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籍袁晓园女士的“汉字现代化方案”

常州籍现代语言学家中，对我国语文现代化进程有重要推动的除了瞿秋白、赵元任、吴敬恒、周有光等之外，还有一位鲜有提及的语言文字改革者，被周有光先生称之为“女中仓圣第一人”的袁晓园女士。本文以袁女士的“汉字现代化方案”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传播常州名人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二是为常州“汉语拼音之乡”厚植学术根基。袁晓园女士响应毛主席“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号召，创立“袁氏拼音方案”，还因此被誉为“现代仓颉”。

下面，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大致介绍袁晓园女士及其文字改革方案。

一、袁晓园的风云人生

袁晓园女士（1901年-2003年），常州武进人，知名的美籍汉学家，在美国长期教授中文，担任过美国中国语文协会会长、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等。她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是著名的书画家、外交官、文化学者、文字改革家等。袁晓园自幼出生于名门世家，幼名荔官。其曾祖父袁绩懋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进士第二名，曾祖母左锡璇为一位文学才女，曾外祖父曾咏为清翰林，祖父袁学昌为光绪五年举人，其父袁励衡为民国初有名的银行家。袁晓园自幼生活在可谓一书香累世、诗礼相传之家。

少年时期的她，便会吟诗习画，酷爱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因受“五四运动”影响，向全家誓言，要投身革命，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父亲的开恩，不承想却铸就了女儿坎坷传奇的人生。后来到上海，投奔到刘海粟的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但艺术不是她所追求的目标，两个月后，又毅然退学，到了当时颇为激进的南京。在南京，她参加了民国政府中文秘书的应征工作，因为成绩优异，遂脱颖而出，成了农矿厅厅长何玉书的中文秘书。这是她第一次步入政坛。

不久，她辞掉了自觉没有独立个性的秘书工作，决定出国。后来，几经周折，跟随机关高官高鲁到了国外。出国途中，在“满是腥臭鱼虾”的四等舱内，邂逅了相伴一生的人——叶南（其父为当时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这其中充满了不少的浪漫色彩。袁晓园在法国马赛告别了叶南，并留在了普鲁士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留学期间，袁晓园生活拮据，靠给大使馆抄写文件赚钱谋生，靠顽强的信念继续学业。后来，得知母亲仙逝，悲痛至极，她毅然决定回国。回到国内，袁晓园欣然投奔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并被委任为厦门市营业税务局副局长。因为工作清廉，业绩突出，时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的范文务对她极为赏识，盛赞她是革命的女性。后因过于清廉，挡人财路，一年后自动辞职。

之后，她再次留学法国，攻读国际关系学，寻求真理。后来归国，在外交部工作了六个月，被委派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副领事，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她开始不遗余力地为抗战奔走呼吁，说服华侨开展战时募捐工作，为抗日战争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袁晓园女士在印度工作期间，身体力行，热心主管当地侨民的汉语教学工作，为汉语在印度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印度六年后，经叶南先生的一再劝解，随叶先生到战后法国就任。1947年，叶南奉调回国，袁晓园也被选为“国大代表”。紧接着，在与妹妹袁静的接触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行痛斥，并对中国共产党开始产生敬佩之心。因为与国民党的决裂，后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袁晓园与叶南脱离了国民党后，取道去了美国，并自此定居于美国。

在定居美国期间，袁晓园考入联合国秘书处，从事语言文字工作。这让她对多种语言有了更深入的体验，为汉字现代化的改革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美国的几十年，她艰难摸索，努力研究汉字的简化工作。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袁晓园经常回国，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带着一颗赤子之心，袁晓园女士毅然离夫别子，放弃美国的优越环境，只身回到了祖国怀抱，并定居北京。之后，她还创办“晓园中医院”、创办《汉语杂志》，成立“袁晓园爱国文化基金会”。2003年11月17日离世。

上文简要回顾了袁晓园女士的个人生平，下文主要谈谈袁晓园女士的这套“汉字现代化方案”的制定背景、所依理论及语言学方面的特点等。

二、“袁氏拼音方案”的制定背景

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始自于19世纪60年代，以1862年开办京师同文馆作为标志。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以最大多数人为根据，“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鲁迅）。汉字繁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为文盲，这是事实。

袁女士从1943年起便对中国文字的改革问题充满了深切关心。据其夫叶南先生介绍，袁晓园女士的家庭环境培养了她汉字的修养。在袁女士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副领事之职时，她承担着侨人的教学工作。工作中，她发现侨童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困难，应归之为中国古老文字的难学、难认、难记、难写。

文字是揭示事物之理，传递人之心志的重要工具。清末教育家、文字改革家张鹤龄《文敝篇》阐述了汉字的繁难问题。在他看来“文字之学，关系国政”“欲使附丽乎心志，惟文字为之著明焉、传递焉”，可见他对于文字之学的仰赖和重视。他将彼时阻碍我国民智进步之芥蒂，归结为“文字之繁难”，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曰字义难识，二曰律例不一，三曰宗派繁多。针对“文字之繁难”，张鹤龄先生于《文敝篇》中明确提出“文字之道，必极乎易知、简能”。在他看来，只有如此，才能起到文字利用之广溥，继而“万族咸赖”的文字改革思想。他将彼时我国民智的“难开”问题，归之于“文字之繁难”，认为事物与心志之途之所以难以相通，正是被繁难之文字给隔开了。所以，如何设计一套科学合用的表音工具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少人为之奋斗不渝。比如，1892年福建人卢赣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便率先拉开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帷幕。后继者层出不穷。在他们看来，汉字繁难，切音字简易，只有推行切音字才能发展教育，使国家富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不少有志之士，对汉字改革的问题提出过一些很有见解的设想。

袁女士对于汉字“繁难”的这一判断，影响了她之后几十年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来，她又到了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丰富藏书，给她深入研究汉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她不仅对于甲骨文、钟鼎文、大小篆、隶书、草书等爱不释卷，同时对西方文字的发展缘由等问题也有着深入的洞悉。这些研究，更坚定了她对文字研究和改革的决心。在袁女士看来，汉字拼音化是可能的，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袁晓园女士认为：“中国儿童有认记几千个繁难古老汉字之苦，可是没有西方儿童要认记数以万计的词汇的困难。”袁先生认为汉字能拼音化，并以丰富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看法。

在后来的多次学术讲学中，袁女士都强调过汉字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1980年5月6日在应邀参加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学术报告中，她指出：汉字改革要从便于识字，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出发，特别是从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出发，必须抓紧汉字的改革工作，以加快实行现代化的步伐。

三、“袁氏拼音方案”的制定理论与实践

（一）响应毛主席的文字改革号召

1938年，袁女士在武汉参加抗日工作，结识了吴玉章等前辈。吴玉章先生为袁女士的汉字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吴先生所赠《中国文字拼音化》一书中，袁女士读到了毛主席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按照现有汉字来制定。”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立志要为汉字改革作出贡献的袁晓园女士启发很大。特别是后半句“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按照现有汉字来制定”，为袁晓园的文字改革指明了方向。袁氏方案保留了汉字简短明确的特征，解决了汉字难认、难写和难记的问题。

（二）合音成字，创造性分析改组

这套方案采用了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道路——拼音化，而仍具有民族形式。袁先生并没有排斥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但更坚持汉字拼音改革的民族形式，并相信以后的实践会落实汉字现代化的民族形式问题。她认为汉字的特点是以字组字，不是以毫无灵感。毫无意义的笔画组成，汉字以字为字母组字，所以汉字和词汇都有可解性。这套方案中的字母是从古汉字脱胎而来，形体简单，百姓常见，易记易理解。如木（m）、丰（f）、夕（x）、日（r）、子、于、大、几、九、文、丁、干、山、人等，共一百零八个，包括公音四十八个和六十个足以区别不同声调的韵母（称作“母音”）。公音和母音相拼，生出子音，所谓的子音就是一个一个的单音节字了。方案的拼法基本是传统的声韵双拼，结构是音义结合的民族形式。

所造文字中，有灵活的能够分别同音词的义尾（共五十六个），在区别同音字时，这些义尾不发声，只是作为后缀附在音节后。五十六个义尾均是由公音及缺字的母音来充任，它们比古老汉字形声字中的表义部首要少得多，而且义尾都是标在固定的词尾，不像传统形声在的义符时左时右，时里时外，时上时下，时而居中，时而分布两侧，总之毫无规律可言。比较来看，袁女士的这套方案对义尾的设计方法是很完备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和改组，既能保留汉字的优良传统，又能保留汉字的书法艺术。

这套方案立足汉字难记、难学、难写及第二批汉字简化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等，在改革中不但继承了汉字简单明确的优良传统，还创造性地进行了分析改组。这是一套经儿童（如莫力达瓦斡尔族自治旗等）和文盲试验成功的新文字。

四、“袁氏拼音方案”的语言学分析

这套汉字现代化方案的核心思想在于“用现有汉字作字母”，即用汉字的单音基字作为组合新字的母字。因为汉字的母字是表音表义的符号，且早已为我们看惯用熟，所以比那些用陌生的，与我们语文毫无血缘的符号要容易得多。

毛主席对汉字改革曾做过批示，并强调“拼音文字要和汉字配得上，要准备新文字跟老汉字参用一个时间”。这给袁女士采用“现有汉字作字母”提供了重要启发。注音字母、豆芽字母等方案之所以失败，大概皆是由于它们所选用表音字母，都是被人抛弃的、已经死去的古字，“笔画虽少却是怪眉怪眼，又难于连写，注音字母从来没有得到人民的喜爱”。

袁氏方案在语言学上的几个特点，大致如下：

1.体现汉语“语理”的特点。袁女士多次提到“字理”的问题，这一“字理”实际上可以理解成“语理”，即汉语的特点。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凭借其独立的音形义，在语流中实现交际。汉语的每一个音节给人的听觉印象是最显著的，反映在记录这些音节的每一个汉字在视觉上也具有一定的冲击性特点。汉语音节及文字在听觉和视觉上的特点，应当成为制订汉语拼音文字的一个依据。袁女士的方案符合汉语拼音汉字视觉上的这一要求，体现了汉语“语理”的特点。

2.声调的标注法比较成功。声调是汉语音节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内在于音节的，而不是外加的。众多的汉语拼音或文字简化方案，对于声调的标注问题向来都是存有争议的。但有种观点还是颇为符合汉语事实的，即汉语音节中，声调跟韵母的结合是比较紧密的。袁女士的这套方案，正是实现了声调和韵母的结合，即所谓的“带调韵”，且方案相当完备。如何给汉语音节标调，这一方案可供参考。

3.方案对汉语中同音字、同音词的处理比较得当。汉语中的同音字或同音词数量比较多，在制订拼音文字时必须认真对待。实现汉语的拼音化，必须要正确处理或认真区分好这些同音字或同音词。袁女士利用已有的字母精心设计义符，做到了字有定位，为解决同音字或同音词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

袁氏方案正是因为具有的这些特点，才在具体的试验中得以成功。

五、袁晓园女士对汉字现代化的贡献

（一）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与有功焉”

袁女士对瞿秋白、吴玉章、龙果夫等主持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一开始就笃信不疑，认为汉字改革可以坚定走拉丁化方向。为此，她努力研究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据悉，她是将“汉语拼音方案”介绍到美国学界的第一人。她身体力行，在大中小学进行一系列的教学实践，打开了以汉语拼音进行教学的新渠道。她摸索了半年，感觉到有些汉语的特点用26个拉丁字母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考虑到将汉字由形声字发展到合音字的研究。值得一提的还有，她敢于同当时通行于美国的威妥玛拼音法、耶鲁拼音法相抗衡。所以，袁女士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在美国的普遍推行是有重要功劳的。

（二）《汉字现代化方案》本身的学术贡献

袁氏拼音方案优点集中表现在“见字就能读（包括声调读音），会说就会写，学了不会忘，音节拼写极简短”。这套方案对幼童和老文盲都有过一定的试验，且效果很好。自方案问世，前后受到了很多大家学者的好评。其学术之贡献，可以窥见，举例并摘录如下：

“造字有理。”（赵元任1971年8月）

“把古今中外的造字方式综合起来，造成这种《汉字现代化》新的民族形式，是与形声字向着拼音化的发展规律相符合的。我很佩服作者的长期努力。”（黎锦熙1971年11月9日）

“作者在制订《汉字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参证甲骨文等书体，使方案具有民族形式。既体现汉字本身发展规律，又有利于保持和发扬祖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信可称许。作者二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科学态度与钻研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商承祚1973年5月1日）

“仓颉辈出，先生最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林焘1978年10月）

总体来看，袁氏方案历经二十余年的研究和试验创制而成，该方案对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对繁荣学术气氛，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汉语拼音方案》在教学普通话、给通用语注音等方面的确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是在学会了普通话之后，仍然要克服认记老汉字的困难。袁女士的这套方案兼有识音和记字的特点，落实的是毛主席所设想的拼音汉字方案。在她看来，这套拼音汉字方案，可以逐渐参用。

中国汉字有其长久的历史，断然否定废除这种延续数千年的文字，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的，现代的不少学者，如张朋朋、康宝灵等就在当下也在极力地抨击现在的语文现代化活动。不过，语言文字的改革是否可以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乃至于将来的趋向，我们也不好对此作出预判，但有一点，即简单的拼音化文字的确有它的各方面的作用。虽然袁先生所设计的这套文字改革方案未有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但是其改革初衷及简洁文字的设计理论等颇能启发学人做文字改革上的思考。

袁先生有一首《愚婆歌》，第一句就是“愚婆要搬太行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袁先生对汉字改革的苦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