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学与制度变革：17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民谣
作者： 张炜摘 要：政治民谣作为17世纪中叶英国地下文学的代表，表达了一部分社会民众对时事变化的看法。由于克伦威尔主政期间采取了较为严厉的书报审查措施，因此这一时期政治民谣的表达方式比较隐晦，但创作手段多样。面对英国政治制度的频繁变化，政治民谣对时局做出了迅速且深入的分析判断。一方面，民谣呈现了克伦威尔以武力取代国王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民谣中的议会不得人心，议员们贪婪敛财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负面形象跃然纸上，深度解构了西方近代文明话语中“人民”“民主”等政治词汇的意涵。大量民谣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指向回归君主制，展现了君主制在17世纪英国民众中的强大生命力。在此意义上，政治民谣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奠定了舆论基础。
关键词：政治民谣；英国；君主制；护国政体；地下文学
政治民谣（political ballad）是近代早期英语民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治民谣研究专家威尔金斯（Walker Wilkins）认为，政治民谣是一个国家政治情感与同情心最显著的表现方式之一，是民族感情和观念的智慧化身，是民众的乐趣，是很多人的欢乐与慰藉。它嗤笑专制权力，减轻社会生活的重负，用希望激励爱国者。①英国政治民谣渐趋兴盛的17世纪中叶，②正是英国政治制度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议会逐渐占据国家权力中枢；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国成为共和国；1653年，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英国转变为护国政体；1660年，查理二世成功复辟。可以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自王国建立以来最显著且最频繁的变化。政治形势的持续动荡带给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从而增强了时人观察政治局势、品评政治人物与表达政治理念的意愿。因此，作为政治传播的工具，政治民谣的兴起恰逢其时，在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念和渲染政治情绪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19世纪中叶，以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为代表的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近代早期英国的政治民谣。③至20世纪后半叶，关于英国政治民谣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扩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者们的研究逐渐细化，对与英国政治变迁相关联的时政类民谣的搜集整理有了显著进展，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专题研究。【参见Natascha Würzbach，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treet Ballad，1550-16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Angela J.McShane，Political Broadside Ballads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ritical Bibliography，London： Pickeing & Chatto，2011; Chris Bennett，Historical & Political Ballads and Songs of the Stuart Era，N.P.： Trafford Publishing，2008; William Donaldson，The Jacobite Song： Political Myth and National Identity，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1988; Patricia Fumerton，The Broadside Balla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oving Media，Tactical Public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国内学界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国民谣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对个别民谣作品的内容加以介绍和分析。近年来相关研究有逐渐深入的趋势，注重对民谣内容的分析和对不同版本的对比。参见包慧怡：《论中古英语谣曲与“中世纪式”传统英国民谣》，《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与此同时，学界有关政治民谣的研究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对诸如近代早期英国民谣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仍有待更细致的分析与梳理。本文主要基于威尔金斯整理出版的《17—18世纪政治民谣集》，结合柯里尔的《16—17世纪印刷版宽幅黑体民谣集》【John P.Collier，ed.，Broadside Black-letter Ballads，Printed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London： 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by Thomas Richards，1868.】等相关资料，着重分析17世纪中叶（17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英国政治民谣对议会派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及克伦威尔成为护国主等事件的态度倾向，总结政治民谣的传播方式及其特点，尝试从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不仅是制度设计层面体现出的意识，亦应包括环绕制度运行的政治文化氛围。它既包括刚性的制度条款和规范，也包括笼罩着条规、无固定形式踪迹又无处不在的整体环境。参见邓小南：《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的角度对这一时期英国政治制度变革的民间舆论环境予以新的评估，从而对英国君主制在1660年成功复辟提供一种社会舆论的解释视角。
一、作为地下文学的政治民谣
按照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定义，所谓“地下文学”（underground literature），往往指向“内容粗俗的非法文学”，主要包括大量在历史进程中遭到封禁的文学作品。【[美]罗伯特·达恩顿著，熊颖哲译：《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但是，“内容粗俗”是一个有待商榷的描述。“文学”作为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与手段，早已超越了对人、事、物的简单记录，被赋予了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并在表达方式上具有艺术之美。即便承认文学中也包含某些“内容粗俗”的作品，但是将“地下文学”理解为“内容粗俗的非法文学”，也会将大量具有艺术性的所谓“非法”作品排斥在外，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地下文学”。同时，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本身具有传播并使得人们接受的意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地下文学”的核心要义，在于遭到官方封禁但在社会大众中得到传播的文学作品。在此意义上，17世纪的英国政治民谣具有较为典型的地下文学特征。
英国民谣起源于13—14世纪的骑士文学。民谣中的故事最早可能经由游吟诗人口头流传，但到近代早期，其结构和样式受到印刷品的影响。【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p.14.】人们通常认为，民谣作为社会大众雅俗共赏的文艺表现形式，因其作者出身较为低微，受众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艺术性较为有限。然而，我们从留存至今的大量近代早期的英国民谣来看，其艺术水准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这些民谣在曲调方面多采用中世纪传统谣曲的旋律，或是在其基础上再次创作，在歌词方面则包含头韵、半谐音和尾韵等多种押韵技巧，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很多民谣的内容非常深刻，不乏社会文化精英人士以各种方式参与民谣的创作中。到17世纪中叶，英国民谣渐趋成熟，其中政治民谣常取材于宗教、神话和历史等多个领域，内容涉猎广泛，文字技巧纯熟。
在制作和销售民谣印刷品的人员构成方面，传统书商成为“民谣合伙人”（ballad partners），他们很少参与出版流程，但会将重点放在民谣集的分销上。他们将商铺选在目标受众（如搬运工等）经常路过的街道旁，例如伦敦新门（Newgate）外的基尔特斯珀街（Guiltspur Street）等地。【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p.76.】同时，民谣歌本也离不开小贩的售卖。与固定商铺不同，这类小贩更具“移动性”，他们会在街道、市场、酒吧或集市上售卖民谣歌本，并将民谣大声吟唱或背诵出来。【Natascha Würzbach，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treet Ballad，1550-1650，p.4.】
这些沿街卖唱者出身大多较为低微，有记录显示他们的家庭成员多是杂货商、工人、裁缝、脚夫和酒保等。很多人在售卖民谣歌本的同时还经营其他主业，比如当时最著名的民谣集销售者“奥托吕科斯”（Autolycus），主要从事亚麻布生意。【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pp.23，27，29.】尽管如此，售卖民谣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而是需要其售卖者具备多种技能——他们不仅类似于音乐家、戏剧演员和杂技演员，而且还必须是会讲故事的人、朗诵者、诗人、歌手、舞者及喜剧演员，总之应该是一名多面手。【Natascha Würzbach，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treet Ballad，1550-1650，p.22.】
在传播地域方面，民谣印刷品不仅在伦敦广泛售卖，而且散播于英格兰各地。很多小贩将民谣歌本连同其他一些廉价的小册子装在包里，带到各地销售。【Patricia Fumerton，The Broadside Balla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oving Media，Tactical Publics，p.36.】例如有资料记载，在1616年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民谣歌者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被遣送回埃塞克斯的金登格尔（Goldhanger）。1630年，“四处游荡的民谣歌者爱德华·科尔拜伊”（Edward Kerbye）声称他来自伦敦霍尔本地区。另有一位来自伦敦萨瑟克地区的名为沃尔特·普朗莫的人，于1620年在特洛布里奇集市遭到阻拦，他“随身携带着一些民谣集，自称在旅行时演唱”，【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p.25.】但其真实意图是兜售这些民谣集。另外，在17世纪50年代，有民谣歌者在迪韦齐斯（Devizes）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遭到逮捕。【A.L.Beier，Masterless Men： 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1560-1640，London： Routledge，1985，p.98.】从这些不同地域的记录来看，一个包括民谣集在内的廉价印刷品的全国性市场渐趋形成。
在1641年的英国，一张宽幅民谣的价格大多为1便士，还有一些民谣的售价则可低至半便士，相当于半个面包的价格。【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p.11; Natascha Würzbach，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treet Ballad，1550-1650，p.20; Patricia Fumerton，The Broadside Balla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oving Media，Tactical Publics，p.2.】有学者估计，到16世纪末，英格兰宽幅民谣的印刷量为300万～400万份，17世纪初民谣的印刷量又有激增。【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p.11;Patricia Fumerton， The Broadside Balla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oving Media，Tactical Publics，p.7.】不过，民众有时并不需要购买民谣，因为民谣常常会被张贴在当地酒馆的外墙、柱子及教堂的门上，或直接通过口头传唱出来。宽幅民谣在当时已成为在官方文告之外，近代早期英格兰地区最具传播性的印刷品，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参见Richard Brathwaite，Whimzies： or，a New Cast of Characters，London： Felix Kingston，sold by Ambrose Ritherdon，1631，p.9; R.C.Simmons，“ABCs，Almanacs，Ballads，Chapbooks，Popular Piety And Textbooks，” John Barnard and D.F.McKenzi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IV，1557-169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510; Patricia Fumerton，The Broadside Balla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oving Media，Tactical Publics，pp.7，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