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及其特征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一个本应受重视却被忽略的重大文化迁移现象。教学与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学习与体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相结合构成其办学的基本特征。内迁华南高校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及所呈现的办学特征，对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内迁华南高校;粤北办学;基本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是近现代中国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文化迁移现象，它避免了中国高等教育因日本侵略而摧毁，在赓续发展中催生出诸多新的因素与新的气象，极大地改变了战前高等教育不合理的发展格局，对后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内迁粤北的华南高校作为隐性的华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并存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大高校群落之一，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华南地区抗战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1]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开始关注，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比较薄弱。对其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挖掘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这一文化事象的价值与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文化迁移现象的认知。基此，本文试图对其办学实践及特征做一探讨。

一、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被日军摧毁与占领利用之危险。为延续民族文教事业，保存民族复兴力量，平、津、沪等濒临战区的高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10余所华南高校被迫卷入这一迁徙行列。其中，先后辗转迁徙至粤北办学的有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广州大学、广州协和神学院、私立国民大学、省立勷勤商学院等华南高校8所，加上1942年创建于此的中华文化学院，以及从苏州经上海、福建迁来的私立东吴大学，集结在粤北办学的高校达10所之多①。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些内迁华南的高校以坪石为中心，开始了“弦歌不辍”的艰难且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

办学理念起先导性作用，引领和指导着办学实践。华南高校注重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与其办学理念密切关联。由于深受欧美等西方大学“科研和教学相统一”理念的影响，华南高校擘画者们充分认识到教学与科学研究在办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指出：大学教授不是知识的贩卖者，学校也不是知识的贩卖场，应设法使教授与学生常有接触，使学生在学术方面获得请教的便利，以培养研究的兴趣。大学是研究学术之所，学科的安排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学术，“必待学生毕业后继续不断作专深之研究，方为有济”[2]。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倡导：科学研究“不但有本身价值，亦足以增加学术空气，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3]广东文理学院院长认为：学术研究与做好教育工作两者相辅相成，“师范性”绝不是“不学无术”。[4]而抗战建国对科学技术和实用型人才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认知。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成为内迁华南高校重要的办学特征。

为确保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工作的顺利展开，内迁华南各高校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措施。如训导制度中，规定教授同时负有指导学生学业之责;师资方面，延聘学者与名流;课程设置方面，根据专业不同，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研习课程和考察课程，个别高校还规定高年级学生的课程设置以实际专门研究为主[5];考察实习方面，各校规定了相关的考察办法、组织大纲与考察计划等。此外，各校的院系还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出台了相关规定，如中山大学文学院特增设各科研究室，要求学生每人认定一门专题研究，由专任教师指导。[6]

内迁华南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落实在日常教学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内迁华南高校的教师多有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且多为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自觉坚持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在课堂教学上，诸师因其所学，将前沿的学术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或“阐以奥义，道之规范……”，或“揣摩是事，登堂演论，不厌详缕”[7]。洪深、许崇清、李达、王亚南诸师，既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也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名师，从而使他们的课堂知识性与学理性互为交织，异彩纷呈且兴趣盎然。据载，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洪深讲授的《戏剧评论》，教育家许崇清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李达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经济学家王亚南讲授的《经济思想史》等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8]

·教育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及其特征内迁华南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也体现在实地或现场教学上。内迁华南高校学人注重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于一体，使三者间能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如广东文理学院社会教育学系以电影放映为媒介，系统开展电影放映、检修与教育等电化教育工作。“做中学”这一教育理念，不但使得学生能“透彻理解放映机的构造及放映手续”，而且也便利于“做学理研究上之验证”[9]。再如，中山大学农学院先后租用农民水田20余亩作为实习实验场地，恢复原设在乐昌县的武水演习林场，在乐昌县出水岩琵琶岭筹建2800余亩实习农场，设立蚕桑改良场（湖南耒阳）、桂林工作站以及北江稻作试验分场等，以供师生教学、研究和实习需要。中山大学地理系在乐昌设置了坪石水文站，观测水势，以满足师生教学与科研之需要。[10]

最能体现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者，当属师生共同参与学术考察和调研活动。内迁华南各校坚持资助师生前往各地考察，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在人文社科方面，有在粤北、湖南、广西等地开展的对政治、经济、社会、少数民族等状况的调查;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对矿产、森林、水土、植物、疾病等实况的考察。如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栗源堡后，各系先后组织师生到粤北、湘南、广西等地，结合专业进行实习、调查与考察。园艺系黄昌贤教授带领毕业班学生到耒阳、衡山一带调查当地柑橘栽培历史、种类分布、栽培管理经验、果实贮藏、果品市场概况等，并就地进行剪核实习与品种植定;农经系教师分别带领三四年级学生前往连县、五华、始兴等县调查农村经济情况;畜牧兽医学系师生在当地和国营农场参加牛疫防治工作，等等。[11]据不完全统计，坪石时期仅中山大学学生的考察活动就达71次之多。[12]如此的考察活动，虽“历时久暂，各有不同，要皆寻回不少宝贵资料，补助于研读不少” [13]。

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学术兴趣，锻炼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能力，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同学多能随一己之志趣寻研究之中心，自由发展，不囿成见。每于功课之余，自由组合之研究会，若雨后之春笋，蓬勃滋生，如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学术研究会等。各就所见，从事研讨。”[14]“各科毕业生，大都能学以致用，出路颇佳……抗战以来在内地服务实际担任抗战工作不少;甚为求学术深造，毕业后再出国深造者亦所在多有。”[15]

二、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普遍重视学术研究，在“抗战烽火”中形成了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学人从服务民族抗战和地方经济社会的目标出发，结合自身所长，把研究视野聚焦于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的农业、矿业和医疗等诸多领域，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实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在农业生产领域，增加生产以充实抗战力量为战时急要之图，故粮食与土地问题为内迁华南高校重点关注之所在。农学是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为增加战时广东之粮食生产，育种方面，两校的农学专家除稻种纯育外，还开展各区的育成种及捡定种的比较试验、冬作及杂粮的品种比较试验等，将育成繁殖的稻种提供给广东省政府;土壤方面，为充分发挥土壤的生产力，农学专家们对粤湘两地的土壤情形开展调查工作。如针对粤北农场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虫灾、瘟疫等种种困难，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16]又如1941年粤北坪石牛瘟严峻的情势得以及时控制，正是当地采纳他们提出的隔离、清洁、消毒、及时处理尸体、免疫注射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的结果。[17]再如针对岭大村及其附近地区油茶的种类、栽培方法、压榨方法和设备的不足，他们提出了改良栽培技术和压榨方法的建议。[18]

在矿产资源等领域，为配合战时需要，内迁华南高校学人加紧对粤北与粤湘边境一带的军事矿产资源进行调查。据《两广地质调查所概况呈报表》（1943）记载，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粤汉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及粤北地层之研究;广东乐昌九华钨及莹石等矿及火成岩等研究;粤北铁矿及煤矿调查及铁工厂原料问题研究;粤北锡矿及金矿之详探及矿床研究;曲江银铅矿砒矿钨矿之详勘;广东三十万分之一地质图之绘制，等等，尤其重视国防矿产燃料、药用矿物及稀有金属的探寻。[19]不仅如此，在评估各矿藏价值的基础上，他们还将其中大部分著成报告，提供给政府和实业界参考。[20]这些研究成果，对粤北诸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医学领域，学人们基于战时需要，除了对日本血吸虫在粤北的传染、阑尾炎、华南肝硬化、胎儿软骨营养异常症、肺炎结核、华南人鼻炎粘膜慢性变化、多种肿瘤等进行大量的研究外，还征集各地方临床病理材料以供研究，为粤北各地医院检查病人材料，包括镜检、培养法、血清检查及动物实验等，为卫生机构检查凉品及各种疫苗，制造多种诊断菌液血清及抗原，为粤湘赣各省医院义务代验临床病理组织物，详细报告研究结果，促进了我国南方医疗的进步。[21]

在自然地理方面，学人们对广东省境内的地理情况和河流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广东省政治经济图》（1∶100万，共6幅）、《广东省分县地图册》（1∶20万，共108幅）以及《梅县大地图》（1∶10万）的绘制。[22]此外，他们还提供技术力量，帮助韶关市政处设置坪石水文站，用以观测水势，研究韶关市潦水预防。由中山大学地理系吴尚时教授与同事合著的《浈武二河之水文》和《曲江之潦患与预防》二书出版，“对于韶关市预防水灾多所建议”[23]。

粤北办学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学人主动将科学研究对接于国家与地方社会需要，一方面使得他们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间的相互转换与转化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于民族危难之际自觉担负起关注国事民生、发展地方经济社会使命的学者天职，为学术研究服务抗战建国、服务地方社会做了最好的注解。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一既如往地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培养“抗战建国”需要的各类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传授高深学问，培养掌握现代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才，又要培养学生优良品质和综合素质，从而为参与社会活动做准备，是内迁华南各主要高校的基本共识。

1943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各系课程，除依照教育部规定大学科目表订定外，并依据学习需要情形，呈部增设一部分私目”[24]。本科第一学年开设课程为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论理学、生物学、伦理学概要、军训、体育、三民主义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者任选一科）。第二学年开设课程为西洋通史、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历代文选、文字学概要、外国文、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法以及哲学概论、社会学概论（两者任选一科）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者任选一科）。第三学年开设课程为历代诗选、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文字学概要、各体文习作、语言学概要、声韵学概要、比较语言学、古文字学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第四学年开设课程为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二）、诗选、词选、语言学概要、毕业论文。由上可知，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严格按部颁必修科目表设置，一二年级开设的科目基本属于通识课程，三四年级才转向专业课程学习，很好实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1943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历史组）开设科目如下：一年级：三民主义、体育、军事训练、国文、英语、伦理学、论理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生物学、政治学。二年级：体育、军事训练、史学通论、地理学通论、中国上古史、传记研究、地质学、经济地理、科学概论、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三年级（史组）：中国断代史、中国中古史、西洋上中古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史籍名著、军事训练、体育。四年级（史组）：中国近代现代史、西洋近代现代史、中西交通史、史前史、考古学、中国史部目录学、历史教学法、历史实习、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地理、毕业论文。[25]由上可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历史组）开设的课程，以部颁课程为准绳，一年级多为通识课程，二年级较偏向专业课程，三四年级分地理、历史两组，结合本系特色开设部分通识和专业课程，史地两组互修，较好地做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