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演变分析

摘要：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借助泰尔指数、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分析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性和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高等教育发展和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升，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走势，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集聚特征；耦合协调总体差距渐进式下降；考察期内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核密度曲线分布中心均向右移动，除东部地区外，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均出现极化特征。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核密度估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略。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服务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关于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聚焦职业教育领域。王丹霞等论述了以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与突破方向[1]；冯淑慧等认为具有跨界融合特征的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2]；陈超杰等探讨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3]；于才晟立足于新发展理论分析了职业教育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壁垒与破解路径[4]；张满东阐述了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助力维度与实践路径[5]；李名梁等也论证了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内涵、逻辑及行动框架[6]。至于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也有相关研究，如王钰慧等论述了高等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7]；李立国阐述了共同富裕语境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8]。此外，部分学者论证了教育公平与共同富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马凤岐等指出教育平衡充分发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9]；刘复兴认为“基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要全面深化教育公平与教育共享发展” [10]。

已有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蓝勇福通过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SYS-GMM模型，实证分析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 [11]王奕俊等就职业教育对共同富裕的贡献进行了测度[12]；苏德等也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13]。而关于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关系鲜有关注，故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水平，借助泰尔指数分析区域差距及其贡献率，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和局部集聚特征，采用核密度函数刻画其动态演化规律与极化特征。

一、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机理

高等教育发展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推进共同富裕。首先，高校可以依托学科门类齐全、高水平科技人才聚集、基础研究力量雄厚、科研基础设施完备等独特优势，成体系、建制化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以科技创新提升生产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积累国民财富的可持续性、战略性动力，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高等教育是开发和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全民创造财富能力、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关键要素，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弱化个体能力差异、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再次，高等教育助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一体化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通过知识传播、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乡村振兴，为乡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共同富裕注入持久动能。第四，高等教育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精神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对高等教育发展也有正向作用。首先，共同富裕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推动共同富裕将全面提升产业水平、丰富物质财富，有助于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合作，构建成本分担、利益共享的多元办学格局，为发展高等教育夯实物质基础；共同富裕还可激发教育与再教育的增量需求，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其次，共同富裕可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民精神富足，保证社会和谐安定，为高等教育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氛围。再次，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措施必将公共性充分融入社会生产实践和共同体的构建中；而强化公共性的制度措施将有效缓解和纠正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服务供给不对等现象，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第四，推动共同富裕，便于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为确立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价值引领。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二者之间存在耦合协调机制。

二、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测评

（一）评价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分别为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结构，涉及12个指标；共同富裕水平也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共计18个指标（见表1）。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2021）、《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2020）、《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2-2021）以及《上海市统计年鉴》（2019-2021）；其中，上海市2018-2020年农村养老机构数是通过城乡养老机构总数测算出来的，北京2020年的农村养老机构数以2019年的数据代替。

（二）评价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负向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值分别为xij′=xij－min［xij］max［xij］－min［xij］、xij′=max［xij］－xijmax［xij］－min［xij］。其中，max［xij］、min［xij］分别表示为第j项指标原始数据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ij表示为第j项指标的i年原始数据值。

2.指标权重确定

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设E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常数k=1/lnm，pij=xij′/∑mi=1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值占该项指标的比重，则：Ej=－k∑mi=1pij/ln（pij）；设λi为第j项指标的熵权（权重），则：λj=（1－Ej）/∑nj=1（1－Ej）。为了避免出现pij=0的情况，所有标准化后的指标值都加上0.0001。

3.综合指标值计算

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综合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U=∑nj=1xij′λj（1）

其中，xij′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λj表示由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综合测评结果

由表2可知，2011-2020年高等教育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高等教育发展指数均值最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北京，江苏和上海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海南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排在末位，其次是青海和西藏，吉林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居中；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最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共同富裕水平最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云南，其次是山西和宁夏，青海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值居中。总体来看，高等教育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双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东部地区较多，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经济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测评（一）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构建

运用耦合系统模型来探讨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C=2U（x）×U（y）［U（x）+U（y）］2     （2）

式（2）中，U（x）表示高等教育发展指数，U（y）表示共同富裕指数，C为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两系统的耦合度。

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

D=C×T（3）

其中，T表示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两系统总的综合评价得分，如式（4）所示：

T=β1U（x）+β2U（y）（4）

假设高等教育发展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同等重要，令β1=β2=12。

同时，本文构建相对发展度模型评价二者之间发展的优劣，公式如下：

γ=U（x）÷U（y）（5）

其中，U（x）、U（y）分别表示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若0＜γ≤0.9，表明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0.9＜γ≤1.1表明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同步发展；若γ＞1.1，表明高等教育发展领先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14]

（二）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测评结果及时空演化特征

2011-2020年，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均值最大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北京，江苏和上海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海南耦合协调度均值排在末位，其次是青海和宁夏，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均值居中。

从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等级来看，2011、2014、2017和2020年山西、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省（自治区、直辖市）由轻度失调阶段上升为濒临失调阶段；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陕西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濒临失调演变为勉强协调；上海、浙江、广东3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勉强协调演变为初级协调，北京由初级协调演变为中级协调；江西、西藏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的演变轨迹；江苏则遵循“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演变路径。

考察高等教育的相对发展度，北京、湖北、江苏、陕西4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发展始终领先于共同富裕发展；吉林、黑龙江高等教育发展由领先型演变为与共同富裕同步发展型；广东、重庆、四川、河南高等教育发展由滞后型演变为与共同富裕同步发展型；内蒙古、浙江、江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发展始终滞后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河北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始终保持同步发展；湖南、安徽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发展的关系经历了“同步-领先-同步-滞后”的演变轨迹。

总体来看，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走势。2011年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985，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北京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246，尚无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勉强协调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673，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众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均有提升，其中北京、江苏迈进中级协调阶段，上海、浙江、四川、广东跨入初级协调阶段，整体仍然保持了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从高等教育的相对发展度来看，中部、东部地区表现较好，西部地区居后。2011年，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相对发展度均值为0.9738，其中北京、天津、辽宁、江苏高等教育发展领先于共同富裕发展，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相对发展度均值为1.0825，其中湖北、吉林、黑龙江高等教育发展领先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相对发展度均值为0.7500，除了陕西、广西以外，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发展均滞后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2020年高等教育的相对发展水平继续保持了“中部、东部地区表现较好，西部地区居后”的空间演化趋势。

四、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距分析采用泰尔指数测度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考察我国总体、区域间、区域内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的差异及其贡献率。参考芦风英等、胡庆龙等的计算方法[15][16]，构建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T=1n∑iyiylnyiy（6）

其中，yi是第i个省份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水平，y是所有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均值。泰尔指数值越小，表明各省份间高等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差异越小，反之越大。同时，根据区域划分测算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并将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距分解为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