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的城市空间

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1980年代文学中，许多重要作家，如王蒙、莫言、张承志、史铁生等，我都没有讨论，自然不是他们不重要。这就是我开头说的，选择的对象主要与能否阐释我的某些想法有关系。这一讲谈王朔，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也就是他的小说、随笔写作、他的活动产生的影响，都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的重要文化现象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体现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转型”的某些征象。

他的小说，一度被称为是“京味文学”的赓续。不过他既与老舍不同，也与1980年代的林斤澜、陈建功等，在取材、观念和艺术方法上无法连结在一起。这是另一种“京味”。他并不热衷描写北京的民俗旧风，也并不醉心于老北京的语言——其实他没有这个条件。他的写作是高度“政治化”的。这里的“政治化”并非指直接以政治事件和问题为题材。在自我调侃的前提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对当代政治、知识权力和主流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某些”这个限定很重要，他也诚实地承认这个限度——常有犀利的调侃和“解构”，特别是他认为的“伪善”的知识人（学者、作家），更是他经常嘲讽的对象。王朔的创作和行为中有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譬如说，他看不起流行文化与通俗小说，曾批评、嘲讽过金庸，但是他的许多作品和活动，在性质上又恰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他的不少小说就带有大众通俗小说的倾向，而且王朔热衷于电影改编，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制作，更体现了与商业、市场的联姻。事实上他的广泛影响更主要地来自电影和诸如《渴望》 《编辑部的故事》等连续剧。1992年，北京的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也是打破了当代文集出版的成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健在作家有资格出版文集的，只有少数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等“大家”——《王朔文集》让“文集”出版进入“平民化”时代。王朔也是当代最早“自动”（而非被迫）脱离“体制”的作家之一。不依附于某一国家体制的自由写作者、撰稿人身份在1950年代初开始消失，他们的重新出现要到1980年代末。他们的生存、活动方式，正如王蒙在《躲避崇高》中说的，“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工资和提供医疗直至丧葬服务，我们的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工团剧团的专业作家队伍中没有他的名字，对于我们的仍然是很可爱的铁饭碗铁交椅体制来说，他是一个0”a。——这种脱离“体制”（铁饭碗）的行为，现在已经是选择不同“活法”的平常事，但是在当年具有某种“政治”含义。对王朔的评价在一段时期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在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他的写作和文化行为，与贾平凹的小说《废都》等，被作为人文精神失落的重要例证，某些研究者批评他以调侃和呼应商业化潮流来消解现实问题，其创作是“痞子文学”，甚至“流氓文学”。但他拥有大量读者（和观众），作家、批评家为他辩护的也大有人在。王蒙的《躲避崇高》就是一例：

他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也躲避他认为的酸溜溜的爱呀伤感呀什么的。他的小说的题目《玩的就是心跳》 《千万别把我当人》 《过把瘾就死》 《顽主》 《我是你爸爸》以及电视剧题目《爱你没商量》，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察，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当然，他们也没有有意地干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他指出“每个行当的人都有神化自己的本能冲动”。他宣称“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他明确指出：“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b

1990年代初，我也站在质疑王朔的一方，对王蒙先生的这些言论颇不满，在1994年北大中文系谢冕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上曾发言批驳，并写了题为《文学“转向”和精神“溃败”》一文加以“声讨”。文章中有这样激昂的话：“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流俗’的世界观，同时，站在这一立场上，对那些质疑现实、对精神性问题进行探索的作家，给予‘虚飘’、‘虚妄’的批评和讥讽。他们既用提倡‘宽容’、‘实行费厄泼赖’，来对抗当代人为的社会争斗的后遗症，但同时也以此来消解精神领域中并非总能调和的对立，支持随波逐流，而为这种精神上的‘转向’和‘溃败’的合法性事先准备了伏笔。”c重读我的文章，也许是变老了，也许是经历了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如果放在现在，我大概不会这样“高蹈”了。“崇高”“伟大”当然值得尊崇、赞美，但是伪善空洞的说辞和姿态也让人生厌和不安。王朔的那些真真假假的话中有一段说得不错：“我前些年一直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d——“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当然不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但也可以说是做人的一个底线。“底线”在位阶上意味着起码的低标准，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底线”比高蹈言辞要重要，有时候似乎也更难坚守。

二、不同的“文革”视角和对象

王朔作品很多，长篇、中篇、短篇都有，还有许多随笔、评论文章，质量参差不齐。我有时候会觉得读他的随笔散文更有趣。经常被看作是王朔“代表作”的《顽主》等，因过分着力而显得有些“笨拙”。小说中，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篇《动物凶猛》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他自己也这样认为（《过把瘾就死》 《许爷》也被他列入）。《动物凶猛》以第一人称的回叙方式，写北京这个“文化大革命”发生地的一群都市特定身份的少年——所谓“大院孩子”——在“文革”的生活情景。作品情绪饱满，叙述流畅，生活细节描述和心理刻画都有许多精妙的地方。分析、讨论这个作品的文章很多，下面只是几点补充性的感受。

首先是“文革”书写上的特殊性——这个问题许多文章都谈到。特殊性指描述的对象、时间，也指视角和方式。从时间上看，《动物凶猛》写的是“文革”后期；当初的疯狂热度已经下降，“造反派”已明显疲惫，作为“革命”仪式的游行集会仍时有发生，但正像《动物凶猛》中写的，“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下密集的人群默不作声一望无尽”e。从描写对象来看，出现在作品中的主角，既不是革命对象的“走资派”“反动权威”“黑五类”，也不是革命主力的“工农造反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这时已被边缘化，他们成为“再教育”的对象，自动或被动地散落在偏远的山区和田间。小说的主人公是正上初中的少年，“文革”发生时还是小学生，并未真正经历这次“史无前例”的“革命”洗礼。他们逃学、斗殴、游荡，叛逆而茫然、彷徨。程光炜说，“革命的力量在青年，而非少年，这是天定的真理。这些青年是《晚霞消失的时候》 《波动》 《公开的情书》和《伤痕》里的主人公。中国的‘文革史’研究虽然在海外汉学和国内现代史领域取得了赫然成就，但被青年红卫兵和工人巨大身影罩住的‘少年’群体，这个被怀特称作‘街角社会’的社区仍‘默不作声’，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在这个角度看，《动物凶猛》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眼光独具” f。这是从小说人物身份上说。而且，小说的叙述者也主要以“少年”的视角展开。

确实，《动物凶猛》展现了1980年代“文革”叙事被忽略的方面。不过，说到视角，虽然强调是以当时“少年”（也就是作品中的叙述者）的观察、感受展开，但实际不完全是，其实也很难做到。开头叙述人“发誓”要老实地叙述真相，“还其本来面目”，小说临近结束却专门插入关于记忆、文字记叙虚构性的讨论，声称无法避免步入“编织和逻辑推导”的轨道，“还原真实”难以实现。这个交代的动机除了阻止读者将叙述者过度“还原”为作者之外，更重要是指明“经验现实”和“叙述现实”之间难以避免的交织，以及两者必然会产生的裂痕。这样的情况几乎贯穿全篇。

三、文学与城市空间

另一个特点是“空间”上的。《动物凶猛》人物的活动舞台是风暴发源地的北京。这篇小说对人物的活动空间的描述，有学者有过这样的分析：“1975年北京夏季的某一天，一名十五岁的少年，穿着当时流行的军装，骑自行车从东城区的一座军队大院门口，开始跟踪一个叫‘米兰’的女孩，他先是向南到长安街北京火车站站口，尾随这个女孩乘坐的1路公共汽车，向西沿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天安门广场、电报大楼、西单，看到这个女孩在工会大楼站下车，然后继续向西骑行到木樨地向北拐，经过曾经的中国科学院、第二工业机械部、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楼所在地及其他一些街区，几乎跟女孩同时到达一栋机关宿舍楼前”：“这是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区域，是中国上层建筑及其制度的栖身之处，是国家想象的起源之地。”g因此，王朔的《动物凶猛》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进入到中国政治核心空间的表征。

这是《动物凶猛》临近结束的描述。少年对被跟踪女孩的强烈报复心理，与对经过地点的仔细指认之间，就存在“经验现实”与“叙述现实”的裂痕，也就是前文说到的当时感受与事后回顾两种不同时间的叠加。其实，少年主人公每天上学都要沿着这一路线往返，在此之前他从未对这一“政治权力中心区域”有过更多关注，对他来说是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实，他在跟踪米兰的时候，也不会在意这些政治、经济权力的标志性建筑。他其实也不会有 “革命小将”红卫兵对政治权力中心标志的敏感和热忱。因此，这一描述是回忆、追述者的关注。

其实，《动物凶猛》对城市空间的呈现，并非这一权力中心，不是政治决策地的神秘场所，也不是群众运动主要展开地的大学和广场，而是与人物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街角”：这既是“政治时间”发生的变化，也是人物及其活动空间的转换的体现。

故事的主人公，也即叙述人居住在北京东城的某一军队干部家属“大院”。“大院”这个词和体现的空间，是北京1950年代之后出现的特定场所——也许别的城市也有，但不如北京这么集中和显要。“大院”这个概念现在似乎还无需解释，但别的国家地区的读者会不明究竟。对于中国大陆读者来说，设若过了若干时日，也可能要费许多口舌才能说明白。作品中没有标明这个“大院”的名称和确切位置，不过依据描述，还是能得知这个“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合璧的要人府邸”就是东四的仓南胡同5号院。北洋时期这里曾是段祺瑞的住所，所以后来俗称“老段府”。1950年代开始，这里成为军队总参的家属院。这里既有按级别分类的居住区，也有食堂、商店、礼堂，以及幼儿园和诊疗所。“大院”是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小说写到的街区图景，是“大院”里的楼房、平房、礼堂、假山、长廊，“大院”外的东四十条、东四六条、北小街、烧酒胡同、南弓匠胡同、南门仓胡同、吉兆胡同、演乐胡同、大水车胡同，再往东南辐射的灯市口、王府井南口。小说提及的还有坐落在这些街区上的机构、饭店、商铺：外交部、北京军区总医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东西六条的小饭馆、和平西餐厅，东华门的儿童电影院、王府井南口的中国照相馆、新华书店，以及穿行在这些街区的24路公交车……此外，更重要的是与“街角”关联的生活细节：军队大院的特权空间。那个时期作为特殊身份表征的军服，外表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的机关干部住宅楼，居室里大同小异的座椅、床铺的陈设，当年流行的“恒大”“光荣”“海河”牌的香烟，“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老莫”（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二八”锰钢自行车，街上不多的红旗车和华沙牌（原苏联高尔基汽车厂出品，后引进到波兰）小汽车。主人公生日是罗马尼亚“祖国解放日”的8月23日——王朔出生日也是这一天，1944年8月23日罗共策动军人起义，暗号是“橡树，十万火急”。主人公在阅读《青春之歌》 《牛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特别关注其中“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故事……

对1970年代这一特定时期街角生活的这一呈现，与1980年代怀旧式“京味小说”描写的北京城市图景大相径庭，这使得“文革”时期北京形象得到有限程度的细部勾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的“京味小说”中的理念是怀旧性质的，试图重现“老北京”的人情风俗。但是1950年代之后的北京作为共和国政治文化中心，包括居民成分、建筑风貌、生活习俗、人际关系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未能，或作者有意拒绝在其“京味小说”中呈现。《动物凶猛》对这群“街角”少年的生活的描绘，整体上虽然“疏离”了“文革”的政治场景，却从日常生活细节上“复现”了“政治”给这座城市刻下的印痕。

四、没有“文学中的城市”，就失去“文学的城市”

之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读《动物凶猛》，缘于1950年代之后，当代叙事文学对城市空间的描写逐渐空疏化，特别是重要的城市。或者回避故事发生的城市名称，或者让城市空间成为象征性符号（如天安门、金水桥、中南海等）。特定的街景、城市日常生活细节被无视或有意掩盖。“文学中的城市”隐匿后，也就不大可能有“文学的城市”，不会有老舍的北京，不会有巴金、茅盾的上海。欧阳山的《三家巷》因为是描写“旧时代”的生活，记忆中的广州才有可能得到具有细节的呈现。

文学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人的整体性的割裂，政治态度、政治活动成为最主要属性，与“儿女情家务事”关联的街景、穿戴服饰、居住饮食等被看作无关紧要。另一则是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虚构”的权利，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往往被当作生活的“真实”。这或许就是一种“中世纪”式的观念：圣像就是神本人。因此，为了避免对号入座的追究和可能产生的政治方面的麻烦，故事发生地（特别是重要城市、街区、场景）的模糊化是一个避险的选择。毕竟已经有了1950年代中期《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先例——因为写了北京某区党委组织部的“官僚主义”，批判者就认为党中央所在地都如此，小说是在表明“官僚主义”的普遍化——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颐年堂的讲话对这种观点做了批驳h，但这种理解方式无法扭转。1958年文坛对丁玲《在医院中》的批判，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陈翔鹤大概不大了解当代文学在“风景”上的这一禁忌，1961年写陶渊明在某年的8月上庐山见慧远法师，慧远态度十分傲慢（《陶渊明写〈挽歌〉》），“文革”期间就认定他是影射、攻击庐山会议。因此，《大学春秋》 （康式昭、奎曾，1981）故事发生在“中华大学”，《大学时代》 （程树臻，1980）写的是“北方某工业大学”，《西苑草》 （刘绍棠，1957）里的大学名为“西苑大学”和“东山大学”——当然，这也不是“当代”才有的，钱钟书《围城》里也有三闾大学，为“钱学”家增添了考究的项目。《乘风破浪》 （草明，1959）写的是“北方某工业基地”，《晚霞消失的时候》你不会知道男女主人公上的是什么学校，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公园，而且出现了在北京无法找到的“灵隐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