达广州，在广州停顿一段时间后，又过韶关，越南岭，至赣州，经南昌，进入鄱阳湖，再沿着长江而下。途中他放弃了与弟弟苏辙在许昌团聚的打算，决意归常。

北归的旅程历时漫长的一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十六日，东坡沿运河抵常州，受到常州百姓沿岸夹道欢迎。他欢心且疲惫，路途劳顿和暑热天气让年迈的躯体不堪承受。所幸的是他回家了，他的毗陵故里终于等到了游子归来。住进钱世雄为其借居的孙氏馆后，苏轼随即向徽宗皇帝请辞退休，呈《乞致仕状》曰：“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欲望朝廷哀怜，特许臣守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在家人和好友钱世雄、维琳长老的陪伴下，在毗陵故里的温暖怀抱中，一代文豪平静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六岁。

二

“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这是熙宁七年苏东坡为去世的钱公辅所写哀词中的句子。东坡对常州的选择，最大的因素当来自他对常州君子之风的认可，其源自延陵君子季札，具有谦逊、守信、博学、刚正等内涵，延绵后世，从未断绝。作为君子之邦的常州，与具有君子人格的苏轼，在精神上有高度的契合，他们双向奔赴，成就了常州与东坡的相遇。

早在琼林宴上苏轼与蒋之奇相见时，听蒋之奇列举宴上诸多常州籍进士，苏轼便由衷赞叹季子之乡人物鼎盛。季子留给常州的不仅仅是崇儒重学之风，他三次让国，躬耕于舜山，淡泊名利；他挂剑徐墓，信守然诺，珍视友情；他听乐观风，知政兴衰，才华出众；他出使列国，评论时势，见识不凡。苏轼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师吴季子，守节到晚周。”“季子德信于吴人，而言行于其国也。” 延陵遗风，泽被后世，作为君子之邦的常州给予了苏轼极大的善意。终其一生，苏轼与常州人的交往和情谊从未间断，其中包括胡宿胡宗愈叔侄、钱公辅钱世雄父子、蒋之奇、苏舜举、丁骘、单锡单锷兄弟等同年、葛延之、陆元光、钱顗钱颖兄弟、邵梁邵民瞻父子等。其中胡宿是苏轼当年殿试策问的考官之一，蒋之奇是帮助苏轼在常州买田的重要人物，单锡更是与苏家结成了姻亲关系。而钱世雄与苏轼的友谊从中年到晚年，不仅与苏轼在党争中祸福与共，在苏轼贬谪时给予极大帮助，更一力促成东坡北归后定居孙氏宅，并照顾苏轼走完生命最后一段历程，可谓常州君子的典范。

钱世雄为钱公辅之子，在苏轼任杭州通判与湖州知州期间，钱世雄皆与之同事。“乌台诗案”中，与苏轼相关的多人被牵连而受处罚，钱世雄名列其中，被处以罚铜二十斤。经此变故，许多故交好友出于畏祸心理避之不及，“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苏轼在黄州这样写道。而钱世雄与他依旧保持书信往来。哲宗即位后，苏轼过岭南贬居惠州，当时的处境是“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况味牢落”（《与林天和》）。由于路途遥远，东坡与留在常州的家人也失去了联系。时任平江府通判的钱世雄委托苏州定惠院僧人卓契顺带去书信和药品，并为苏迈稍去家书，这一举动让钱世雄付出了被罢官免职的代价。后来苏轼再贬海南，孤寥穷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钱世雄仍尽最大可能给予帮助，与之书信不断，并寄送药物。至苏轼北归，钱世雄帮东坡联系好可供全家人居住的孙氏馆，并亲自迎候于奔牛运河土坝，接苏轼“回家”。苏轼病重期间，钱世雄每日赶来照料，直到其安然离世。钱世雄对苏轼的情谊，超越世俗，不计利害，有始有终，不愧为苏轼的挚友，也不愧为常州“君子之邦”的一员。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载了东坡去世时的情景：“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常州士民对东坡的爱戴，并不仅因其高官与文豪的身份，更敬重其君子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轼博览群书，积极进取，有着远大抱负，同时又能够在仕途挫败中抱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乐观豁达；君子仁爱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东坡笃爱家人，善待朋友，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即便是对那些与其政见不同并曾经打击过他的政敌，也能以宽容仁厚之心对待；“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无论在朝或是在野，无论为官抑或为民，东坡皆行善有为，尽其力所能及，既有身为士大夫为国为民的责任心，又有其作为“人”看待芸芸众生时的悲悯心。东坡的君子人格与常州的君子文化两相契合，成就了东坡的常州情缘；此后，东坡的精神遗产又融入常州文化之中，成为常州地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清代诗人龚自珍曾盛赞常州文化之盛：“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之教育发达，人文荟萃，即便在当时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东南地区，亦无与匹敌。其科举人才之盛，正是自从宋代开始。当代学者叶舟在《常州：名士部落的千年文脉》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苏轼与杨时对常州文化的重要影响：“宋代的常州虽然科举兴盛，但是如果没有杨时和苏轼，常州的文化也许会是另外一个走向……苏轼和杨时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后最重要的根基，在家家重诗书、户户重教育的基础上，使得常州的学术在日后迎来了全盛期。”

可以说，常州的千年文脉正是在“景苏文化”中形成的。由宋至清，常州至少有三次影响极大的“景苏”热潮。第一次是在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常州郡守晁疆伯在苏轼终老之所孙氏宅遗址建“苏文忠公祠”，并请晁公武撰写《东坡先生祠堂记》。此祠从1172年建成供祭祀瞻仰，一直到元末毁于战火，前后存世近两百年之久。第二次在清代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苏轼仙逝常州六百周年的忌日，常州士人兴起了大规模的祭祀东坡活动。而在四年之后康熙第五次南巡，乘舟于常州毗陵驿登岸，入朝京门早科坊苏文忠公祠，并题“坡仙遗范”匾额。第三次在清代嘉庆二年（1797年），此前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三次登临常州东坡舣舟亭，留下“玉局风流”匾额及六首题诗。常州文人在嘉庆二年陆续开展了以景苏为主题的文化雅集，留下大量诗歌作品，其中即包括洪亮吉与赵翼等文学大家。

在“景苏文化”氛围中，常州名士辈出。苏轼终老之所孙氏宅元末毁于战火，明代中期复建后借紫藤盛开之意命名为藤花旧馆。藤花旧馆所在的白云溪南畔前后北岸，从宋代开始就为高雅文士所喜，到明清时吸引了诸多文化家族在此定居，如赫赫有名的唐氏家族、庄氏家族等。这里诞生了杨廷鉴、吕宫、赵熊诏、庄培因等四位状元；杨述曾、庄存与、洪亮吉等三位榜眼；管绍宁、汤大绅、赵翼等三位探花，获封三品以上大员共计八位，进士出身者不计其数。常州不仅产出的人才数量名列前茅，而且走出去的官员大多刚正清廉，敬业爱民，极少贪腐，是中国古代清官群体的典范。

文艺传承方面，苏轼对常州文士更是有深远影响。如“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诗人群体以及徐永宣、杨述曾、刘跃云、钱养浩、钱济世、钱名世、赵翼和钱维乔等众多诗人，皆以东坡诗歌为宗，经常以其原韵彼此唱和，深受东坡诗学精神的影响，形成了地域性学习、研究、接受、传承东坡诗学的风气。每逢东坡生辰、忌日，常州文人相邀聚会，悼苏、祭苏，代代相传，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苏东坡诗》，对苏轼诗学精神进行了全面概括，给予了崇高评价。词学方面，阳羡词派与常州词派皆受东坡词滋养。阳羡词派起于清初，崇尚苏辛，词风雄浑粗豪，悲慨健举，为清词中兴作出重要贡献。常州词派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晚期则经历了从树立梦窗为典范到全面体认东坡并博采众长的发展过程，主盟晚清至民国初年百年词坛。此外，常州阳湖文派代表作家李兆洛注重才情，倡骈散相间之说，得自于东坡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常州画派开创者恽南田以淡为美，追求高逸之境和传神之趣，这种文艺美学思想也与东坡一脉相承。

近现代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在各条战线上，都可看到常州人冲锋在前的身影。这里走出了史学大家吕思勉、孟森；语言学家赵元任、周有光；实业家盛宣怀、刘国钧；美术家刘海粟，戏剧家吴祖光，艺术大师杨守玉；女教授陈衡哲，中科院院士孟宪民，华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更有瞿秋白、张太雷等为国捐躯的革命者、“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各类英杰豪士，挂一漏万，不胜枚举。他们儿时皆饮过白云溪的清泉，路过藤花旧馆的门首，苏东坡的为人风范，早已进驻常州人的血液和基因，激励一代又一代常州人坚韧而豁达地前行。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当年东坡路过忠州南宾县屈原塔时如是感慨。而东坡对常州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常州人对东坡的景仰与怀念，千年之下亦从未止息。

[基金项目：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江南谪寓文人研究”（23ZWB003）；2.江苏省2024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君子精神’视域下苏轼与常州文人交往研究”（20241146313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