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与教养对幼儿行为的影响研究

【摘要】父亲在幼儿教育中，尤其是幼儿的行为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家庭育儿分工的传统模式和刻板印象，父亲普遍缺席于幼儿的教育参与。为探讨父亲参与和幼儿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兰州市某附属幼儿园共253位不同年级的幼儿父亲作为被试对象，采用《幼儿父亲参与教养量表》和《儿童行为能力量表》调查父亲参与教养的情况和幼儿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幼儿父亲在规则教育、教养支持、信息获得和榜样示范等项目中处于高参与率；幼儿的行为自理能力整体较低，按照高低为生活自理<学习自理<交往自理；在生活照顾、情感交流、规则教导、休闲活动、榜样示范和父职成长等项目中，父亲参与对幼儿行为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父亲应该重视自身参对幼儿行为发展的潜在影响，主动提升父职能力，积极建立与幼儿的亲密关系和参与式互动，促进幼儿行为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父亲参与；幼儿行为；学习自理；交往自理；学习自理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0463（2022）17—0062—08

幼儿从认识世界开始，父母的言传身教便对其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幼儿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尤其是性格和行为习惯养成将产生直接影响[1]。然而，随着近现代男女分工和家庭分工模式的确立，以及步入现代社会后男性普遍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愈加繁杂，父亲角色缺失了幼儿教养的过程，使得大多数儿童的教育由母亲负责。研究表明，父亲在幼儿的社会认知、性别认同、个性培养以及身体素质等发展中均展现出了不同于母亲的独特贡献[2]，甚至会成为幼儿自身品质的一部分。父亲越早参与幼儿教育，对幼儿的智力、运动、社交和创造的影响越大[3]，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惠及幼儿[4]。因此，如瑞典、英国等不少西方国家都在国家层面通过立法推动父亲参与幼儿教育，积极为父母双方同等参与幼儿教育提供权利和机会。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家庭教育的传统，且父亲在其中承担着主要的作用和地位。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绝大部分男性承担家庭外社会工作比重的不断增加，母亲逐步成为幼儿教育的主力。更甚者，有些家庭主要承担幼儿的“保育”责任，其中“保”的意义大于“育”，父母以保护幼儿的健康和安全为主，将“育”推向学前教育机构，忽略了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5]。随着男性的工作越来越繁忙，导致越来越多的父亲缺席幼儿教育，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教育参与度和作用发挥，“丧偶式育儿”现象已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6]。

“父亲参与”概念最早于1986年由Michae Lamb[7]提出并完善，他们认为父亲参与可以被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投入、可接近和责任[8]。其中，投入指直接参与照顾子女，可接近指子女可以在需要父亲的时候得到其帮助，责任则意味着承担儿童的抚养，关心儿童的幸福和健康。可以发现，这三种形式较为全面地涵盖了父亲在认知、情感、行为、道德等方面为子女成长所作出的贡献[9]。反之，父亲缺席则会对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个体化发展等造成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10]。目前，我国学界逐步开始重视父亲的教育价值并对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问题进行了相关探索[11，12]。然而，鲜少关注父亲参与与幼儿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从更加量化的方式出发，对当前父亲参与和幼儿行为教养的现状作出评估，以此更好地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更加实践、针对的角度提出改进策略，促进父亲参与家庭和幼儿园教育的良性发展和幼儿的健康成长。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本研究以甘肃省兰州市某单位附属幼儿园全部253名幼儿及幼儿父亲为研究对象，小班79名，中班78名，大班96名；其中男孩120名，女孩133名；平均年龄4.95岁；独生子女占59.3%。将参与问卷填写父亲的年龄和学历分为五个阶段：20～25岁、26～30岁、31～35岁、36～40岁和41岁以上；学历划分为初中及以下、中专（包括高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将月收入划分为六档（2000元以下、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5000元、5000～7000元和7000元以上）；将任职单位分为六类（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员或公司工厂员工、个体工商户、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以及其他职业）。

2.研究工具。幼儿父亲参与教养的状况。本研究采用幼儿父亲参与教养量表[13]测量父亲参与幼儿教养的状况，共56个项目，包括生活照顾、学业支持、规则教育、空间可及、心理可及、教养支持、发展规划、情感交流、信息获得、父职成长、休闲活动和榜样示范12个维度。生活照顾维度包括“我照顾孩子的起居”等4个项目；学业支持包括“我督促孩子做作业”等4个项目；规则教育包括“我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等3个项目；空间可及包括“孩子需要时，我会陪着他/她外出”等4个项目；心理可及则包括“即便出差时，我也确保孩子可以联系到我”等4个项目；教养支持维度中则有“我为孩子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等4个项目；“我协助孩子发展自身特长”等4个项目被归入发展规划维度；情感交流维度中则主要包含“我抽出时间和孩子聊天”等5个项目；信息获取维度上有“我知道孩子经常去的地方”等5个项目；父职成长和休闲活动维度分别包含“我反思自己教养孩子的方法”和“我和孩子一起锻炼身体”各6个项目；榜样示范则包含“我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等7个项目。表格采用5级计分，从0至4分别代表“从不”到“总是”。分值越高，表示父亲参与幼儿行为教养程度越高。该部分由幼儿父亲填写。

幼儿行为水平量表。本研究采用幼儿行为能力量表测量幼儿行为能力，共分为生活自理、交往自理和学习自理三个维度25个项目。生活自理维度包含“孩子能自己洗脸吗”等10个项目；“当遇到新的小朋友时，孩子能主动打招呼吗”等8个项目则被纳入交往自理维度中；学习自理维度中则主要包含“孩子能自己安静地看图画书吗”等7个项目。幼儿行为能力共分为3级，从0到2分别代表“基本能够”到“基本不能”，得分越低表示幼儿行为能力越高。该部分由幼儿父亲评估。

3.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本研究在2021年10月进行。首先，研究者与幼儿园园长和带班教师取得联系，表明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在征得院方和带班教师的同意后，由研究者和带班教师一起招募幼儿家长自愿参与。其次，在家长完全知晓并理解研究目的的情况下，由调研人员和班主任在家长接送孩子时发放问卷并说明注意事项，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实施过程中，由幼儿父亲填写问卷，并于一周后上交班主任。最后，调研人员统一收回问卷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来完成。

三、结果分析

1.幼儿父亲基本特征描述。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经济地位等都会对幼儿的学前教育机会、学习能力和心理状态产生重要影响[14]。本案例的幼儿父亲在年龄、学历、收入和就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见图1），总体上来看，51%的幼儿父亲年龄集中在36～40岁。其中，小班幼儿父亲以31～35岁和36～40岁为主，这两个阶段占到小班幼儿总数的79.7%，幼儿父亲年龄在41岁以上的人数多于中班，仅次于大班；中班幼儿父亲以36～40岁为主，占到中班幼儿总数的50%，31～35岁年龄段幼儿父亲人数远远大于大班；大班幼儿父亲36～40岁占到绝对优势，占到全班人数的60.4%，大班其他幼儿父亲以31～35岁和41岁以上居多。

调研幼儿园的幼儿父亲学历整体较高，研究生及以上占到总人数的58.9%（见图1b），本科学历的幼儿父亲在小班、中班和大班人数一样，占到总幼儿的33.2%。幼儿父亲整体收入较高（见图1c），以5000～7000和7000元以上为主，两者占总幼儿父亲的75.9%，其中49.4%的幼儿父亲收入在7000元以上；收入在2000元以下和2000～3000元之间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2.8%。幼儿父亲的就业单位存在较大相似性，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为主，占到总人数的70%（见图1d）；有少量幼儿父亲为个体经营户、企业职员或工厂员工。总体而言，调研幼儿园的幼儿父亲拥有较高学历，从事高保障工作，社会地位较高。

2.父亲参与幼儿教育的特征。父亲在幼儿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次调研数据显示，父亲在幼儿教育中参与度整体较高，但在不同的项目中参与度存在差异。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幼儿父亲在生活照顾、空间可及、心理可及、发展规划和情感交流方面参与度整体较高，在规则教育、教养支持、信息获得和榜样示范方面参与度很高，但就学业支持、父职成长和休闲活动方面父亲参与度却很低；即使在同一项目中，父亲参与的频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与伍新春等关于父亲教养投入水平在可及性、责任和互动三维度上依次降低的研究相一致（见图2）。

具体来看，生活照顾参与度以经常为主，内部存在差异，但整体参与度较高。父亲较为关注幼儿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在幼儿身体不适需要看医生时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幼儿的生活起居则主要由母亲负责，AS、AA和BE趋于经常性参与，AQ以有时为主。学业参与度整体较低，父亲通常扮演幼儿困难的解决者角色，而日常的学习督促则不在其参与范围内。即在父亲参与概念中，父亲通常在可接近形式中给予幼儿关注，AT和Y参与度相比与AB较高，B的参与度最低，偶尔参与的次数比重较大，占到20.9%。父亲对规则教育则表现出极强的参与度，以总是和经常为主；同时AP总是参与的占比达到45.5%，也从侧面展现出父亲在家中经常以规则制订者和监督者身份出现。空间可及和心理健康可及整体参与度较高，都以有时、经常和总是为主；经常参与的比例较为突出；但由图2e可以看出，心理可及的从不参与频率也很高，幼儿对于父亲的依赖性参差不齐，这种可及性恰好印证了父亲总是参与幼儿户外或者公共空间活动的刻板印象，心理依赖和更丰富的情感交流则主要由母亲来完成。

在教养支持方面，幼儿父亲表现出极强的参与度，有能力为儿童的教育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不仅支持幼儿园老师对幼儿的教育，而且配合母亲以及祖父母对幼儿的教养。从数据显示可以看到，M总是参与的频率占比高达66.4%，K和BB占比为49.8%和36.8，与幼儿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高教育水平相关。父亲在发展规划方面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协助幼儿发展自身特长、确定生活目标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拓展幼儿的视野和丰富生活，一般参与安排幼儿的假期生活，这与传统上父亲所承担的权威型和外向型形象符合[15]。从数据来看，与L、AK和BC相比，N整体参与度较低，从不参与的频率为7.5%。情感交流中C、W、X、Z和AC经常参与的频率分别达到46.6%、47.8%、50.6%、52.2%和42.7%，也就是说，在该项目中父母的参与比例不相上下，双方都会抽出时间陪幼儿聊天，愿意和幼儿谈论生活中所发生的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擅长用肢体语言向幼儿表达情感，同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在信息获取方面，父亲通常都知道幼儿经常去的地方，也会经常向家人询问孩子的情况，但就具体细节来说，如幼儿跟谁在一起或经常参加哪些活动则相对较为陌生，AT和BA的数值较低。

对于本案例而言，幼儿父亲在父职成长和榜样参与两大项目的参与度很低。其中，父职成长中父亲较少会为了幼儿的成长教育看相关书籍、报刊、杂志或者电视节目，对于“好爸爸”的定义较为模糊，I、J、和AX偶尔参与的频率仅达到17.4%、19%和19.8%；相较于父亲发展规划中的高参与率，其在榜样示范的言行举止实际操作中则较为随意，H、Q、AG、AH、AW、AX、AZ参与率仅为24.1%、28.1%、23.3%、21.3%、23.3%、17%和33.2%。就休闲活动而言，父亲会选择和幼儿一起锻炼身体，并带他们去参观校外教育场所，如科技馆、图书馆和动物园等等，较为擅长户外和更具活力的活动，可以看到D、E和V有时参与频率分别为41.9%、43.1%和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