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未来：重写城市“中间阶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晚年研究中，发现了城市的重要性，他预言会出现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城市的联盟，地球上的居民将随着世界城市的到来，进入一个单一社会的时代：“未来的世界城市将会使目前所有主权国家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邦，这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a在提出这个有较强乌托邦色彩的想法的同时，汤因比也充分表达了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忧惧，除了资源、生态环境、基础建设的矛盾以外，他认为人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样一个世界城市联盟的主体会是什么样的人群？这决定了对未来人类生存方式的想象能否成立，也决定了人类能否“承受住生活方式如此剧烈且快速的巨变”b。在中、外更多社会学研究者看来，二十世纪以来，这一未来人群的主体就是中产阶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将有可能跨越民族、地域，对世界的不安定局势起到“稳定器”的作用。c从今日的世界来看，一方面，是“文明的冲突”及种族主义的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的信息交互使得“世界是平的”被新生代人群普遍接受。全球人类面临的人工智能、生态变化和大流行病等问题，也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种未来情势下的可能。那么，是否一种新的现实已经逐渐生成，它既能标志未来人类的新形象，也能开启智能技术时代人类的新的生活模式？如果经济、种族政治的冲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弭，那么，这种更趋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超级阶层认同感，能否成为人类社会最终的救赎？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新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对推进社会转型也是至关重要的。

大约从21世纪初开始，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率先有了“新中产”这一提法，比照先前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新中产”既不同于马克思以占有生产资料与否来划分的阶级，也与韦伯所强调的市场具有自发划定社会阶层的职能不完全一致。d“新中产”更着重技术的进步与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所影响的年轻一代，除了过去为人所熟知的职业化“白领”外，也加入专业技术人员和互联网、自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在婚育、求职、消费等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方面，和过去对中产阶级基于“三口之家”的家庭-个人模式所产生的“刻板印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他们只是当下社会正在激增的一部分新的力量，还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家庭-个人模式，但从“新中产”的定义可以看出，原有对中产阶级的论述和想象方式正在发生偏移。e

在我国，从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至今，“扩中”已经和城市化一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战略f，从“新中产”的思路出发，简明说来，我国现有的“中间阶层”分为两类，一类仍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围绕着他们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医疗、文旅、房地产经济等，是城市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他们的形象、声音、理念和生活习性成为社会进步的风向标。另外一类则是新技术条件下的互联网、自媒体、直播等自由从业人员，以青年人居多，构成新的个性化的社会从业群体。这两类人有不少差异，但共同之处也很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有研究表明，中国的“中间阶层”的一个特征是自我认同感比较低，无论是哪一类“中产”，他们普遍的自我认知与其实际社会地位并不匹配，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的区分。g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经济转型时期，中间人群有着很强烈的危机感，普遍害怕“阶层跌落”“杠杆断裂”“因病返贫”等；第二，大部分人对“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和标签抱着警惕的态度，这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中“中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缺少道德合法性，甚至是道德合法性批判的对象有一定的关系；第三，由于前两个因素的作用，使得“中间阶层”人群长期缺乏社会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正面建设，文化上缺乏代表，其中最为缺乏的是本土性的、基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所产生的对“中间阶层”人群的文化再现。

从当代文学上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对这一阶层的正面书写一直少见，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有代表性的叙事了。如果不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书写”范围——比如最近十年的网络媒体、杂志公众号、非虚构文学、影视剧作品乃至广告、短视频影像等，确实很难归纳出“中间阶层”的话语与美学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的文学描写在中国文学中很薄弱，这和欧美及日、韩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应该指出“文学再现”与“影像再现”的区别，中产人群的形象在影视剧中已经很常见，但影视剧多注重物质表象和符号包装，很少塑造合格的主体人格，目前流行的“职场剧”“教育剧”等也多集中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缺乏个体的个性表现。或许有人会说，从现有其他媒介的大量信息中，已经能够感受到“中间阶层”的基本处境，在影视剧、短视频、广告等视觉呈现中，也早就熟悉了他们的形象，那为什么还要对之进行文学再现呢？文学再现与其他媒介和影像相比，其作用又在何处呢？在我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先回到当代文学本身的性质上来。中国当代文学历来注重在社会关系、社会情景中书写人，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也是一例，文学的社会功能性在当代文学中有着较高地位，但随着当代文学特别是城市文学的发展，文学的作用应该在更多元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即理解文字叙述所具有的，也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对人的表现力，对人的精神与内心的表达，对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方式的讲述与思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当代文学看起来已经积累了不少题材，实际上还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写作的人物库。在世纪之交，曾经有过一波关于“中产”和“小资”写作的讨论，当时的研究者和批评家对这两个名词大多持怀疑与批评的态度。h如果仔细梳理那段时间写作与批评的状况，会发现之前的“中产”写作的对象多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题材并不能完全和“中间阶层”重合。实际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知识搜索引擎的普及和网络言论渠道的开放，高校知识分子早已被“祛魅”，知识分子题材已经不再像1980-1990年代那样具有特殊意义，这一人群虽然是作家所熟悉的一种人，但不能被当成“中间阶层”的代表来书写，对这种书写的批评也就不再具有典型意义。而从城市文学本身来看，虽然发展到今天，其热度有目共睹，但城市文学依然没有表现出其美学特征，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主体塑造的不足。当下比较常见的几种城市文学的题材，与工业化转型、城乡关系变化，以及城市的物质文化表象的形成有极大关联，无论是地域文学、消费主义、家庭的变化、空间的分化等，都表现了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与城市形成的一种紧张关系。农业国家转型工业建设，再到后工业社会及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新的问题、新的症候不断涌现，人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习惯和感觉结构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少有缓和沉淀的机会，这就导致一种相对稳定的美学积淀很难形成，也导致城市文学缺乏一种对主体结构的叙事、一种与新的现实相呼应的叙事。

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基本清晰的社会分层阶段，在当代文学之中，也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社会分层的基本反应与表现，其中对“中间阶层”的主体人格的刻画，最终能否形成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人物形象，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现代城市和现代人的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在不少群体中出现过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人物形象，比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进城大学生，余华笔下的许三观这样的底层百姓，贾平凹笔下处于新旧意识之间的知识分子，王安忆笔下活过一个世纪的上海小姐等等，但缺乏的是一种现代城市人的形象。这样的人是我们的生活中最常见的那类人：他既不是富人，也不是体力劳动者，他活在“中间”，他受着失业、房价波动、家庭危机、忽然降临的疾病等威胁，他负担着农村的父母、城里的妻儿，靠着同学、老乡、朋友的人际关系网络办事，他对个人信用十分看重，关注理财和国际金价，他出入于机场、高铁、酒店，也经常自驾出游，他注重身材管理，是一到两个中等价位的品牌的拥趸，有时去健身房，并服用几种复合维生素，他通过社交媒体关注所有的社会信息，他对下一份工作/职位有所期待，但也不敢得罪现在的上司，他有一些暧昧的感受和梦境，但非常珍视现有的一切生活……如果她是一个女性，那么情况会更复杂一些，要看她有没有进入妻子/母亲的角色，她的“中间”地位是和家庭一起被定义，还是她自己。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样的人无疑已经就是你我他/她中间的一员，却在文学叙事中缺乏存在感。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来看待形成这种叙事的现实依据和可能性，接下来我将从历史和当下两个部分来讨论。

二、历史

就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最有趣的是，二十、二十一两个世纪初，城市文学与叙事有相似的历程。虽然两个世纪初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但对于城市文学的生长点而言，尤其就中国人对于城市的“初体验”而言，经受剧烈的变化，再从这剧烈的变化中产生初步的身份认同，其过程确有相似之处。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认为，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大原因，在于“城市社会本身的进化”i。而在美国学者叶文心的研究中，她把上海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本土中产阶层的城市，“鸦片战争之后，百年之内，上海崛起，成为东亚第一大都会。活跃在上海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中产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重要成员”j。她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成功地建构了这个近代阶层，把其塑造成一股“爱国、专业与自治的力量”。她的研究正是从这种近代中国都市的中产阶层论述之形成而着手，“中产阶层论述”即一种广义的叙事。从上海1843年开埠，到1949年之前，从这种广义的叙事中，观察到当时生活在都市的一批年轻的职员人群，是怎样融入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的氛围之中，新出现的商业公司又是怎样从结合了儒家文化的大家长角色，渐渐变身为资本家，而随着时代内忧外患的动荡之加剧，这一中产阶层论述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仅仅从对这一研究的概括中，我们便可看到与当下的问题的许多相似之处k，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述同样不完全，或者不主要出自小说，而是更多出于文学文体之外的叙述，比如报纸读者专栏、企业刊物、民间书信等等，与今天的多媒介形式（从论坛、博客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微博、朋友圈、公众号等）承担的功能十分类似。这些媒介制造的大量信息，渐渐汇成一个整体性的舆论环境，乃至让人“熟视无睹”，构成了现代上海的新的感觉结构与文化场域，对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格外新颖的一种场域。旧文学原本就被隔绝在外，而新文学的重心显然也不在于此。《上海繁华》几乎没有提到小说文本，唯一提到的辛亥革命前的一本小说，也只能称之为最早的文学想象。l直至1930年代，上海的“中产阶级”论述走向最高潮，同时也开始走向分裂，叶文心仔细研读了《读书生活》等杂志上刊登的大量普通市民、职员的自发纪实化写作，从中找到中产阶级论述的大量证据。实际上，文学作品里的中产阶级论述也还是有迹可寻的，其中有些重要的元素与其它的文学动机结合在一起，促使它们带上了很强的想象与实验的色彩。虽然193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社会动荡，让这种想象和实验注定成为昙花一现，但依然有一些小说和诗歌的文本值得细读，它们为后来者提供了早期中产阶层论述的文学编码，甚至仅仅从一篇作品中，就可以解读出其丰富而超前的内容，比如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梅雨之夕》。m

施蛰存在今天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无论把他放在属于现代派的“新感觉派”，还是放在古典历史小说的写作脉络中，都还不能完全穷尽他的写作的象征意味。他是一个文学活动家、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潮流派、一个热爱城市生活的趣味主义者，无论是办杂志还是写作，他都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时钟的意识，在当时以现代主义风格写作的作家中，他可能是最有世界性的文学追求的一个。施蛰存办过一系列具有现代派色彩的文学杂志，表现出他对媒介与信息的重视。n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他193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勾勒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的大致轮廓，正如从茅盾的文学活动中，可以勾勒出革命与左翼文艺运动的轮廓，而他们都在上海，大城市的高度流通性和发达的传媒、信息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开拓更广阔文学事业的条件，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完全能理解的。回到《梅雨之夕》，这部小说虽然被归为现代主义作品之列，却显得尤其独特，别有怀抱，这与小说所设定的表现对象大有关联。施蛰存曾着迷于性心理“怪奇”的表达，这篇小说却将表现对象设定为一个坐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公司小职员，一个不带任何奇观色彩，家庭生活也规矩乏味的男性市民。每天属于他的个人时间就是下班以后、散步回家的途中，在这段时间里他仔细观察城市和城市里的人群，即使在梅雨天气也乐此不疲。从“积累着格外多的公文”的办公室，到“灯下等候着一同吃晚饭的妻”之间，他体会着个体内心生活的可能。小说中，他与一位少女邂逅，但那既不是创造社作家的罗曼蒂克故事，也不是“新感觉派”式的都市艳遇，而是一次平凡日常生活中的“遐思”。在两人雨中漫步的短短十几分钟里，“我”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向自己发问，试图分析自己行为的动机，但更多的问题是无解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篇心理描写非常充分的小说，在我看来，这种心理描写的意义，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中产阶层”主体人格刻画的基础上，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遐思”的出现，证明了这一主体人格的存在。施蛰存对个体心理和潜意识描写的爱好很大一部分源于施尼兹勒，而后者与欧洲“中产阶级”文学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梅雨之夕》中的这个人物，并非“时间的不感症者”o，他恰恰是一个现代时间的高度感知者，他的日常时间被办公室的时钟、邮政局的大钟等精确分割，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他知道时间意味着工作伦理与绩效，也是小家庭伦理的基石。主人公在梅雨之中本来是独自漫步，直到一辆有轨电车在身边停下，“我”开始细数从电车一等座上下来的乘客，从而注意到了那位少女。从这一细节读者获知，那个年代的上海电车区分一、二、三等座，如果把私人汽车也算上，那么电车的一等座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也应该是“我”的选择，“我”与这个少女同属于这一阶级。叶文心认为：“他们是城市里每天随处可见的电车乘客、商场消费者、电影观众、报纸读者、邮政客户和餐厅顾客，占据了城市的中层空间。”“在他们上头的是一小撮金融买办与权贵，在他们下面的是一大群不断从城市涌入乡村的劳工。”p中层是摇摇欲坠的，虽然他们有着在城市生活的朝九晚五之外做白日梦的权利，这一叙事对一百年后的读者来说，非常容易理解以及带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