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80后”写作与“自我”的历史动能

一、问题缘起：“80后”写作与“自我”变奏二十年

1999年，还在上海育才中学念高中的周嘉宁，在《萌芽》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崭露头角，接连获得首届大赛二等奖、第二届大赛一等奖，后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2001年，周嘉宁的第一本书《流浪歌手的情人》面市，至2007年，她出版作品共计八种，几乎每年都有新长篇推出。a千禧年见证了媒体、图书市场、传统杂志改刊与网络写作合力打造的青春文学热潮，周嘉宁置身其中，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一起，成为最早一批备受瞩目的“80后”作家。如果将2001-2007年视作周嘉宁创作的第一阶段，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高产的出版节奏，市场的积极响应与青少年读者积累；第二，现实生活与历史感薄弱的青春（期）经验书写，高度内向化、个人化、情感化的自我表达，以反叛姿态面对应试教育象征的权威秩序；第三，与同龄人密切互动的写作状态，以BBS网络文学论坛（如“暗地病孩子”“晶体”“黑锅”等）为媒介，其衍生的线上线下交往，参与形塑了她的早期创作。b上述特征几乎都能在同时期“青春文学”的共性中找到对应，呈现出“80后”写作诞生之初，个人写作与集体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2008年，周嘉宁离开上海，旅居北京三年。同年，她与张悦然创办杂志书《鲤》，将选题焦点对准同代人的成长经验与情感症结。《鲤》具有“80后”为一代人的文艺张目的立意，并展示出同人化、风格化、品牌化的办刊思路。其有别于传统文学刊物的新锐之处，不仅在于兼顾商业性、严肃文学与亚文化的策划旨趣，视觉设计上精致的文艺格调，也在于全球性的文学视野。并非完全巧合的是，2008年也是媒体舆论里“80后”形象由负面大幅转向正面的分水岭之年。奥运圣火传递受挫、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盛会等重大事件中，“80后”的亮相与表现，撕下了此前冷漠、自私、“啃老”“中国垮掉一代”的标签，取而代之的是富有爱国情怀、开放精神与责任意识的“转型新生代”。“80后”作为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培养的新一代历史主体，从此正式站上社会舞台。c

可以把2008-2016年看作周嘉宁写作的第二阶段，她明显放缓了推出新作的速度，并启动文体转向：由早期自发的长篇写作，转入自觉的短篇小说训练。受海明威影响，周嘉宁投入精力打磨短篇技术，语言逐渐变得简洁、冷静、内敛。这些试验性的短篇成果，大多发表在《鲤》上，写的多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人和人难以交流的无聊与内心荒芜，后结集为《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 （2014）。这一阶段，除了上海-北京的双城流动、《鲤》的办刊工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周嘉宁进入了英语文学翻译领域，先后翻译了温特森、欧兹、门罗、奥康纳、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翻译与短篇创作同时推进，帮助她建立起对汉语写作更审慎、严苛的标准。

周嘉宁2008-2016年的探索，总体上呈现出灰蒙蒙的基调，许多尝试都未必成功。但她对写作者身份的认领，正是在反复碰壁中趋向明确，写作观也大体成型。该时期的总结之作，是具有自叙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密林中》 （2015）。小说回望并致意21世纪初文艺青年的交往情态与心灵风貌，也阶段性地汇总了周嘉宁的写作困境。借主人公阳阳之口，周嘉宁第一次说出作为女性作家的文学抱负：以“自我”为锚点，用正面强攻的方式，写出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经验。这个长篇后，她想要搁置“自我”，将写作转向他人与世界，但承认“自己的小说碰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周嘉宁将阻碍归因为“知识结构漏洞”d，“知识结构”指向一套整合自我与世界的方法论：书写时代的意识已经产生，但怎样创造出把握历史的独特方式，从哪里入手正面强攻？如何找到“进入世界的路径”，困扰着一向以书写“自我”见长的周嘉宁。

事件性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周嘉宁受邀前往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IWP），受到她自称“摧毁重建”的冲击。2016年的国际大事，包括但不限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里约奥运会举办，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此外，还有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经济不振、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等。一边是国际化的交流营地里，世界激烈的变局无可回避地推至眼前，一边是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个人成长史的全面重省，周嘉宁在内外关联的语境里，更新了观看自我与世界的眼光。“进入世界的路径”豁然洞开，也带动了创作方向的改变。

回国后，周嘉宁接连交出被评论家盛赞为“80后重大写作诞生的时刻”（杨庆祥语）的中短篇小说集《基本美》 （2018）和“一代人的交卷之作”（金理语）的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 （2022）。经过早期青春文学的井喷式产出，中段沉郁的摸索徘徊后，周嘉宁在中篇小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实现了社会历史表达的扩容与思考的质变，也迎来了个人美学的成熟时刻。

已有敏锐的学者指出，《浪的景观》等作品对于重新理解“80后文学”的发生学，具有挑战既有叙事框架、“再写起源”的重要意义。e事实上，围绕“80后文学”内外的迷思、期待与可能性，周嘉宁提供了一条既不同于“郭敬明-韩寒范式”，又有别于“新东北书写范式”的“80后”文学的典型道路。她的特殊在于，青年作家明确的历史责任感及其表达，并没有以牺牲或贬抑“自我”经验为代价。相反，她专注于“自我”的问题化，并将“自我”成功转化为思考“80后”一代的历史、当下及未来的方法。

对周嘉宁小说的通盘回顾、梳理和讨论，因此具有以个案重新透视代际写作的价值。本文从周嘉宁的爱荷华之行切入，分析此次出访经历对她写作的影响与意义。对比爱荷华之行前后的创作，能够让我们以绵延而非断裂的眼光，整体地把握周嘉宁二十年创作生涯里“自我”的变奏。最后，在对话“80后”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层面上，笔者尝试提出周嘉宁所开辟的第三种“80后”写作的典型范式。

二、爱荷华之行：“全球化幻觉”的摧毁与“世界”的再造

2016年8月下旬，周嘉宁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作为该年度唯一入选的中国大陆作家，与来自三十多个国家，拥有不同语言、族裔、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在位于美国中部爱荷华城（Iowa City）的爱荷华大学共处三个月。这个久负盛名的交流项目有很深的“冷战”历史渊源，1967年由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夫妇创立，主要邀请对象为东欧、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家，初衷是在“冷战”时期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写作者提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并了解美国文化。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受邀前往“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包括王蒙、艾青、丁玲、茹志鹃、王安忆、汪曾祺、苏童、余华等，至今已达六十余人，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独特的“爱荷华经验”。众所周知，王安忆是受爱荷华经历影响较深的个案，1983年的爱荷华之行被她称为创作生涯的“关节口”。周嘉宁赴美前阅读了聂华苓的《三生三世》、王安忆与张新颖的《谈话录》等。不同于“成长初始革命年”、生命底色与文学教养均有清晰意识形态烙印的“新时期”作家，周嘉宁是带着“全球化一代”的写作身份，满怀信心地踏上美国国土的。据周嘉宁自述，她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去标签、无边界的“世界游民”，地域和性别属性都很模糊。f一如她塑造的人物，“野心勃勃地在自己身上努力取消阵营和国家的界限，制造着一种世界是平坦的错觉”g。

这样的信心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如果我们还记得“80后”这一代际命名生成与确立的标志性媒体事件——2004年，作家春树、韩寒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美国媒体以另类（“the linglei”）、叛逆、草根等词语来形容接轨全球新潮青年文化的中国新一代，“从而生产出一种象征性意义，即‘80后’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正在融入西方世界、西方文化”h。除了人们熟知的市场化以外，全球化同样是命名“80 后”的重要时代坐标。生于1982年的周嘉宁，成长在改革开放的上海市中心，从小浸染西方流行文化，在国内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接受文学教育，具备出色的英语能力。甚至，这也不是周嘉宁的第一次域外驻留经历。i这才是爱荷华令人意外的地方，作家直陈自己对世界固有的认知“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被摧毁了，但这是一种有益的摧毁。我觉得人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可以被摧毁一次”j。这令人无法不去追问，在爱荷华，究竟发生了什么？

周嘉宁记得，驻访艺术家们在欧美主导的文化常识与娱乐话题中相谈甚欢，似乎符合“世界是平的”的常识，却在真正触及异见时默契地后撤。面对主办方有意设置的争议论题，如俄乌冲突、巴以关系，人们不再像冷战年代一样对峙鲜明。温和的外交礼仪代替了意见交锋，却也极大削减了交流的本意。朝夕相处不但没有进一步鼓舞“地球村”“世界游民”的信心，反而暴露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主体间的壁垒：

敏感的作家们大概都很快可以从密集型的交往中觉察到各自所属文化中不可沟通的部分，继而产生一种剧烈的怀疑，我们所谓的共同记忆到底是什么。漫威也好，Netflix也好，鲍勃·迪伦获诺贝尔奖之后激烈的争论或者庆祝，这些共同记忆是经过筛选的，是西方语境下的共同记忆，是个人体系中间并不至关重要的部分，在那个当下，几乎是一种国际社交性质的记忆。k

周嘉宁在爱荷华遭遇的，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支配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语症：同质化的文化养成与思维定式，令人无法真正表达自我。她目睹被西方世界排斥在外的文化主体“一方面急切地希望被他人了解，一方面又忽视着他人”的怪现象；另一个闭环式的难题是，因为缺乏应对争执的政治训练，矛盾爆发后，只会令人陷入毫无生产性的愤怒与无助。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她尤为不安的是，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交流，很多时候是以牺牲不同语言主体性的美与复杂为代价的。去往新奥尔良的短途旅行中，周嘉宁与来自耶路撒冷的女作家G爆发争吵，她沮丧地指出，“是英语，是英语让我们纷纷丧失第一人格”l。第二语言放大了误会，并阻碍了误会的消解。能否既将“个人体系中间至关重要”的经验拿出来交流，又能保有思考的“第一人格”，尊重不同语言的美？以爱荷华作为裂口，全球化神话维系的世界图景开始松动，考验着作家对时代做出另类思考的能力。

在主体的失语中，“世界”被重新问题化，并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新问题。“当我们在谈论世界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又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世界呢？”从发问的一刻起，周嘉宁釜底抽薪地反思“同一个世界”的普世主义价值，也开始重审内置于自己世界观、写作观里的“全球化幻觉”，“我几乎是在全球化的幻觉下长大的”。m“80后”一代在中国加速融入世界资本体系的发展主义话语笼罩下长大，深受互联网科技革命、“大国崛起”与“地球村”叙事影响，这是代际认知结构的“全球化幻觉”的有机组成。有论者指出，这种“全球化幻觉”根源于一种文明等级序列中处于弱势位置的个体面对强势他者的焦虑，其危险在于，前者压抑了自身的文化特性，习惯用强势文明的眼光看待和表述自己，进而压抑了真实感知和主体表达的滋长。n

与王安忆在日记、书信、小说、访谈中留下细密的访美记忆不同，周嘉宁对爱荷华经验的表达始终慎重，只有一篇以“国际写作计划”为虚构原型的中篇小说《再见日食》 （2019），两篇随笔《我们在南部停止了抽烟》（2017）、《我所理解的世界》 （2018）。除此之外，周嘉宁屡次表示“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谈论”“很难说清楚”o。“太好的事情根本不舍得让其他人知道”，借这句《再见日食》里的话，周嘉宁表达对爱荷华记忆的珍视，藏之于心而迟疑于言谈。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逝世，享年99岁，她传奇的一生与文学界的哀悼，与《再见日食》中乌卡的葬礼虚实互映。在最近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时，周嘉宁表示：“聂华苓去世的事情，我其实还没有真的去消化，包括爱荷华往事，我觉得八年过去了，我尽管写了《再见日食》，但爱荷华的事情其实仍被我封存在了一个地方。”p

我们唯有在文本中找寻作家的心迹。《再见日食》q中的佩奥尼亚处处都有爱荷华的影子，在这个仿佛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悬置着的中间地带”，周嘉宁虚构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驻留计划。小说从2017年回望1995年：各国年轻人曾带着对新大陆的憧憬相聚于此，经历友谊与爱情，关心着“冷战”后的世界会向乌托邦还是恶托邦而去。“美国梦”的破灭与二十多年的时代演进中，主人公们以佩奥尼亚为入口进入严酷现实，各自“找寻新的世界的出口”，最终四散。创办者乌卡去世后，佩奥尼亚依然在每年夏天迎来送往更年轻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