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战略、资助制度与改革动向

摘要：美国博士生教育是世界上培养年轻一代研究者和大学教师的典范模式之一。博士生教育是美国学术研究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美国将博士生教育成功纳入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目标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保障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联邦政府和大学密切合作，建立了强有力的资助体系，尤其是经济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化、践行财政公平和体现学科差异。

关键词：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战略；资助制度

在知识和创新驱动的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博士生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端，当代博士生教育不仅恪守“为学术工作而训练”的传统目的，更是被纳入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体系中，服务于经济繁荣、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等目标。美国博士生教育具有一百余年历史，被誉为“一个成功的且富有创造力的体系”[1]，“代表了世界领先的培养年轻一代研究者、大学教师的成功模式。它是美国强大的核心力量之一，也被世界其它学术机构效仿”[2]。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博士生教育在保持国家繁荣、健康和安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研究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型博士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分析博士生教育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贡献和地位，以及联邦政府-大学为确保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提供的强有力的资助机制，并探讨了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三大挑战及改革动向。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与美国经济体系的强大具有历史的一致性。1861年，耶鲁大学授予美国历史上首批三个哲学博士学位，自1870年以来，美国就创建并保持着一个强大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一百多年来，在为美国人提供高质量生活，实现卫生健康、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国家目标上，教育、研究、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扮演着核心角色。尤其是“二战”后联邦政府-大学形成了独特而密切的合作关系，建立了教育和研究高度一体化的博士生培养体系，有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

第一，博士生是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是美国研究和开发（R&D）及人力资源的重要构成。在知识和创新驱动的经济体系中，R&D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因素，R&D投入经费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二战前，除了在农业和公共健康领域外，联邦政府、研究型大学及其博士生教育在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中只发挥很小的作用，工业部门主导了R&D活动及投资。战争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重塑了R&D结构中联邦政府-大学的关系及各自角色。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克拉克·克尔所称的“研究型大学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投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经费”[3]。1958-1968年的十年间，美国学术性R&D经费增长了417%，学术研究开支增长587%，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型R&D增长618%，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增长702%。[4]这直接刺激了研究型大学及其博士生教育项目的激增。这十年是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从1958年的8873人增长到1968年的22937人，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12%，达到60年间（1958-2019年）的最高水平（图1）。

在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大学R&D活动中，博士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科研力量。“美国的博士教育与学术研究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博士生更是研究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联邦政府一是通过助研机制引导在校博士生参与导师、大学的研究项目，二是通过奖助学金、论文资助机制，鼓励博士生将学习尤其是论文研究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简称SED），助研金是博士生第一大资助来源，占资助金总额的33.4%；第二大资助来源是奖助学金和论文资助（24.8%），二者合计达到58.2%，在整个资助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图2）。毕业之后，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R&D活动的比例也很高。2019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共55703人，从就业部门看，学术领域占43.4%，工业部门占36.5%；在主要活动类型上，总体上从事R&D的比例高达44.9%，尤其是工程领域和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更高，工程领域达71.4%、物理和地球科学有65.8%、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占68.4%（表1）。

第二，博士生教育是培养美国精英人才的摇篮，承担着为美国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培养顶尖的教师、学者和科学家的使命，以确保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学术上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美国联邦政府科学和技术预算政策的首要原则。早在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科学、技术和联邦政府：新时代的国家目标》报告中，提出了联邦政府科学和技术投资的两个国家目标：第一，在所有主要的科学领域中，美国应该居于世界领导行列；第二，根据美国的国家目标和其它非研究的标准，遴选一些科学领域，确保美国在这些领域中处于非常清晰的世界领导地位。[6]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博士生教育被认为是美国保持创新活力、竞争力，乃至全球领导力的核心力量之一（heartbeat）。“100多年来，研究型大学通过研究和博士生教育促进美国的创新和繁荣。美国要有能力继续领导全世界进入21世纪的发展中……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要和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活动整体上要与国家的学术地位、经济生产力和世界领导地位紧密结合。”[7]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博士生成为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教学人力资源的核心后备力量。1999-2019年的20年间，博士生毕业后在学术领域就职的比例较高，一直在50%左右，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术性就职高于工程、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表2）。从活动类型看，教学和R&D活动是主要的就业方向，前文表1数据显示，2019年两者合计达到75.2%。此外，博士后研究也是博士学位获得者很重要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1999-2019年，博士生就业比例从1999年的69.8%下降到2019年的61.6%，而同期博士后研究的比例从1999年的30.1%增长到2019年的38.4%。

第三，博士生教育保持精英规模且呈现学科差异，服务于美国在健康、能源、环境和安全领域的国家目标。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博士生教育一直保持精英教育模式，其规模呈现震荡上行、缓慢增大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黄金时期”，1961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人数首次破万，达到10413人，1971年达到31867人，这11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4%。这个时期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支持的大学R&D项目和经费激增，大学需要大量的低成本的学术劳动力，并试图通过实施博士学位计划获取研究型大学的地位和提高学校声望。[8]即使算上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从长时段来看（1959-2019年），六十年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年均增长率只有3.23%；尤其是2000-2019年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6%。虽然博士生教育总体规模增长缓慢，但呈现明显学科差异，增幅最大的前三个学科依次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增长约20%，物理和地球科学、人文和艺术领域的总体规模相对稳定，而教育学科呈现下降趋势（图3）。2008-2017年，STEM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从2008年的23654人（占当年全部48776人的48.5%）增长到2017年的29459人（占全部54554人的54%），10年内增长了24.5%，远高于整体增幅11.8%的水平（图4）。

二、美国博士生教育：经济资助和教育目标、学术训练紧密结合美国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得益于联邦政府-大学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助体系。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是一项成本高昂、耗时较长的教育投资决策。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四所研究型大学为例，根据学校官网资料，博士生学费基本在4万-5万美元/学年，生活开支评估相当于学费的60%以上，全学年学费与生活基本开支在7万美元左右，而且学费逐年攀升。2019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9763美元。[9]博士生学习、生活总成本明显高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高学费背景下，强有力的资助制度是保证博士生教育吸引力的关键因素。早在1957年，美国《国防教育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首次确立了联邦政府资助博士生教育的法律基础。自此，联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博士生资助计划，引导顶尖人才投入到国家战略产业中。2012年，美国大学协会向国会提交《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未来：美国繁荣和安全的十大突破性举措》报告，向国会和联邦政府提出十项优先行动事项，首要一条是“在国家创新、R&D战略中，联邦政府应该对研究型大学的R&D活动和博士生教育提供稳定的、有效的政策、实践和经费支持。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获得促使美国持续强大的新知识和精英人才，才能实现卫生、能源和安全的国家目标，确保美国的持续繁荣和安全”[10]。总体来看，联邦政府的博士生资助计划立足于“确保美国在科学领域，尤其是一些关键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目标，建立了经济资助和博士生教育目标、学术训练密切结合的资助模式，为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固的经济基础。

（一）坚持财政公平理念下的保障和普惠原则，建立有力的需求型资助机制

从资助目标上看，博士生资助可以分为两类：需求型资助和绩效型资助。需求型资助（need-based aid）是基于博士生身份实施的普遍性资助，主要目的是满足博士生的学费支出和生活支出需求，体现经济保障功能和财政公平理念。绩效型资助（merit-based aid）主要从财政效率出发，根据博士生的科研投入、学术成就和科研潜能等表现提供资助，目的在于引导和激发博士生从事高水平的研究活动。在学费和生活费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联邦政府、大学、私人基金会等各种资助来源共同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资助体系，这一资助体系的首要原则就是财政公平，尤其是横向公平，资助资源分配呈现普惠性格局，且资助力度大。自1999年以来，博士生获得各类资助的覆盖面一直在90%左右。其中，无偿性资助形式覆盖面高达60%-70%，助研和助教的资助比例在2011-2012年最高，达到62.2%（表3）。从资助水平看，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美国博士生资助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学术型博士生所获得的各类资助的平均额度（不含教育贷款）占美国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90%。如果加上各类教育贷款，博士生所获得的经济资助额度明显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二）在资助机制上，服务型的助研、助教占主导，经济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

按照资助性质，博士生资助有三种类型：一是赠与型或者非服务性资助（Non-Service），主要形式有研究资助金（fellowship）、奖学金（scholarship）、助学金（grant）、论文资助和学费减免（tuition waiver）；二是报酬型或服务性资助（Service Assistant ships），包括助教金（TA）、助研金（RA），以及勤工助学（work-study）雇主支付的各种劳务报酬；三是偿还型资助，包括联邦政府教育贷款和商业/私人贷款。1998-2018年，美国博士生资助的主要机制是助研、助教，这两类资助金的比例一直稳居45%左右，其它资助来源合计约占55%（图5）。具体来看，助研金是第一资助来源，且该项资助所占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从1998年的26.5%上升到2018年的33%；第二大来源是无偿型的奖助学金和论文资助，从1998年的16.3%上升到2018年的25.3%；第三大资助来源是助教金，它所占的份额从1998年的17.8%上升到2018年的21.5%。其它几类资助来源包括自筹、储蓄、贷款和家庭支持，其比例逐年下降，从1998年的32.2%下降到2018年的15.2%。在对自有资源（own resources）的依赖程度上，女性博士生的比例（19.8%）要高于男性（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