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类世的童年图景

［摘要］童年的自然图景和社会图景由于缺少对数智时代技术变革和数字资本增殖逻辑的深入讨论而失去了对人类世童年图景的解释力。人类世中，童年面临着天性技术化这一底层现实带来的后人类挑战，儿童面临着象征的贫困、感性的灾难和主体性失效，工具-社会本体和文化-心理本体失衡的危险。童年被内嵌到了资本世、技术世构建的符号体系和技术体系之中，成为数智第三持存和数字资本宰制的对象，致使儿童失去了真正认识世界、欲望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需要重新发现童年对于人类生物性演化、技术性进化和精神性持存、文化心理构建的本体价值，将童年理解为一种时间性的生成之在。在人类整体与个体、理性与情感、经验与先验、人与技术（非人）的互动中，建构童年的工具-社会和文化-心理双重本体，以实现儿童与宇宙物质性的协同共在，并通过教育作为一种人类性的安全技术来促进童年本体的生成。

［关键词］人类世；童年；儿童；童年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

人类世这一概念因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发表的《我们已经进入“人类世”》一文进入学界视野。人类世首先作为一个地质学的概念，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活动在一条长长的地质时间尺度上。①第一，人类世意味着技术世，人类文明从自然人类文明过渡到技术人类文明，早于人类世，自然渗透于我们，进入人类世，我们则渗透在自然之中。人类在实行一种改造地球的技术。②人类活动的力量已经成为地球环境系统演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已经达到行星级别。[2]第二，人类世的顶峰可以被称作资本世。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把人类世称为“负人类世”，也称“熵世”，将之与现代技术联系在一起，标识着人类文明的灭绝性力量已经达到行星尺度。技术作为一种中介性的力量，与资本、市场相结合淫秽式地占有了我们的星球和各种自然资源乃至人力资源，使之私有化和商品化。[3]人类世的童年图景内嵌于资本-技术对儿童自然天性本能、身体和心灵的剥夺以及童年时间的占有之中。以人类中心主义天性为基础的自然倾向的童年图景和以社会制度、文化为基础建构的社会倾向的童年图景面临着话语失效的解释困境。童年的自然倾向，遭遇了天性技术化这一底层现实的挑战；童年的社会倾向忽视了数智技术及其背后的数字算法的隐秘规训所造成的儿童认知、欲望和行动能力的失效，童年社会学所允诺的作为行动者的儿童，只是一个屈从的主体。本研究挖掘童年的生物演化属性、技术进化属性和精神、文化心理属性的本体性价值，将童年理解为时间性的生成之在，最终通过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斯蒂格勒的人类学技术本体论对后人类童年本体论进行建构。

一、问题提出：技术人类世童年的隐匿

人类世童年的隐匿具有两重面向。一方面，技术无处不在地座架儿童的生活，规定着儿童的存在方式，以自然人为根基的童年观已经不足以解释儿童在人类世技术生活世界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以技术人为根基的后人类童年图景；另一方面，经由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智第三持存技术的发展，童年所处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媒介、技术背景呈现出了区别于电视时代的复杂特征。继尼尔·波兹曼提出“童年的消逝”之后，童年在技术人类世背景下生成了新的内涵。

（一）自然童年图景的确立：儿童的发现与童年的本体论承诺

在西方思想史中，儿童的发现实现了对人的进一步发现。从文艺复兴运动起，西方人开始重视人的自然天性，实现了对“人的发现”。这意味着人们的关注点从对自然的神圣秩序的探寻，转换为对“自由”的人性秩序的建构。启蒙运动进一步完成了对“人的发现”。思想家卢梭进一步强调人的天性和本能，认为道德在人的天性之中，初步形成了对“儿童的发现”。[4]自然即自由，儿童的认知与道德的善先验被赋予其天性之中。卢梭提出在发展儿童潜在的天资时，不能使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被摧毁。[5]人类的生活，不仅包括对人类世界秩序的探寻，还包括对人生秩序的关切，“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儿童看作儿童”。[6]在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这种界限分明的对立中，儿童自身的性情、需要、兴趣得到肯定，儿童也具有主体的地位。自此，童年的存在可能性和个体的人生可能性被关联起来，儿童不再被视为“小大人”，而是被视为人的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

童年被我们赋予了这样一种本体论的承诺，即儿童的天性和童年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启蒙的、解放的力量，以实现社会的改造和人性的改善，洛克认为，要通过教育来完善人的天性中的不完满的部分，来使人获得自由。[7]这不仅涉及作为社会人的“儿童权利”的保障，更为根本的是作为自然人的生命权力的确认。卢梭的观点启发了康德，使康德意识到了理性的最高能力不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认识能力，而是以道德行动意志为基础的人的自由。康德将自然与人的自由统一，同样先验地确立了人的自由对于自然的优先性，[8]确立了作为主体性的人的自由和尊严、优美和崇高。康德在《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的评注中提到他已经学会了尊重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人都值得他看重。[9]正如康德强调纯粹理性的实践性质，但却忽视了自然人性中的恶和不自足，使纯粹理性超越了个人的利害、情感、经验，结果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往往面临现实生活的挑战。儿童的自然天性的本体价值由于将人的天性和社会性截然对立隐而不显。

（二）社会童年图景的建构：童年的消逝

童年的社会学图景将童年理解为社会建构的产物。人不是在纯粹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儿童的自然天性并不能自足地满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任何人从出生开始即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如婴儿的种族、家世、姓名，乃至儿童的性别都是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其背后是以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种姓为代表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结。儿童由社会所建构，同时也参与建构社会，这是童年社会学的基本主张。

波兹曼认为童年概念基于印刷术的出现而被提出，他认为在印刷时代学校是建构童年的主要力量，童年的建构是通过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得到确认的。因此教育最为关注的就是儿童的思维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培养，读写算称为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和训练。进入电视时代，信息和知识被储存在图像之中，儿童和成人一样可以获得信息，然而由于儿童的知识和情感能力的缺失，以及单一化的智力发展模式，扼杀儿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因此，造成儿童的成人化，在这个意义上，童年这个概念消逝了。正如洛克把儿童的心灵想象为一块白板一样，这块未经符号、信息刻画的白板，恰恰由社会性符号代表的“印刷术-文字”“电视-图像”所刻写。

波兹曼对现代童年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童年的消逝”这一命题，指出了电视时代童年概念的消失或者是社会性的符号建构的消逝。然而，童年这一概念并没有因为儿童成人化的倾向而消失。童年社会学成了主流的观点，我国有较多研究者对童年问题进行了话语建构。童年社会学研究进一步从社会因素分析童年的构成与作用，彰显了功绩社会、消费化社会给童年带来的生存问题。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认为童年期有其自身的地位，童年自身也处于社会结构之中，也是建构社会的行动者。有研究者认为制度化的学校场域通过对童年的定位、标准化的经验输入、童年的测量造成了童年的标准化。[10]还有学者认为童年经由市场的逻辑、成功主义的文化与家长地位的焦虑造成了结构化。[11]有学者基于童年社会学的观点提出童年时间的商品化、童年样态的标准化以及童年位置的边缘化。[12]

自然人类图景贬低技术，无视技术造成的人类社会的变革。童年的社会图景发现了技术、媒介在儿童日常生活中造成的问题，但是缺少深入理解数智时代的新话语。实际上，童年没有消逝，只是在人类世背景下，被技术和资本作为中介性力量重构，由于缺少解释数智第三持存背景下童年图景的话语，童年这一概念实际上又一次被隐匿了。数智时代，童年研究需要继续沿着波兹曼的视角去继续讨论技术、媒介的演变带来的童年图景的变迁，生产解释人类世背景下的童年图景的新话语。尼尔·波兹曼从文化传媒视角讨论了电视时代的童年境遇，本文在此基础上，继承童年社会学的基本观点，进一步对人类世童年图景进行重新标度。

二、后人类童年：人类世童年图景的重构与危机

人类世的童年图景经由数智技术和数字资本的双重逻辑介入，其主要的矛盾已经从儿童与社会、成人的紧张对立关系，转换到了自然人与技术人、人与非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确立。进入人类世，需要重新思考基于技术人假设的后人类童年图景。卢梭最早把人是什么的问题引入了哲学，在他看来，现代人受人所发明的工具-技术的侵蚀，逐渐丧失人之本性。[13]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它不是技术因素，不是机械类的东西，而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14]这种解蔽实际上也是一种遮蔽。西蒙栋指出技术应该归于人性范畴，引入文化的范畴，工程师、工人对技术的关注显然不同，我们每个人该如何认识技术，显然不是对技术如何操作的认识，也不是对技术如何高效盈利的认识，而是一种对技术和文化、生存、生活意义的整体的认识。总之，技术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技术是使人作为存在者显现的方式，技术成为我们理解人类世儿童和童年的重要视角。

（一）天性技术化：数智时代童年的后人类转向

第一，儿童实现个体成人是一个天性、潜能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儿童先验的技术本质或者工具本体获得。人的本质的技术化是指不仅人发明技术，技术也发明人。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来，被技术渗透的人类，其人性也将发生巨大的改变，需要建立一种人与非人共在的后人类的视角。斯蒂格勒进一步在《技术与时间》之中开宗明义地表明，技术被理解为代表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可能性之前景。技术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重新建立技术-时间与人类本性的机制。在他看来，人的起源是一种缺陷性的起源，是一种过失；技术的起源是对这种过失的重复，人塑造了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塑造了人，人与技术的存在方式是延异的。斯蒂格勒的人之此在就是用技术使自己的潜能转化为现实。存在寓于时间之中，人通过技术来开展此在本身。技术人本质不仅作为后天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而且从根本上与人的天性合一，成为人最根本的属性，这也是为何马克思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工具之于人是本质的关系，李泽厚的工具本体在个体身上的意义就在于此。技术-工艺促使外在自然的人化，同时也生成了人的工具本体。

第二，自然人类儿童的身体和感官经验的技术化，意味着儿童经验的后人类转向。人的身体的技术化，一方面体现为麦克卢汉指出的技术媒介作为身体的延展，重新造就肉身。当下，数字技术媒介成了一种扩展自我感官、自我意识的途径，成了儿童身体和智力的延伸。《感觉的自然史》中提及人类的感官不断被扩展，人类形成的认识已远远超过简单的肉体体验。我们可以用灵活的、公开的、秘密的手段观察自己和世界，如摄像头、显微镜、卫星、无人机等。人类的感官、观察都变得技术化。[15]另一方面，人的数字化身份作为虚体正在主导数字化生活。虚体对于儿童的自我意识、潜意识的改变，媒介技术作为人的肉体的延伸，虚拟现实对物理现实的延伸，赛博虚拟身体对现实身体的重构，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正在共同重塑自然人类儿童的感性生存经验。

第三，基因层面儿童天性的技术化。正如人类世概念所蕴含的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已经达到了行星尺度，人类借由技术对自身天性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基因尺度。人类演化的过程是基因、文化协同演进的过程，基因操作显著加速生命分化。正如福山主张“人性的保留”，认为人类本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典型行为与特征的总和，它起源于基因而不是环境因素。[16]对基因的理解要有三个层次，即人类基因组、表观基因组和微生物基因组。在基因的表现方面，基因的筛选和检测决定着婴儿的生命权力。胎儿的诞生都是基因技术筛选的结果，从受精卵的人工培育和对胚胎的基因检测过程就实现了对婴儿的筛选。何种婴儿能够具有生命权力是由福柯所说的作为治理术的人口统计技术规定的。当下在技术层面已经实现对人的基因编辑和治疗，其中对艾滋病婴儿的基因编辑可谓儿童天性技术化的开端。③在基因表达层面，后天的技术生活世界环境、生活方式、教养方式已经成为改变人类进化生物学机制的重要因素。表观遗传学提出人类的天性并非完成的不变的产物，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人的天性生物学机制，是人类在演化进程和社会的高度技术化发展过程中被实现和选择的。人类只要存在就会和其他人、周围环境发生联系，人与环境、他人的对话就是表观遗传学，表观遗传学是人类世学科的故纸堆里关于先天和后天的辩题。④因此，基因工程、环境激素，甚至是高压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压力都会影响基因的表达。与微生物遗传物质共存同样是关键的话题。[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