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是湾区建设基础性、持续性的动力，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路径，更是打造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现实需要。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依据，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合作发展路径的应对之策做了分析，并根据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内容与特点，对其实现路径做了探索。

关键词：场域理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既有高校间交流的横向特征，又表现出从政府政策到科研协同、人才联合培养、产学研合作、合作办学等多维度、多领域交叉的特征，具有网格立体合作的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为各高等教育发展主体在融合“场域”关系中获取资源，发展自我。[1]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与区域创新模式发展，不仅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强化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这些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当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正朝着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合作活动从单链的高校合作、项目合作向跨机构多领域复合合作转型，呈现出共治性、情感性和生态化特点。场域视角提高了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解释力，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立体网络、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变化中的场域来对待，也为场域理论与实践探讨拓展了研究领域。本文提供一种分析视角，以期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借鉴。

一、理论与创新：场域理论分析框架

布迪厄场域理论是将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视角，引入社会学领域，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通过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科学场域等分析社会问题与现象。场域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特征、困境之处，进而提出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建议与对策。

（一）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作为布迪厄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涵盖了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首先，场域主要是基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3]。自主化的强化是场域形成的关键性特征，通过不断强化其自身逻辑和异质空间，场域便形成了。其次，惯习是布迪厄用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场域间的同型关系，惯习使得不同场域的行动者表现出相似的禀性，是一种集体性、长久、行为规则的生成机制。再者，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存在着权力关系，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互相竞争以争夺不同形式的资本。场域就是这些资本产生、流通和占用场所，不同类型资本的竞争形成了不同的场域。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是粤港澳大湾区场域下位的场域，其主要是基于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形成的错综网络关系，有教育自身的特定逻辑，又具有区别于经济、政治之外的异质自主性。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与粤港澳三地的地理空间、历史发展、区域特点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从地理空间看，粤港澳三地同属珠江水系，又都共具海洋性特征，三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其次，从历史发展看，粤港澳古属南粤，在长期的历史交融中，形成了粤语为交际方言的粤文化，三地在方言、民俗文化、思维方式上都有教育的类型化特征。第三，从高等教育三大功能来看，人才培养都有以粤语为基础的特点，科学研究都有共同研究珠三角相同居住环境、同源性病症、方言文化等特色，社会服务都强调务实，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粤港澳高等教育场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在全国各地的教育中也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二、分析与借鉴：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问题分析

（一）制度差异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异质自主性增强的障碍

任何场域的形成都具有支配场域行动者与实践的逻辑。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是空间场域与时间场域的交汇点，强化了场域的自主化特征。

从空间场域看，同处相同区域城市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必然形成不同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经济地理的板块效应、交通一体化、粤语氛围、政策推动等手段成为由珠三角到湾区形成的重要条件，粤港澳大湾区由此而成。

从时间场域看，由于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的发育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之一。若按场域自主性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阶段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形成前阶段（1949～1996年），这一阶段自主化程度较弱，异质性体现不明显，但有了合作的意愿和浅层次的师生互动交流。第二阶段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形成阶段（1997～2018年），这一阶段借助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粤港澳交流频繁，高等教育合作有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校际互访乃至异地办学等形式，粤港澳高等教育场域的异质性特征明显，自主化特征形成，成为粤港澳合作的主要形式。第三阶段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发展阶段（2019～），这一阶段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高等教育自主化更加强化，粤港澳三地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如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搭建粤港澳高校联盟，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等，其中众多港澳高校来粵合作办学成为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在空间场域、时间场域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粤港澳三地处在不同社会制度之下。在“一国两制”的独特背景下，在政府决策、制度法规、技术标准以及政策执行上存在差异，制度的差异同时衍生了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等差异，成为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异质自主性增强的一大障碍。

（二）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合作深入推进的影响因素

惯习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4]，场域决定惯习，但惯习对场域具有反作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作为组织化的场域，其惯习作为该场域社会化的主观性，也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辩证统一，与场域、实践紧密相连，是具有稳定性、可变性的系统和结构。因惯习关涉因素较多，笔者归纳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几个惯习特征因素。

1.外向型是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特性。首先，港澳高校具有与国际接轨的优势，香港的大学深受英国等欧美体系影响，与欧美高校联系密切，加之其国际自由港地位，与世界各地高校合作较多。澳门高等教育是“三文四语”的多元教学语言体系，因而也具备合作的先天优势。其次，从广东高校看，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历来商贸发达，又是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区域，属于外向型经济，在经济的推动下，高校的外向合作特征较为明显。另外，广东有来自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万海外侨胞，为广东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其具有明显的外部合作特征。

2.注重应用及国际前沿研究为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稳定发展提供动力。一是注重应用。湾区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密切相连，市场化导向明显，因而非常注重应用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理工类高校有20余所，同时，广东省高职院校共有在校生近80万人，规模为全国第一。每年为社会培养24万多的应用型人才，其中八成五留在广东。二是注重国际前沿研究。港澳高校深受欧美教育体系影响，在研究上与欧美联系密切，深圳是国家先行示范区，广州是商贸中心，广东高校有领风气之先传统，借助“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海洋科技、新材料等科技前沿领域，是其研究的重点所在。

3.敢于改革创新是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是广东高教有改革的传统。早在20世纪80年代特区精神的影响下，广东在特区创办了深圳大学和汕头大学两所新型大学。此外，广东率先在全国启动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重大战略。二是深圳高等教育敢于引进优质办学资源，发展飞速。在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深圳已有2所大学位列中国内地高校前17，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纷纷在深圳设立研究生院或深圳分校，同时，深圳引进了多个合作办学项目，并组建海洋大学等高校，深圳高等教育的“捷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亮点。三是勇于创新合作模式。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于2005年成立，是首家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内第一所博雅型大学;中央政府于2009年在珠海市横琴划地兴建澳门大学新校区，谱写湾区高等教育发展重要一章;近年来，有近10所湾区港澳高校来内地办学，极大拓展了区域高校合作新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在惯习上具有许多共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港澳地区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区域内部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研究表明，46.4%的香港人民将粤港两地价值观的不同视作合作深入的最主要障碍。[5]粤港澳三地的相互认同、价值观的差异，是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需要正视的重要因素。

（三）资本整合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每一个场域的有序运行都离不开各种资本之间的反复交换和博弈。资本是一种工具，是场域中的行动者用来践行社会实践的。[6]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态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变化。

1.经济资本是三种形态资本的基础，主要表现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两种方式。首先，从有形资本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有形资产体量巨大，形式多样。湾区内仅高校就有200多所，其中广东高校167所，香港34所，澳门10所，仅2019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达3217.77亿元，位列全国第一。[7]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包括固定资产及其衍生的增值资产，笼统估计价值过万亿。其次，从无形资本看，以高校品牌为代表的无形资本，是从有形资本中发展出来且具有较强增值功能的一类资本形态。根据《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研究报告（2021）》，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竞争力得分第2。在入选的1664所大学中，位于四大湾区的大学有146所，粤港澳大湾区有20所，广东11所，香港7所，澳门2所，其中2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评价TOP100[8]。

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经济资本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粤港澳大湾区入围TOP200排名的高校仅有香港5所高校，且排名最高的香港大学位列第30，可见湾区内高等教育水平发展极不均衡且顶尖高校基数较少。而就纽约湾区而言，就有10所院校进入排行榜TOP30，其高校所代表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都远高于粤港澳大湾区。

2.文化资本是高等教育的最核心资本。按照布迪厄的分类，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形式。首先是具体化，其形式主要体现了个体性、无意性、独特性和符号学四个特征。有学者指出其概念与人力资本概念是非常接近的，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重合和一致之处。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人才湾区”，常住人口超7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超过世界其他三大湾区之和，每年净增量150万人，显示出较强的人才吸引能力。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数量近200所，在校生人数约300多万人，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及高科技人才人数超过20万人。其次是客观化，其形式“在其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承的”，“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十三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达128.76万件，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9]再次是制度化，其形式除了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被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外，更多体现的是制度体系。总体上看，粤港澳三地高教办学体制多元是其突出特征。政府办学、异地办学、社会力量办学、企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乃至租地办学等模式众多，各种权力的介入，既体现了公共组织权威，也有多元管理模式，高校管理更是科层制与扁平化管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存。

作为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资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资本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引才“竞争”多于“合作”，且缺乏更高层面的统筹协调，“抱团引才效应”并未显现;其人才层次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仅为17.47%，特别是在高端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供给方面仍面临着巨大的培养压力。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割格局严重，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仍以产业价值链后端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科研投入的强度和产学合作关系的形成，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书籍报纸等物化形式也与产业价值链后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