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之思，其中有道

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可感知的“思想之诗”的话，或许很多人会想到陈先发的写作。他的诗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种独特的沉思者形象，尤其是体现在陈先发近期诗章中的“思想-感知”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极富魅力的言述。然而诗歌中的“思想”要素及其含义，依然处在难以言传或晦涩之中，抵达今天的诗歌，已在文明史中跨越了最漫长的旅程，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思想一直伴随着某种不能尽言之物？或者说，人类生活的世界只能在某个瞬间被意义的闪电所照亮，然后又将再次沉入晦暗地带。

尽管言义关系在古典诗歌与思想生活中的辩证运动早已构成了类似本体论的主题，难以言传这一“语言-意义”之辩似乎构成了诗歌-哲学的元问题，但总体而言，诗与思想生活中所关注的言义紧张，以及意义的瞬间状态，几乎被各种不假思索的断言所遮蔽。诗所书写的瞬间事态通常无关人们所说的现实，无关历史，无关经济，无关政治，大多情形下，它与长期作为新闻人的陈先发所报道的事态似乎也没有直接关联。那么，臣服于微言的诗歌、臣服于不可言说或晦涩的话语，持续地瞩目于世界的瞬间存在对思想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

在陈先发看来，晦涩的不是诗歌，而是我们周遭的世界。他的诗通常从一个明亮的时刻出发，从某种经验场景出发，渐渐地，诗的意向从可见物移向一个不可见的世界。“塔身巍峨，塔尖难解”，当所见物不再简单地归之于某种命名或断言，一种思想的辩证运动就会出现在感知里，或者说，这就是“内心合外物以启”的醒觉之心的发生：“当高铁和古塔相遇在/刹那的视觉建筑中/数十代登塔人何在……”（《云泥九章》）后者实属一个早已奠定了感知基础的诗学主题，它为我们所熟知，但如若没有目睹“黑鸟飞去像塔基忽然溢出了一部分”，就无法呈现置身于事物中的意识。

当诗人继续追问“映入寺门的积雪何在”时，不是事物消逝了，而是观看的主体被虚化了，主体弥散于事物的逃逸之途，从地上的物质遗存到天上的明月——

先是不知名的某物从我的

躯壳中向外张望

接着才是我自己在张望。细雨落下

——《双樱》

诗人之思似乎意味着“我思我不在”，这是陈先发式的观看：此景仿佛“只是一种空，在那里凝神远眺”（《云泥九章》），主体的位置有如一个虚设，因为被视为“我在”之根据的“我思”没有实体。一系列的“风”作为一个非实体化的隐喻，经常吹拂在陈先发的话语空间。“失明了，会有更深的透视出现。失忆了直接化身为一阵风。”（《风》）因此诗人说，“我对自己固化的身体难以置信”，一份古老的诗学-思想遗产被再度激活，“吾丧我”之慧悟与主体性的弥散意识，赋予生命以现代感性内涵。

“终有一日我们/知道空白是滚烫的”，对陈先发来说，这不是一个古老或时髦的思想命题，而源于一种兼有儒道意味的内省体验，“这空白对我的教诲由来已久”，但诗人坦言相告，“奇怪的是我的欲望依然茂盛”。（《月朗星稀九章》）在这一悖论式的表达里，他说，“今天，我只想写首诗来降低欲望”（《风》），欲望对主体的从属意味似乎被弱化了。“空”或许是陈先发诗学成熟时期的核心体验之一，而充满温度的欲望就成为“空”的悖论式体验：“空白是滚烫的。”

主体弥散与自我解体所指向的“空”是一种慰藉性元素还是一种忧郁的意识氛围？那要看它在每首诗中的具体指向。诗人时常欣悦“于芥子硬壳之中，看须弥山的不可穷尽”（《芥末须弥：寄胡亮》），在感知的愉悦时刻，陈先发的思之诗接近佛禅的偈语：“飞鸟足够，劫持足够/一问一答足够/是什么令桂花异香熏人？”对置身于物的思想而言，既不是物自体，也不是主体，而是一种物像或形象，提供了最终的慰藉或消除生死疑惑的方式：“清晰的物象足够/不死的形象足够。”（《知不死记》）在此刻的诗人眼里，物像或形象是意义之源，“我们因为爱这些叶子而获得解放”《（观银杏记》），或如“皴裂树干在充分裸露中欲迎初雪”（《入藏记》），一般而言，陈先发诗中没有救赎这样的观念，瞬间物像即可让人从某种桎梏中得以解脱。枯枝梅花的一缕暗香亦可让诗人得以逃逸，不可言喻之物对诗人来说不是一个困境，而是一条从困境逃逸的路径。

自古典到现代，诗人是持续而变通地书写“物性论”的人，通过独特的物性论而深入阐发人性论，以发现物性与人性相互关联的《内在旋律》一诗为例：诗人从奇异的秩序、从物性的表征中发现的是世界的美和残酷，他接着写到，人欲“相知”就避不开相互“磨损”，“在皮开肉绽之中融入爱与被爱的经验”，就像坚冰、枯草在寒冷中凝成的花纹。在陈先发看来，人与物化是双向的，给人慰藉之物亦如《渺茫的本体》：“每一个缄默物体等着我们/剥离出幽闭其中的呼救声。”他意识到词语亦属于物性的元素，或者说，物性早在耗尽之时于词语属性中获得再生。而陈先发所做的恰好是为着惊起字灵一样的物之形象，从而使得他的语言亦如“鸟鸣四起如乱石泉涌”，从“听觉的、嗅觉的、触觉的、/味觉的鸟鸣在/我不同器官上/触碰着未知物”（《一枝黄花》）。他在词语上的建构犹如“在鸟鸣和花香上搭建出钻石般多棱的通灵结构”，在这样的时刻，诗人似乎得着一种福乐智慧，“觉得此生仍有望从/安静中抵达/绝对的安静”。

但陈先发近年的写作似乎正从某种“绝对的安静”重返尘嚣，他意识到那种安静或许可能是“……我在我的硬壳中睡着了/没有一丝一毫的溢出”（《风》），当诗人从一种“硬壳”中“溢出”，这个熟悉的世界就失去某种平衡，而愈发显得“可悲”。与此同时，对“合乎自然的丧失之美”（《零》）的期许，似乎在导向一种晚近的诗学反思，陈先发写到，“从一到二的写作中我/挣扎太久了，/从零到一的写作还未到来”（《夜行记》）。与之相随，在一种佛禅式的超验性恍惚之思外，一种更隐秘、伤痛和强迫性的内在体验开始进入陈先发的写作。一种时代性的争辩与对话更频繁地出现在陈先发的诗中，“如果这首诗，偏以盲者/之眼窝、跛者之/病腿为食/以我们的一意孤行和/不可思议的麻木为食呢”，或许对陈先发来说，“零”“丧失之美”与“盲者之眼”“病者之痛”之间有着隐喻的统一性。因此，他从“零”——缺席和否定性——出发的诗学反思并非指向能指的自由滑动，“从零到一”的写作亦非零度写作的那种文本主义游戏，却无疑包含了某种哲学式意图。

陈先发的诗歌就像他的《黑池坝笔记》所触及的诗学议题，它们都从当代客观知识领域和思考体制逃逸出去，站在了“不依靠任何事物而成的恍惚”一边，站在无法归类的生命感知一边，正因如此，陈先发近期的诗歌更显其内涵的“忧愁壁立，忧患绵长”（《云泥九章》）。他在《止息》一诗中写道，病后的灼热双眼“看见这一湖霜冻的芦苇：/一种更艰难的/单纯……/忍受，或貌似忍受。疾病给我们超验的生活”。盲者、跛者、病者，以及死者，似乎是被废弃的生活、被毁坏的生命，却“给我们超验的生活”，这样的认知会让人回想起某种原型人物和思想起源，让我们回忆起与客体对象无关的作为哲学、佛学与诗学开端的原始语义场。诗人将这一自然“模糊而缄默的本性”——语言的和生命的本性——视为超验生活的依据。或许，它携带着的“恍惚”就是从零到一的诗学起源。

在陈先发这里，盲者之眼、跛者之足、病者之体亦非实体，而是与生命之残缺、与语言之非确定相关的隐喻符号，在这样的隐喻系统中，《羞辱》感也属于创伤性体验，并隐现着诗歌与德性的自洁之源：

我曾蒙受的羞辱。那些扭曲的人，或事

时常回到我心里。像盆中未尽的炭火复明

人们似乎多把如此负面的体验与底层社会联系起来，但一种让人蒙羞的蛮力几乎已成为不可抗拒之力，“像阴影为强光所驱逐/退缩，一直到我曾经难以隐身的/那些羞辱之中。”一反几欲抵达绝对寂静的印象，近年来陈先发的诗歌将一种个人的也是更普遍的社会伦理情感诉诸笔端。“退缩”让曾蒙受的羞辱的烧灼感减轻，让人“依然可以在那儿坐下，走动，醒来”。但却无法忘记，“当我醒来，觉得/它平静的利爪仍踩在我脸上”，不同的是，“受辱依然可以成为，我诗句的一个源头”。

渐渐地，在陈先发诗中，盲者、病者与蒙羞者，一意孤行和不可思议的麻木（或许也是不再感到烧灼）具有了隐喻的统一性，并成为诗的源头。而这种隐喻的统一性会被相异的物性所阻断，“烧灼感”会降温也会继续转化为真正德性上的纯粹，“……当它重来。窗外的/小雨中梨花尽白/仿佛这个神秘时刻/可以一直持续到/我们真正垂亡之时……”（《羞辱》）。丧失、忧愁、羞辱或隐喻意义上的疾病，似乎都是生命中不得不背负着的“笨重而阴郁的行李”，但当它们重临之际，业已伴随着“窗外的小雨中梨花尽白”之境。或从烂醉醒来时，“从门缝中看见/月光千锤百炼的清淡”，让人从中“……找到一种压制的均衡”（《马鬃岭宿酒记》）。或许正是后者使那些不可承受之重变成一种德性的源泉，成为“我诗句的一个源头”。

那些声称应该消化掉石油和钢铁的诗人，未必能够消化掉羞辱和忧患，而陈先发写道，“那些曾击穿我的/石头，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异物变成了自我的元素，“那些曾/凌辱我的，或者/试图碎我如齑粉的……”客体变成了主体的一部分，“旧我”不再醒来，在一种慎独的精神状态里，在“一个词内在的灼热”里，诗人自我质询道：“枯叶的声音暖融融/新我何时到来？不知道/因恐惧而长出翅膀是必然的/我脚底的轻霜在歌唱这致命的磨损。”（《月朗星稀九章》）一种“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自我警示唤醒了诗的恍惚之思。受伤的是“旧我”，因恐惧而长出翅膀的则是不知来处的“新我”。

物性依然是有效的体验，小雨中的梨花，清淡的月光，暖融融的枯叶，脚下的轻霜，但它们并非孤立存在，物性在体验的核心要素——无名的、缺席的和否定性的体验——中起作用。在“不规则的沟渠”中，被坚冰冻住的枯草会“形成奇特的花纹”，就像混乱无序的生活世界在诗歌中形成新的内在秩序，这是否意味着现代社会里的物性-语言之隐秘的精神作用？物性平衡着失去平衡的心性，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内心与世界之间的《再均衡》：

草叶、轻霜上有鞭痕

世界充溢着纯粹的他者的寂静

我越来越有耐心面对

年轻时感到恐惧的事情

恐惧、蒙羞、凌辱，被洞穿或粉碎，诗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地方性证据或事件，那是他曾经在新闻人的生涯中所经历过的，而当诗人写出“草叶、轻霜上有鞭痕”，他就获得了一种物性的力量，以转化那些来源不明的负面经验。“他者”是外来者？是纯粹的差异？或是消逝的事物或沉默之物？“他者”是不能归属或归化于“我们”的事物，然而当诗人意识到“世界充溢着纯粹的“他者”的寂静”之时，寂静的“他者”似乎就充溢在“我”的心中。

对诗人来说，是那些羞辱的烧灼、恐惧的颤栗，是“他者”的寂静，是“我”不知其为何物的恍惚，在“内心逼迫我们看见、听见的”，诗人在《土壤》一诗写道：

我们的手，将我们作为弱者的形象

固定在一张又一张白纸上

——写作

在他人的哭声中站定

在某种意义上，陈先发所说的从“零到一”或写作之源，是这个时代数据之外的匿名之物。无论是盲者、跛者还是病者，是自身的烧灼感还是他人的哭声，都是弱者的形象。“抑郁，在几乎每一点上恶化着”，“我们的枯竭像脏口袋一样敞开着”，“我们身上埋着更多的弱者”，他说，“诗需要，偏僻而坚定的土壤”。这是他诗歌根基的深厚土壤或源头。对理解陈先发诗歌来说，不是某种确定的观念，而是隐喻的统一性，诗人之思不是别的，正是这种隐喻系统构成了真实可感的思想的辩证运动。但这是眼下诗歌写作中的一种根本的《匮乏》——

写下一行诗就有

一种匮乏，在其中显形

陈先发说，“我不再置身那些整理出来的/正义、良善、清明的开阔空地/我是从我身上溃败而去/的一切，是这废墟”，固化为概念的东西已不在人身上或人的内心发生良知反应，在人的内心发生着替代性功能、即尚未泯灭“正义、良善、清明”的，是“从我身上溃败而去的一切”，那是一座共同体道德的废墟，“一种结构性的溃败仍在我的身上”。甚至那些福音式的物性碎片也无法弥补“一种结构性的溃败”。

二

近年来，陈先发如此频繁地书写着德性或者说人性与物性双重意义上的匮乏、枯竭、枯萎。一种物性的匮乏或生活意义枯竭，或者说“一种结构性的溃败”构成了陈先发近期诗歌的核心体验，匮乏与枯竭或发生在德性领域，或从道德论域转向对物性的描述。而在陈先发的诗歌中，隐喻自身也经常发生悖论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