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霍乱地图及其意义
作者： 赵秀荣摘 要：19世纪30年代，随着霍乱在英国的流行，霍乱地图随之诞生。霍乱地图的出现，是英国制图技术进步、人口统计学发展、登记总署建立与人们对“可见性”痴迷的结果。19世纪中叶，托马斯·沙普特、奥古斯都·彼得曼、亨利·阿克兰及约翰·斯诺绘制的霍乱地图较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霍乱地图具有空间性、可视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对公共健康、医学地理学及地图绘制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与此同时，霍乱地图经常被作为当时流行的瘴气论的依据，具有时代局限性。
关键词：英国；霍乱地图；传染病；医疗社会史
19世纪30年代，霍乱在英国反复暴发，而随着这一时期医学和统计学的发展，英国人开始注重从空间上考察传染病，霍乱地图由此诞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识到传染病大流行是一种空间现象并尝试对其进行绘制，以积极应对传染病所带来的威胁。①霍乱地图正是为探寻霍乱传播方式而绘制的，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霍乱的性质及其传播的环境，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汇总病例，并依据地图判断霍乱的传播路径，找出导致霍乱蔓延的原因。
在维多利亚时代，霍乱地图是了解疾病传播的工具、科学争论的载体及呈现城市形象的媒介。霍乱地图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工具，让他们意识到一种无法看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威胁。在宏观意义上，正如英国学者杰弗里·金所言：“地图绘制经常决定或改变它所定义的领土内的人类实践，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地图和领土的混合体，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相互加强的结构，用以维持其几乎覆盖全球的霸权。”②考察19世纪中叶英国的霍乱地图，对了解医学地理学及后来的疾病地图、其他社会问题的专题地图与殖民地地图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霍乱地图也是考察当时英帝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切入点。在微观意义上，19世纪中叶英国的霍乱地图不仅是疾病地图的先驱，而且体现了当时医学与制图学的发展水平。医生、地理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提出假设，并尝试用霍乱地图检验这些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维多利亚时代留存的霍乱地图具有空间性、可视性和专业性的特点，是我们了解疾病史（特别是霍乱等传染病）的一种重要媒介。
目前国外学者关于疾病地图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加拿大地理学家汤姆·科赫的著作《疾病地图：地面上的传染病》和《疾病地图的制图学：绘图与医学》。③但科赫本人是一名地理学家，历史知识相对不足，并且他关注美国多于英国，并没有专门研究英国的霍乱地图。美国学者帕尔梅拉·吉尔伯特的《绘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躯体》从城市文化史的视角讨论了霍乱地图对维多利亚时代乃至今日有关英国空间认知的影响，颇有新意。【参见Pamela K.Gilbert，Mapping the Victorian Social Bod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 Pamela K.Gilbert，ed.，Imagined Londons，Albany： 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国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尚未专门关注疾病地图的作用。本文以19世纪中叶英国较具代表性的四幅霍乱地图——托马斯·沙普特（Thomas Shapter，1809—1902）的埃塞克斯霍乱地图、奥古斯都·彼得曼（Augustus Petermann，1822—1878年）的不列颠霍乱地图、亨利·阿克兰（Henry W.Acland，1815—1900）的牛津霍乱地图及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的宽街霍乱地图为例，分析霍乱地图出现的时代背景、特点、意义及局限，以丰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路径，拓展其研究领域。
一、霍乱地图出现的时代背景
美国地理学家、制图家亚瑟·罗宾逊（Arthur H.Robinson）认为，“1835—1855年可以恰如其分地被视为地理制图学发展的‘黄金时代’”。【Arthur H.Robinson，“The 1837 Maps of Henry Drury Harnes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121，No.4 （1955），p.440.】19世纪30年代英国霍乱地图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一是制图技术的进步。地图为公众和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工具——因为地图代表一种图形通用语，能被所有人所理解。【Tom Koch，Cartographies of Disease Maps，Mapping and Medicine，p.54.】这一时期制图技术迅速地制度化与专业化，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制图学”（cartography）。【参见“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https：//geography.wisc.edu/histcart/volume-5-cartography-in-the-nineteenth-century/，2023-04-05;“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Equatorial Africa，” in Dr.Norton Shaw，ed.，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Vol.29，London： John Murray，1859，p.28.】这与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海外扩张密不可分，政府出资建立测绘机构，以便为海外扩张提供服务。加之19世纪工业化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印刷技术（包括平版印刷和彩色印刷等），书籍、期刊及那些绘制精良的地图的造价开始降低。在当时，地图越来越成为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平版印刷术的新发展使得地图的制作和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便捷。从19世纪早期到中期，地图无处不在——（悬挂）在教室里，或作为卷首和插画（出现）在书刊中”。【Pamela K.Gilbert，Mapping the Victorian Social Body，p.10.】此外，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诸多城镇的健康调查中，开始出现关于大城镇卫生状况的地方报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报告附有地图，并且通常不止一张。【Pamela K.Gilbert，Mapping the Victorian Social Body，p.29.】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增长、工商业繁荣和大众教育普及的结果，并且得益于公共健康运动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熟悉了地图这种“图形语言”。
二是始于1801年的英格兰人口统计为绘制疾病地图提供了数据支持，也为各地人口健康状况的对比与全国人口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分析提供了参数。179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出版了《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又译作《人口论》）一书，他担心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国家贫穷。而在18世纪英国经常与西班牙和法国作战，政府需要掌握具体的人口数据以便有效征兵。180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大不列颠人口统计法》（An Act for Taking an Account of the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以下简称《人口法》）。根据这部法令，1801年3月10日，英格兰开始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负责人口普查的官员是当地的济贫督察员，他们挨家挨户收集数据，然后提交给政府。法令规定对拒绝回答问题或给出虚假答案的人处以罚款——最低不少于40先令，最高不超过5镑。【参见41 Geo.Ⅲ，c.15，An Act for Taking an Account of the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Section Ⅲ，in Statutes at Large from the Thirty-ni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to the End of the Fifth and Concluding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and Last Parliament of Great Britain，London： Printed by George Eyre and Andrew Strahan，1800，p.561.】1841年英国进行的人口普查被普遍认为是第一次真正的现代人口普查，按人口统计数据并由登记总署负责汇总。【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https：//www.ons.gov.uk/census/2011census/howourcensusworks/aboutcensuses/censushistory/themoderncensus，2024-07-27.】此后，英国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为社会调查和医学统计提供了重要参数，其方法越来越严谨，结果越来越有意义。这些数据为之后包括霍乱地图绘制在内的各种疾病研究提供了人口参数。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英国一直持续至今。【参见赵秀荣：《英国人口统计千年史》，《中华读书报》，2021年11月3日，第19版。】
三是《登记法》的通过及登记总署（General Register Office）的建立。183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英格兰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法》（An Act for Registering Births，Deaths，and Marriages in England，简称《登记法》）。【6 & 7 Will.Ⅳ，c.86，An Act for Registering Births，Deaths，and Marriages in England，1836，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Year of the Realm of his Majesty King William the Fourth，1836，London： Printed by George Eyre and Andrew Spottiswood，1836，pp.769-786.】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设立登记总署并任命一名登记总长；对所有出生和死亡人口进行适当形式的登记——每个家庭的父母在孩子出生42天内，或家人去世后5天内要报告给本地区的登记员。【参见6 & 7 Will.Ⅳ，c.86，An Act for Registering Births，Deaths，and Marriages in England，1836，p.774.】1837年登记总署正式成立，办公地点位于伦敦的萨默塞特宫。自此，民事登记取代了英格兰国教教会负责的登记，登记总署负责有关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结构的数据汇总和分析。1839年，统计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加入登记总署，着手为英国提供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生命统计数据，涵盖出生、死亡和婚姻等诸多方面。【自1839年始，登记总署每年发布《登记总署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for England and Wales）。参见赵秀荣：《实至名未归——19世纪英国的统计学家威廉·法尔》，《中华读书报》，2023年5月3日，第19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法尔开发并推广了生命统计和流行病学工具等方法。他设计并两次修订了统计分类学和疾病分类法，将报告的死亡人数制成表格。这种疾病分类学方法被长期使用，影响了《国际死因列表》（International List of Causes of Death）的统计。他展示了如何通过比较生活在不同条件下的人群的粗略死亡率或标准化死亡率，来阐明环境对健康带来的风险”。【John M.Eyler，“Farr，William （1807-1883），Statistician and Epidemiologist，”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2004，https：//www.oxforddnb.com/view/10.1093/ref：odnb/9780198614128.001.0001/odnb-9780198614128-e-9185，2022-01-17.】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政府致力于调查了解穷人和病人，将相关数据制成表格并加以描述和分析，目的是更好地管理并有效控制这类人群。法尔等熟练的统计学家便可以解读这些数据，他曾写道：“统计学是国家的科学、是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人的科学，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统计学。” 【William Farr，“Inaugural Address，”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35 （1872），p.417.】自19世纪起，数据收集日益制度化和专业化，数据统计使得简明扼要地描述并总结某些问题成为可能，进一步为各种疾病地图的制作提供了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