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摹写与主体性的缺失
作者: 秦林芳20世纪50年代,在现代时期以小说家名世的丁玲只写出过两部小说的片段。除革命历史题材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外,便是她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创作的现实题材的《杜秀兰》 (未完稿)。a《杜秀兰》现有六个部分,是丁玲在特殊境遇中写就的。1955年八九月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先后召开了十六次,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予以揭露、批判。10月底,丁玲在书面检讨中被迫承认自己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在等待组织处理的日子里,丁玲于12月上旬前后到北京西郊海淀区的一个村子里去体验生活,参加了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此为生活基础,丁玲写出了这部小说的片段。《杜秀兰》是丁玲在人生逆境中所作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它是有根本性的欠缺的。这主要表现在:丁玲对于合作化时代生活的反映是一种“摹写”,在对所涉生活的描写和判断中,她所依据的只是当时的主流观念乃至具体政策,而看不到她在此前所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母亲》 《我在霞村的时候》 《在医院中》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使《杜秀兰》对时代生活的反映事实上成了一种缺乏独立性和生命力的肤浅的临摹,成了简单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一
《杜秀兰》的情节相当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大龄小学毕业生杜秀兰在老师们的教育下改变主意、不求升学而留在村里参加生产。正是因为故事发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杜秀兰留村生产的决定同时也就具有了支持合作化运动的意义。丁玲在此期间到北京西郊农村体验生活、向区乡干部和劳动模范了解合作社的情况,不用说,其直接目的即在创作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而《杜秀兰》以一个小学毕业生留村生产的经历为线索来结构作品、展现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内容,这可说是显示出了其构思的精妙的。那么,丁玲又是怎样以杜秀兰的视角来描写和评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呢?
小说第五部分以杜秀兰的所见所闻,相对集中地呈现了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及其巨大成就。为了这种呈现的需要,丁玲在这一节中安排了与杜秀兰沾点远亲的、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李宝山出场。作为一个线索人物,李宝山向她介绍了合作社的迅猛发展和给生产队员的丰厚回报。合作社最初于前年冬天成立,而今已发展成为有六百多户人家的大社,而且秋后还要扩大。为此,李宝山发出了“一天不同一天,咱们是骑着马跑呢”的感叹。这显现了合作社之“大”和发展之“快”。合作社不但发展迅速,而且给生产队员带来了利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上月社里分了麦子,五月节也发了钱,这令许多单干户羡慕不已。接着,李宝山带着杜秀兰参观了社里的办公室、养猪场、粉房、菜地和果木园等,使她目睹了大社的发展成就。例如,在养猪场,她看到,猪“一点都不脏,洗得干干净净,雪白的”。在杜秀兰,这是其以情观物的结果;其中,却也自然地流露出了作者对于合作社的情感评价。尤其是在他们参观西瓜地时,小说更是通过种瓜能手田祖安的介绍,突出地显现了大社无以伦比的优势。种西瓜,需要倒地,因为十年才能倒一次,所以,一定要地多才能做到轮班倒。土改给农民分了地,但都是“小块小块的土地,种不开瓜”。去年村子里办社,合作社的地越闹越大;地能够拼起来种了,使倒地变得非常容易(这与第一部分杜秀兰的同学王日新提到的合作化以后土地连成片便于拖拉机耕地相类似)。社里成立了西瓜队,田祖安的手艺使开了,西瓜也获得了丰收。种瓜是个季节活,在解放前,种瓜人给地主种瓜只有几个月,其余时间只能闲着或打短工;而现在社里又在暖洞子里种菜,使他们有活可干。显然,所有这些,又显现了合作社的发展之“好”。
综上,丁玲通过对杜秀兰在李宝山带领下参观合作社的描写,充分呈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高度肯定了合作社之“大”和合作化运动所发展之“快”与“好”。丁玲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如此判断,并非是她在短暂下乡过程中的独到发现,而是源于当时对于这一运动的主流评价。1955年2月,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中,丁玲就曾以自己的过往创作为例明确指出:“要写一个什么,开始要有一个主题思想”;在她看来,如果“没有一个主题作为创作的指导和范围的话”,作家就无法决定在“宽广的生活”里去写什么。b因此,根据丁玲的这一经验,我们不妨说,在下乡之前,丁玲在当时主流观念的影响下业已形成了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般观念(即“主题思想”);在下乡之时,她是以这一观念来有选择地搜集如“种西瓜”之类的“生活”材料;而她写作《杜秀兰》的过程,则是用这些“生活”材料来证明和图解这一观念。
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出《杜秀兰》的这种性质,我们有必要将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如此书写和判断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考察。小说是将村里合作社的发展置于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来刻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在小说中亦有对应性的表现和摹写。在丁玲所到的北京西郊海淀区,东冉村的九个自然村于1953年从互助组转为初级社。因此,小说第六部分中有“前年(指1953年——引者注)冬天有了合作社”的说法。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以办互助组为主、但也办了初级社的第一个阶段。从那以后到1955年上半年,是以办初级社为主但也办了高级社的第二个阶段。在现实世界中,海淀区于1955年初就成立了高级社——东冉村远大农业合作社。小说所写李宝山带着杜秀兰参观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在小说中有着对应性的表现和摹写,而且小说对这一进程(特别是对其中第三个阶段)的判断与当时的主流观念也完全一致。丁玲到北京西郊农村体验生活和写作《杜秀兰》时,已进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的第三个阶段。小说中所叙写的杜秀兰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一高潮初起之时。小说第三部分写林老师送杜秀兰回家时,明确交代时间是在“旧历五月底”,这已是1955年7月中旬。小说后来写到校长宣布杜秀兰自动报名留村参加生产、杜秀兰参观合作社和参加劳动等情节,则自然更是在此后发生的。丁玲对于这一阶段合作社之“大”“快”“好”的肯定和颂赞,是当时评价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三阶段的主流观念所导致的,因而也深深地打上了这一阶段急于求成的时代烙印。1955年7月,丁玲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一个发言中,她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国家要工业化,集体化”,表示“我要歌唱,我要写……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c本来,作为一个作家,颂赞“集体化”(在农村即“农业合作化”)亦无不可,但是,她对于应该如何实现“集体化”、应该怎样规避“集体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却是缺乏自己应有的思考的。因而,在小说中,她就只能为时代主流情绪所裹挟,按照时代的主流观念,参与集体性的“歌唱”中去,从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出诸如“大”“快”“好”等共名化评价。
有学者曾经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里,那时“总的精神是反对右倾,声势浩大,影响深刻,合作运动中大家都在比赛多、快、大、高,而严重忽视质量”d。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预言“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e从当年9月开始,毛泽东又主持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加上按语。所有这些,都积极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已经基本完成,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多年。在生产力没有大的发展的情况下不断变更生产关系,这不但表现出了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而且在结果上也造成了一些问题。1980年5月,在回顾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时,邓小平总结说:“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f次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g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主体性的缺失,丁玲无力也无意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可能产生的问题作出应有的思考和揭示,而只能成为众多“歌唱”者中平凡且平庸的一个。
二
除描写并颂赞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小说还重点描写了杜秀兰留村生产的过程。在当时的语境中,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高小毕业生的留村生产确实是有内在关联的。小说中林老师在做杜秀兰的思想工作时也提到,“农村里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优秀的青年参加生产帮助工作”。毫无疑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包括高小毕业生在内的有文化的人,而当时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因此,包括高小毕业生在内的有文化的人应该参加到这一运动中去。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则按语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他进而发出了这样经典性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h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高小毕业生的留村生产之间有着这样的关联,所以,小说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作出表现和摹写,应该说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对符合生活逻辑的杜秀兰留村生产过程的书写上,丁玲却同样表现出了主体性的缺失。从小说本身来说,其结构的基本框架和表现的重点就是杜秀兰改变主意、放弃升学而留村生产;杜秀兰在李宝山带领下参观合作社(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对于合作社的描写和肯定),只是促使杜秀兰下决心留村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已。在作为小说基本情节的杜秀兰留村生产的描写方面,丁玲主体性的缺失主要就表现在她对杜秀兰的如此书写所依照的纯粹是当时的政策,其目的也是为了以此来宣传相关政策、倡导和鼓励农村高小毕业生留村生产。从这个角度说,她写杜秀兰留村生产,其性质即为“写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小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952年全国共有小学生5100多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约113%。在同一时段中,中等学校学生也有增加、甚至增加的比例更大,1952年达到近315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约148%,但是,由于小学生的基数甚大,此时不能升中等学校的小学生的总数反而较1949年初有所增加。尽管国家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但“仍然不能满足逐年增长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这就演变成为一大社会问题”i。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供需关系上的突出矛盾,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调查》,指出在“国家经济力量还不容许兴办这么多的中学”的情况下,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便是将农村高小毕业生的大多数“组织到农业生产中去”。同日,该报还发表社论,强调“引导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j。从那以后,宣传、教育和动员广大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便成了国家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上供需矛盾的一般办法和政策。就在小说中所写杜秀兰高小毕业前两个月,《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求各地要有长远打算、加强相关工作,以确保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k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实行这种动员、组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政策,是必须的、也是正常的。这正如中共中央在1954年5月24日的一则批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学教育应该是国民义务教育性质……升学深造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l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在小学义务教育基本普及、而中等教育无法跟上之时,国家也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在这一意义上,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丁玲作《杜秀兰》,其动机除了颂赞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就是要对国家的这一政策作出图解。在这图解过程中,丁玲将杜秀兰是否升学的问题上升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予以考量。这是最能见出其对图解政策结果的追求的。本来,对杜秀兰来说,她是适合升学的。在客观条件方面,她的功课好,父亲杜洛刚也支持她升学,表示不管家里怎样为难也要供她读中学。从主观上看,这个当了少年先锋队队长的“满了十六岁的姑娘”自感小学毕业、懂得太少,不能给祖国和人民作出什么贡献,因而决意“必须读书”、去考中学。小说第一部分通过其心理活动的描写和她与王日新的对话,一再突出了她“一定要升学”的意愿。就是在第三部分中,林老师最初做工作要她带头留村生产时,她还是“固执地要求升学”,而且还很通情理地表示如果考不上中学就回村参加生产。听了她的话后,林老师似乎也有所感,说道“我们当然也希望你考中学,毕业了再回来也更好”,但是,紧接着,他却又凭空起了转折,将她考中学视为只是考虑“个人的前途”,而将“报名留在村子上参加劳动”当作是为了“祖国”的利益。对此,校长也持同样态度。在林老师和校长看来,她如果想升学,就是“自私”,就是“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前途”;而留村生产,就是参加祖国的“建设”,就是“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祖国”的表现。在小说中,杜秀兰正是因为林老师和校长的如此说教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决定留村参加生产的。到第四部分,她还否定自己是自动报名留村参加生产,“只不过是因为林老师、校长左说右说她才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