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停止的地方，生活出现了

《猫鱼》是演员陈冲的自传体散文集，收录的十多篇文章起先发表于《上海文学》，然后结集成这六百余页的厚厚一本。“猫鱼”是什么？陈冲解释说，那是旧日上海用以喂猫的一种极小的鱼，随着猫粮的出现，“猫鱼”在人们的生活里逐渐消失了。“猫鱼”是鲜活的生命，也是尘封的记忆，读《猫鱼》，我们既能看到那条小小的“猫鱼”，也能不断地窥见它所栖身的那片水域。

一

《猫鱼》中的陈冲，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同样是上海姑娘，同样是早早被“开麦拉”相中而改变命运的女孩，同样是在情爱中反复纠葛的女子。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道：“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a这句话对陈冲也同样适用。从十四岁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女演员便成了她相伴一生的身份。

在情爱中的“女性”和镜头下的“演员”两个身份中不断地找寻自我，是《猫鱼》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陈冲的爱情之路与演艺事业，似乎始终存在一种互文关系。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她情窦初开遇到了M，拍摄《青春》的日子里，她经历了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她开始闯荡好莱坞，这也与初恋中受到的伤害有关。恋人W的背叛使她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我不再爱自己。我以为，如果不值得W的爱，就不值得任何人的爱，如果身体被践踏过一次，就将永远被践踏”。于是，她将在好莱坞的初次演员面试称作一场赌博：“也许面试是我的赌场，‘被拒绝’是我的赌注，输了，就证实我的确不值得爱，赢了，就从‘不值得爱’的死刑得到了缓刑。”b爱情中遭遇的挫折，使得她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她亟需从面试官、导演、镜头那里得到重新确认。

“女性”与“演员”，因为都处于被观看的客体位置而一直被认为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男性凝视理论的提出正与女演员有关。这一时期的陈冲，处在一种自我客体化的境遇当中，将自己当作被观察的对象和景观。然而，凝视的困局之一在于，“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c。一旦将自己作为被凝视的“他者”，女性便丢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落入了他人意见与评判的桎梏中。这一时期的陈冲正是陷入了渴望成为“值得被爱的女人”与“值得被欣赏的演员”的双重焦虑而丢失了自我。在早年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陈冲将这段日子称为“人生中最黑暗最彷徨的时候”“自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糟糕”“完全失去自信”。尽管到了写作《猫鱼》的今天，她已经能够以回忆的笔调，缓慢而云淡风轻地讲述这段过往，但我们仍然不难感受和想象那时她内心的焦灼。她仿佛站在爱情与演艺事业两面镜子当中，不断地、快速地旋转着身体，一个失意时，就去另一个那里寻求认同。

1998年，陈冲在散文里写道：“在我的个人世界里，爱情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内容了。其他一切只是为了她而存在，为了她而做的准备工作。我永远都在生活中平凡和非凡的迹象中寻找和体味她的暗示。”d在《猫鱼》中，陈冲再次引述了这段文字。那时陈冲37岁，已经凭借在《末代皇帝》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作为演员的成功，她对爱情的态度与年轻时相比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虽然仍然强调爱情对于她而言是一种毕生的、至高的追求，但她已不再将自己当作被男性审视的客体，而是使用了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她”来指代爱情。人称代词的微妙改变背后，是陈冲作为一个女性主体的成长。这里的爱情是作为一个女性化的本体存在着的，既不是需要依附的“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而是“她”，是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女性的自我镜像。“她”既是爱情，也是那个在爱情当中的自己，她开始清晰地认识到，她需要的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体验，而她的男朋友们只是“爱的容器……只有在我的思念和渴望中，他们才可能成为一片广漠、无状的土壤，让我的爱情生根。失恋的痛苦也往往在于失去了爱，而不是失去了某个人”e。

在《末代皇帝》的成功之前，陈冲曾经经历过一个重大的挫折，就是《大班》引发的激烈争议。对于这部她在好莱坞首次担任女主角的电影，她在《猫鱼》里以“错误的选择”一笔带过。在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陈冲出演过众多角色，但在《猫鱼》中，真正详细讲述了参演过程、感受的却很少，仅有《末代皇帝》中的婉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意》中的玫瑰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她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主体性、自尊感和行动力的人物形象，而她对《大班》中的美美的选择性忽视，正可以看出她心中认可的自我想象——她不愿再充当那个被动的被审视、去讨好的美美。

“女性”和“演员”的双重被凝视处境并没能击溃陈冲，反而让她从中获得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力量，这或许是陈冲与王琦瑶最大的不同。王琦瑶自始至终是被凝视的他者，她是程先生眼中悄然而入的暗淡，是李主任眼中率真老实的风情，是老克勒眼中悉心包藏的岁月，也是长脚眼中只包着一层枯皮的脖颈。她始终处在男性的暴力和历史的暴力之下，鲜少体现出主体内在意志和知觉的绽放。而陈冲则不同，王琦瑶终其一生都是那个文静优雅的“上海小姐”，陈冲却没有停留在那个清纯甜美的“小花”。如陈冲所言，“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刚强、顽固，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爱大笑，笑得很不文雅，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蔑视困难的法宝；她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伸缩性极强……” 读《猫鱼》，我们也常常会感受到她宁静的文字中涌动着的执拗、旺盛、涓涓不绝的生命力。

有趣的是，陈冲数次在书中强调，她认为可爱的女人应该是恬静的、贤惠的，甚至觉得“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的自己“很不可爱”f，但我们在字里行间，却很容易发现陈冲对今天这个自己的悦纳和欣赏。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提到了女性内在的“观察者”身份和“被观察者”身份的分裂：“她必须观察自己的角色和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g这或许可以解释陈冲文字表述与真实态度之间的矛盾。也许她很清楚，那个在火炉边打着毛衣的恬静女孩虽然在别人眼中是“可爱的”，但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却是这个“很不可爱”的自己。

翻开《猫鱼》，封二便是一组拍摄于1988年的组照。这组照片中的每一张都用红笔画上了错号和对号并附上了一些评语，如“Eyes too Chinese” “Lips too sexy”“too responsible”等。显要位置的这幅插图，显然隐喻了陈冲对凝视的讽刺。照片中的陈冲倔强而开朗，仿佛在嘲弄着加诸她的各式各样的评价。或者说，当陈冲在《猫鱼》中大胆真诚地讲述自己的绯闻与恋情，不正是她对内心里那个“恬静贤惠”的女性形象的叛逆，不正是她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凝视说出的“So What？”

二

家族史的讲述是《猫鱼》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占据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陈冲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材料，给祖父辈知识分子逐一立传。《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写姥姥，《我怎样才能理解他》写外公，《消失在童年丛林中的皮球》写父亲和爷爷，《悲伤是黑镜中的美》 《无法实现的梦想》写母亲。

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进行家族史的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主题。陈冲的家族在现当代中国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在于，她的家族是“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某种缩影”“无数的遗憾，未遂的志向”h；特殊性在于，这是一个典型的“专业知识分子”家族。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专业知识分子”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群体。“本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i呈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就更少。陈冲在《猫鱼》中，以家族史的形式，提供了三代专业知识分子鲜活的生存图景。姥姥史伊凡出身书香门第，海外留学归来后致力于翻译和出版编辑工作；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主编的药理学教材和参考书被誉为中国药理学的经典著作；爷爷陈文镜也是医学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奶奶都有赴美国留学进修的经历，获医学博士学位。身处二十世纪的动荡中国，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积极投身于各项爱国救国运动中，爷爷参加过北伐、抗日、抗美援朝三大战争；外公是苏州共青团领导人之一；姥姥参与发起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陈冲的父母同样是出色的专业知识分子。母亲张安中深耕于神经药理学并出国深造多年，父亲陈星荣则在医学放射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成果。陈冲和哥哥分别成为演员和画家，也是各自专业领域内的翘楚。

在陈冲书写的家族知识分子群像中，姥姥史伊凡是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史伊凡女士出生于1908年，1922年进入苏州女子师范，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她三次登报与旧家庭决裂，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是典型的“五四”一代的知识女青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我们所熟悉的这类形象，或是如丁玲笔下“莎菲女士”式的“疏离者”j，或是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为“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规范和模型”k，而陈冲对姥姥的描写，是对“五四”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补充。如金宇澄所言，“虚构小说缺失的现场，被非虚构文字完成了”l。陈冲笔下的姥姥，中学时期顽皮叛逆地给舍监捣乱，青年时期，柳亚子为她写诗，赞她“风流”“娇羞”。尤为动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姥姥带着女儿从上海逃亡到重庆的经历。为了通过一道道的关卡，姥姥与检查的士兵、军官斗智斗勇，甚至不得不“陪他们睡觉”。这是一个颇具震撼力的故事，一位进步、清高的知识女性，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不得不以身体作为交换。陈冲极力想象姥姥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形，最后引用电影《西部往事》中的台词“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来理解姥姥。这是我们未曾见过的“五四”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的生活不只是“革命+恋爱”，她们不仅是穿着学生装、挥舞着彩旗走上街头的学生，还是背着行李、牵着孩子艰难逃亡的母亲；她们针砭时弊、挽救民族危亡的热情，不仅来自书本和主义，也来自她们自己切身的遭际；她们不仅是振臂高呼的知识分子，还是遭受着精神和肉体苦难的芸芸众生。

在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中用这样大的比重进行家族史的讲述，也许本身就意味着家族带给陈冲的重大影响。读《猫鱼》，读者会为陈冲丰厚的文学积累所惊讶。米兰·昆德拉、里尔克、惠特曼、辛波斯卡的作品她都有涉猎，频繁引用的中英文诗歌赋予了这本散文集古典的诗性气质，也成为《猫鱼》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之一。陈冲对于文学的热爱，正是源于家族的影响。作为众所周知的漂亮的女演员，不论是谈及长辈还是子女，陈冲都甚少提到家族成员在相貌上的遗传，她曾说： “我们家的风气就是漠视一个人的长相。从来听不到这种评语：这个人好看、那个人丑。现在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存心不往那方面引导我，他们培养我和哥哥重人品，重内在素养。”m在《猫鱼》里，她反复提及的是家族文化素养的传承。她和哥哥陈川都提到过姥姥藏书的棕色小皮箱，那是他们童年的宝藏。陈冲在那里读到了《哈姆雷特》的连环画，开启了她成年后对悲剧的迷恋，启迪了她对人性的最初理解；陈川在那里读到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面的插画引起了他对绘画的兴趣，打开了他对于世界的想象。陈冲还颇为骄傲地谈及四代人之间阅读偏好的默契与传承：“……大女儿极力推荐他读一下契诃夫的《第六病房》，我这才知道她也喜欢契诃夫，有些莫名的感动——姥姥、母亲和我都曾经爱看契诃夫。大女儿不常跟我交流感情，这份疏远让我惆怅，偶尔在亚马逊账户上看到，她在读我年轻时代迷恋的书，就有一种欣慰，觉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阅读曾经也是我和姥姥之间的纽带。”n

在《我怎样才能理解他》中，陈冲讲述了知识分子家族史的另一个侧面——创痛和伤痕的历史。陈冲家族的几代知识分子都受到过“文革”的影响。尤为惨烈的是她的外公，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堪受辱而自尽。陈冲描写了一个年幼懵懂的小女孩对家里这场剧变的印象：“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甘油，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甘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甘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o大约是导演和演员的职业素养使然，陈冲一直能用最为平淡的语言渲染出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感。天真的伸着手排着队的小小女孩，甘油的一点点甜，与“畏罪自杀”四个字的惨烈和背后的政治意味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