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此时此刻：关于《空山横》与演讲缔造的可能世界

1916至1920年间，伯林一家住在彼得格勒城北一个小型陶器厂的顶楼，那是一套租下的公寓，楼下院子四散着陶瓷的嵌花器物的碎片，楼上有间藏书室，伯林“孤独而早熟”童年的一部分，就在这里长成。“他发誓自己在十岁那年就已读过《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他喜欢前一部，对后者则全然不知所云。” a

1970年代中期，石家庄一座大院内，母亲与友人闲聊的许多时候，一个少年，会静静潜入她们谈天的隔壁。那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一间资料室，于少年，此处堪称辽阔。一天，他读到了《战争与和平》，并获得一帧可以夹进人生记忆的画面——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受了伤的安德烈公爵，躺在地上，看向星空。多年以后，小说的浩瀚与枝蔓在时间里渐次闭合，但这一幕，一直清晰。大地、星空以及中间的一个人，三位一体般嵌进少年正萌生着的知觉系统。许多年后，他明白，那是“结构”，它“第一次进入我的意识”b。而这一结构的诸种变体，也将在他未来生命中，一次次到来。

十来岁时抓着什么读什么的偶然里，已提供着辨认自己的隐约可能。后来，伯林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里拎出了“狐狸”与“刺猬”的著名分类，启发许多人，其中就有李敬泽。我想，托翁这本书一定算不上他们阅读图景中耀目的存在，这几日读传记与访谈，《战争与和平》恰如一枚小小光斑，闪动在两人生命差不多的早期、差不多的以书围起的僻静角落。这倏忽一闪带着明亮。

尽管相隔很远，一种相似气息却也游荡在他们之间，那是某种智识与性情上的“近”。这一份“近”，还包含更小约数的生成识见的具体方式，是讲，演讲。“与18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书斋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个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当接受名牌大学或公众的演讲邀请以后，他就花上一段时间阅读，然后即兴发挥。他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书桌前，而是产生于会场中。”c  是的，不单写，还有讲。面对公众，面对未知心灵，即兴，脱稿，信马，不定，又终收束在明亮确定的一点上。大地星空之间，一个人。

因为讲，有了眼前这本书，《空山横》。

一、 讲而写，智识的两次生成

《空山横》是一本“讲”和“写”合奏的书，它分两次完成，先在声音，再到纸上。书里文本遇见过两拨人，一回是听众，一回是读者。除最后一篇“想象的讲演”《听“空山”》，其他篇章都有过两次身形，一次是风一般的未定和自由，一次是带着方向与意志的雨水般确凿。“空山”的起点通常是给定的题目，而向山深处去，作者偏捡没有标识、没有修成的小路。这位作者，他和文学的交集，实在丰富又多重。

他曾是文学编辑，一直是文学读者和写作者，也因自己的写而被称为文体家。他是文学生活的建筑师，是文学观念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事业的领导者，但他似乎更愿认领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在“家”与“者”之间，他自在游走，自然也责无旁贷地，要在许多场合开口说话。

“多年以来，不知多少次在稠人广众前说话，我偏执地要求自己不写稿子。”d绝非偷懒，而是他要将“自己驱赶到一种不确定状态，赤手空拳、走投无路、如临深渊，已经站在这儿了，麦克风就在面前”。他似乎无惧于将纸上的犹疑和斟酌提前兑现给公众，又或者，正在生成的新鲜与新鲜展开的可能才更是道路，这同构于李敬泽基本的文学观——辨认，领受，并不断创造“新”。遇到什么就接住什么，就穿过它，就一个人在大地、荒野、空山中走，用言说走出一条路来。

这是骨子里的冒险家、未知与可能性的偏爱者要走的路。他们热衷从限度中凿出丰盛，在既定里接近自由。

演讲，李敬泽通常会将命题作文拆为两段。先脱稿去讲，不设定沿途经停地“飞”，可能遭遇失控与眩晕地“飞”，同时，调度控制力地“飞”，瞄准抵达之处地“飞”。从一个题目、词语或文学的境况出发，在众人之前，他“不让自己从第一句话想到最后一句话”，而要在“飞”中第一次体会风的速度和密度，在敞开与克服、压力和自在的缝隙中辟出自己的路。这是感受的两端，而两端本身也是一体。

未必就是克服难度。当一个人可以驱使声音起飞，调遣思绪如伞兵纷纷又准确地降落，遭遇语言的奇迹瞬间，就更像在创造和认领愉悦。那是拒斥表演或重演，而在每个哪怕微小的可能里，以未知未见唤起“我”的新知。之后，静下来细细修改，衔接起声音和文字，也连接起逝去和此刻，他变身语言和时间的魔术师，让“飞走的鸟回来，完美地再飞一遍”。

相比于编辑剪辑般的后期，这本小书首先属于讲，属于声音。人可以待在字的后面，但声音时常快于思维，更如实地现出一个人的状态。声音某种类乎“透明”的属性几乎可将人当时当刻的心映出来。《空山横》也有一种“透明性”，源于李敬泽的真诚，他的判断、观点、态度映着想问题看世界的心，直接与听众读者照面；书里还有一层“声音属性”，来自“空山”中的声响：“至少一千两百多年前，山西口音的王维就已经在谛听天地和生命的‘响’与‘不响’，这是中国诗学和美学的一个基础构造。”他试图将“声音”在文明系统中的那一环擦亮：

人类形而上的超验体验普遍来自声音，在华夏文明中，天意落为文字，但我坚信，在天意和天意的显现之间、在甲骨之形和甲骨之文之间，一定存有一个失落的声音环节——然后，我们才能理解礼乐之“乐”，才能理解某种声音何以从根本上照亮了我们。

在本书的“跋”中，声音还作为“时间的形体”从一个不易被觉察的角度展开：

声音发生于时间，声音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声音一定包含着迟疑、卡顿、含混，声音中带着口水，带着生理性的习惯、生理性的没睡好和累；声音会迷失方向，走着走着不知该往哪去了，于是就浪费时间，原地转圈儿，用废话填平空白；某个瞬间，一个念头冒出来，闪闪发光，但是它飞得太快，声音来不及追上它，徒留遗憾。声音是时间是生命，不可倒流，不可追回，没有完美的声音，正如没有完美的生命。

而艺术创造提供了将生活过上两遍的可能。他钟情于那不可逆的一次性，让时间本身接近着“原作”，接着，在既成之上雕刻，召回、延宕并丰盛已经闭合的时间，像完成一次不可能。这样的“重游”，给了修订“我”、饱满“我”，也更加成为“我”的机会。尽管“我”，在李敬泽的文学观中一直边缘地存在着。

“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的文学就是作者的独一无二的‘我’与读者独一无二的‘我’的遭遇和映照。”就要跟着点头了对吗？且慢。现代以降，“人”的觉醒与“我”的发现如此重大、深刻以致构成我们集体价值观习焉不察的一部分，而其中，是不是还包含着一个不肯放下执念、被自我意识不断放大的“我”。“独一无二”的后面是不是可能还站着一个封闭的“我思”，恪守（也是固守）着自我的信条，不断操练着“一种自我中心的傲慢”。险些就要忘了，“世界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

文学促成我们识别和认领的，是更宽阔。

这本书的许多细小句子里，藏着拨开惯性认知云雾的风。不单一个小“我”，还有“人类的中心主义”。面对动物、植物、自然、人工智能以及技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颠覆性重构”，作为文学工作者、写作者，更作为人类中的一个，我们该如何回应？演讲中，他回答了这些疑问。

二十一世纪初期，面对小说现状和遭遇的危机，他用“贾政”讲事儿。“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贾政写的小说，给贾政们看。贾政们脾气很大，对生命中任何一种陌生的可能性都会很生气。”这声音二十年后依然有回响，面对“陌生的可能性”比如超级AI，“贾政”以及“贾宝玉”们会作何反应？是否依然被情绪淹没？情绪退潮后能不能生成对事实的判断和理性认知？判断若为真知，首先要经过时间的核验。回看李敬泽二十年前关于小说的种种判断，依然可回答今天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文学作为古老艺术基本价值的稳定，另一方面，或许也映照出文学探索与现实的某种“板结”。

他二十年前的判断是，“我认为，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它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去，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

他保持着观察的热情与判断的敏捷，对新的问题、处境、可能持续发声，且其关于文学的判断始终确凿——出于信念，也关于人类的尊严：“文学并非一种可以出让、可以替代的技能，它是人类自然语言的最高形态，是人类安放自我与世界的原初的和根本的场所……人的自然语言、人的文学，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持和延伸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立场清晰如山脉一线，这构成他文学世界的基本风景。从2007年的《为小说申辩》到2024年的《听“空山”》，作者的声音穿过二十年的光阴。二十年放在文学艺术的发生史上只是一瞬，可已足够将个人经验、所思的生长连缀为线。

和纸上书写不同，即兴演讲重观点而不缠绕于文辞，它将“演算”与“作答”几乎无时差输出，取消了彩排的部分，更像爵士乐演奏。本可以更“常规”与“稳当”些，但李敬泽不，他给自己设置了这规定与自选相结合的动作，造小小的险峰。所以如此，我以为，更深的驱动关于语言能力与理想主义，关乎对语言的信心和信念，作者审慎和珍视。思考和言说都在日常，又应高于日常，在日常中试练并磨砺神思，可以也应该是作者的日常功课。《空山横》正是这一本小小的但恰好复现李敬泽直面与试练的书，它标刻着二十年间与文学有关的认知划出的轨迹，也映现着一个人的工作方式、自我要求和完美主义。

二、 空山原野，飞鸟来回

起名有时偶然，用“空山横”定名演讲集，是巧思，也是惯性的延长。李敬泽的书写，时而将巍峨的山化为可以登临的山，比如与《春秋》有关的系列文章，也收集着山间风声和微物消息，比如《青鸟故事集》，而直接放在书名里的，此前还有“山丘”。他不仅将“山”置于一系列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中，也将其结构为把握世界有关的意象。是的，山一直在。这回，“空山”在演讲中起伏连绵，是一座隐身而绝对的存在。

它是李敬泽以声音、以思维的跑动、以对现实关切的注视，构造又不断穿过的所在。像房间里的大象，庞然而不觉的意象一旦被识别，就有了参与现实、整理此在的解释力。“空山”是一片小语境，也是结构全书的大意象。不是不存在，也不是空无一物之山，而是向着可能、向着正在发生，延绵出自己的山。因其空，山处于可能性生成中，而人在空山中，或许更容易将自己想象为永恒的一部分，也因其空，正好可以盛放，首先来盛放并克服那个文学世界无所不在、习焉不察的“我”。

“空山”作为一个新的认知装置到来，在李敬泽的演讲中被点亮。

它是演讲者所言之物，也是演讲的剧场，是剧场周围正在聚拢和漂浮的云雾，也是无形而待翻越的山，这山是眼前事，是生活的基本风景，还可以是存在于身体内部沉默而绵延的力。看，以“空山”勾连起的意象和觉知似乎也可如山脉般连绵下去，它已不尽然是王维的山，而是王维的山来到此刻，成为我们的山。

在他心仪的相对庞然的意象中，类似的还有“原野”。他讲到原野是为了讲哪吒，他发现，哪吒的生命状态代表一种文学的形态，文学的新和可能，就在哪吒身体里面：

哪吒，这个童子、这个少年是革自己的命，他抛却已有的一切，走出他的庙宇和城邦，进入广阔原野，越过种种界限，获得一个新的心。他脱胎换骨，然后在原野中，摘一枝荷花，或随手摘一枝别的什么植物，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体、获得一个新的身体。我想，这应该就是新的、投入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文学。

哪吒有勇武，又释放生命纯然的天真。我以为，所有艺术表达里，都有勇武和纯真。多么超现实、前卫的表达里，纯真都可存在；多么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里，都有勇武。那是直接的、纯粹的、有力的、心无旁骛的、不计后果的、专心的质地。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被艺术作品打动时，我们会体味一种诞生自内心的平静。平静来自身体内部，只有你知道，只有你感受。你被什么触发，它到达溢出又返回你这里，只与你有关。你感到自己被一种具体的刺激激出了空虚，这个空，将延长和扩大有限的生活。

现在，山和原野都有了，鸟会飞来。飞鸟有御风的自由，有俯瞰视角，还有，它们可以将自己变成天空的一部分。和山一样，飞和鸟也为李敬泽所偏爱。他以“青鸟”命名远方历史细缝里的光芒，还讲过北京雨燕不落地和黄鹤去哪儿了的故事，“飞”在他的叙事中，以内容、以形式，绝对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