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田与近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现代变貌

摘 要：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面临“近代—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工程教育家李书田在执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北洋工学院期间，通过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引进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建立科研体系和研究生制度，规划综合化学科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互动等举措，不仅使面临瓶颈的两所老牌名校重新跻身一流之列，而且充实和拓展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内涵，推进了中国工程类高校由早期专事培养西学人才的近代大学，向兼具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大学的蜕变。

关键词：李书田；北洋工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高等工程教育

就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李书田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李氏既是知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也是民国时期工程类大学校长的优秀代表。由于时代因素，其高校履职经历丰富但又曲折，抗战前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原唐山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唐交”）和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以下简称“北洋”）院长，抗战期间先后筹组和执掌国立西北工学院等6所高校，抗战胜利后又任复校后的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其中，李氏在1930-1937年执掌唐交和北洋两校时期，按照当时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不仅成功使当时正遭瓶颈的两所老牌名校重焕活力，而且事实上推进了中国早期工程类高校向兼具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大学的转型。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史学界关于李书田的系统性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然经过部分学者的努力，学界在李氏高等教育思想及科学成就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宏观性共识，但对其工程教育实践中最为华彩的“唐交—北洋”时期，尚欠缺一次深入史料并基于全局性视角的剖析。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深度观察中国高等工程教育“近代—现代”转型细节的难得机遇。在当前建设新工科和双一流大学政策叠加的背景下，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再次面临调整与焕新。本文或亦可为探索解决新时期工程类大学发展和规划一系列问题，攒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民国最年轻大学校长的成长历程

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中，李书田保持着一项纪录，其出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时只有30岁，执掌北洋工学院时也仅32岁。虽然由于当时人才稀缺，青年学者担任大学校长的情况并非孤例，但李书田能在刚入而立之年主政两所知名大学，显然曾为同辈翘楚。他既具国际视野，同时又有站位国家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思考的全局意识，自身亦是出色的工程专家，最重要的是胸怀一腔热忱的工程教育救国理想，这一切都与其充实且丰富的求学和执教经历息息相关。

李书田于1900年出生于直隶省卢龙县新房子村（现属河北省昌黎县），其胞兄李书华亦为著名物理学者。李氏家乡位于滦河和青龙河交汇之处，由于近代以来河道年久失修，经年泛滥，少年时李书田便已确立投身水利工程事业之志。1917年，李书田从冀东名校直隶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如愿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并于两年后升入土木工程科正科学习。北洋大学立校于1895年10月，为近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之肇端。创校人盛宣怀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甲午战前已在津创办北洋电报学堂、水雷学堂等若干“中体西用”的洋务学堂，初步培养了一批近代工业人才。但甲午之败使其认识到：“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设学堂……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1]即中国欲求富国强兵，也必须完整引进西方高等教育学制，培养高级工程人才才能达成。因此，“北洋大学堂”首设的“矿务、工程（土木）、机器、律例”四科中三科为工科，办学目标直指培育能够引领产业自主发展的技术精英。可以说，李书田日后对办学定位毫不妥协地坚持，以及工程技术救国等思想，与北洋或者说高等工程教育最初所背负的历史使命有着紧密的承继性关联。

就在李书田入学的同一年，教育部敕令北洋大学法科与北京大学工科互换，北洋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纯工科大学。不仅师资几乎全为高水平外教，学业要求亦极为严格，由时任校长著名教育家赵天麟提出的“实事求是”校训，更是初步明确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学术特色。在这样的环境中，李书田度过了闻鸡起舞的大学生活。据曾与其同宿舍的水利专家张度回忆：“每天凌晨我起身较早，但他起得更早，盥洗后，他早就去大楼绘图室了。晚餐后他仍去教室或绘图室学习，总是很晚了才夹着大量的图书回来。学校规定夜十一时熄灯，电灯熄了，他往往点燃上一只小煤油灯，继续攻读或写作。”[2]由于刻苦努力，李书田在校期间取得了令同辈望尘莫及的成绩。1923年，李书田本科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庚款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这段孜孜以求的求学经验，也促进其日后高标准人才观、师资观的形成。

对于李书田来说，赴美留学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个人学位的获取，更是其接受并把握国际高等教育理念和发展动向的关键时期。进入20世纪以后，综合化和服务社会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以李书田留学的康奈尔大学为例，对大多数近代中国留学生来说，该校以农工科技著称，是美国工程类大学的代表，甚至北洋和唐交都曾因专精工科而获“东方康奈尔”之誉。但实际上彼时的康奈尔大学随着文学、历史学、医学等专业的成功开设，业已作为高水平综合大学而闻名全美。另一方面，该校建校伊始的“康奈尔宣言”本身便是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理念的首声，且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完成，原本居于乡村小镇的康奈尔校方也开始向城市社会靠拢。尤其是该校于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曼哈顿创建完成的医学院体系，成为李书田日后在天津市中心规划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重要启示。[3]总之，在美所见所闻，皆促使李书田从广阔的社会视角来思考高等教育问题，其博士论文也以偏重经济管理的《铁道管理工程经济》（Engineering Economics of Railroad Operation）[4]为选题。1926年毕业后，他进入了世界著名工程师瓦代尔的公司，从事桥梁设计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为他积累了珍贵的实际工程经验。

1927年秋，李书田受时任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邀请回母校任教。刘仙洲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极具远见卓识的工程教育家，其执掌北洋时期，制定了学校历史上最初的长期发展规划。在李书田日后的高等教育思想中，刘氏规划中提出的扩充学系、理工并行发展等[5]思路均有迹可循。不过由于时局动荡，刘仙洲的规划没能付诸实施。刘氏于1928年去职后，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接任北洋校长。茅以升一生勤勉，在掌校期间每周“腾出三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6]，其对科研活动的重视态度亦在全校形成垂范。从赵天麟到刘仙洲、茅以升，三位早期工程教育家从不同角度对李书田形成了积极引领，也唤起其关于高等工程教育现状的“问题意识”。

1930年5月，李书田受各界推荐，出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时名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正式开启大学校长生涯。1932年8月又在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蔡远泽的举荐下回到母校，接替抱疴请辞的蔡氏出任院长，直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是李书田高等工程教育思想成型和实践的重要时期。此前由于各种原因，两校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办学方向、学生就业、办学经费、学科建设等等问题。此外，两校还分别各有棘手之题。唐交在民国前期原以“唐山交通大学”闻名于世，并独立发展。但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原上海、北平、唐山的交大三校再次合并为一校，以上海为本部，北平、唐山为分院。①但“交大三院，历史各殊，优点大异，教程风气，亦不尽同”[7]，这就使唐交亟待厘清自身定位，并确立新的发展方向。而“老北洋”更是由于没有满足国民政府“三院九系”[8]以上方能称为大学的新规定，被迫于1928年更名为“北洋工学院”，令师生校友痛心疾首。作为当时历史最为悠久的工程类大学，两校的困境也昭示了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已走到调整转型的关口。

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京津冀地区沦为抗日前沿，也促使李书田从更高层面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的定位问题。他曾于多种场合阐辟了“以高校建设维系主权之存在”的宗旨。如在扩充恢复北洋大学的问题上，他提出：“天津数载以来，俨如危城……倘只顾充实腹地大学，势必长窥伺之心”[9]。同样，在回应唐交是否迁校问题上，他明确指出：“唐山在余长院时，已大加扩充与充实……大家都知道唐山的特殊环境……此为确保唐山为我国土的决心之重要表示”[10]。而在谈到高等工程教育之于抗日救亡的意义时他又鼓励师生：“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学之责任愈大……尤其以应用科学为国家富强枢纽之现代我工程学院，所负之使命愈大。”[11]可以这样说，民族危局尤其激发了李书田推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大跨度发展的紧迫感和决心。

二、李书田的高等工程教育实践

如前所述，李书田掌校后所面对的是老校积弊，因此其主要办学实践可以概括为“革旧布新”。所谓“旧”，即渐为滞碍的早期大学办学思路和机制；所谓“新”，即引进全新的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并且作为青年大学校长，其深层次的教育思想又是在革旧布新的摸索过程中同步萃取出来的，因而特别散发着实践的光辉。其主要举措，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锚定办学层次

李书田认为，现代工程实践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系统社会活动，因此受过大学教育的高级工程人才不应只是技术工匠，而应是集技术供给、项目组织、资源调配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工程师”，而师资相对完备的国立大学更应向社会输出具有项目领导力的“工程领袖”。1935年，他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高等工程教育之“五端”，“即（一）培养深厚的科学基础;（二）训练实际的工程技术;（三）训练组织与管理的能力;（四）培养创业与刻苦的志气;（五）培养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兴趣”[12]。这套育人方针突破了工程技术一隅，将现代工业建设中所需的统筹领导作用、主观意志力、创造意识和能力等要素纳入人才素质范畴，不仅使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有了清晰的高级人才目标，而且锚定了一流工程类大学的办学层次。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学者多将李书田的人才思想定评为“精英教育”，难免令人产生小众化之联想。然其亦曾明确指出：“工科大学生每年毕业生人数不过千人而已。以中国之有待建设及急需工业化，今后中国之技术人才需要，自日益增加。中国之工程教育，在今后半世纪中，当因需要而继长增高。”[13]换言之，其工程教育理想非仅从一校办学优劣出发的“小而精”，而是立足全国人才需求，符合现代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趋势的“大而精”。

以育成“卓越工程师”为目标，李书田对既有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在延续两校较为严格的治学传统基础上，加强课程的社会应用性，使学生除具备牢固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掌握“管理上和组织上的学识”[14]。以其先后在两校创办水利工程专业为例，他强调：“除关土木工程及水利工程之基本科目必须教练外，经济学科、农业学科以及水利行政、水利法律，亦应尽量设置授习”[15]。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社会实习，将实习视为连结大学课堂知识与生产实际的重要环节。他在执掌两校期间，陆续与唐山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16]、天津市工务局、济安自来水公司[17]等知名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实习合作关系，以切实提高学生的技能素养。此外，为了让学生紧跟产业发展动态，李书田还尽可能邀请地方企业的一线技术专家进行讲座，如当时任职于天津永利碱厂总工程师的侯德榜，便曾受聘北洋“特约讲师”，来校讲演“工业用水”等产业实际问题。[18]通过加强产学结合，使毕业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据水利专家常锡厚回忆，李书田掌校时期北洋毕业生一改20年代末“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不用托人情、行贿赂、走后门，专凭学识才能就可得到就业机会，这在当时真是难得之事”[19]。

（二）对接国际标准，打造一流育人环境

作为育人环境的组成部分，李书田高度重视师资和设备的引进，以及管理机制的建全。首先，他将师资水平的提高与推动学术本土化进程相结合，一方面接轨国际标准，将教师的聘用门槛提高到博士；另一方面以留学生为引进师资的主要目标，一改中国大学近代以来对外教的依赖，在保证师资水平的情况下，逐步实现了本土化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唐交的土木专家王华棠、朱泰信，北洋的水利专家周宗莲、徐世大、冶金专家魏寿昆等一批知名学者，均在这一时期受其延揽回巢执教。由于留学生熟悉国情，愿意通过融合本土案例、编辑本土教材等手段将国外的理论知识充分“中国化”，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甚至发出了“愿北洋的教授都是留学生”[20]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