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以养正

［摘 要］ 幼儿道德的发展具有系统性、连续性以及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对它的追求即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的价值预期。当今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生活与交往方式的变革对幼儿道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成人当以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幼儿道德与其整全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赋予幼儿德育更丰富的内涵。《周易》提出的“蒙以养正”的儿童发展理念为新时期幼儿德育工作的优化提供了思想启迪，应将对“德”的理解从伦理道德拓展到人类个体为更好地适应和改造社会而所应具备的各项基础能力和关键品质。成人应从幼儿的全面发展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出发，把握幼儿德育时代内涵，优化幼儿德育思维，强化幼儿德育研究，改进幼儿德育方法，建构大中小幼一体、家园社协同的幼儿德育体系，不断提升幼儿德育实效和幼儿发展水平。

［关键词］ 幼儿德育；蒙以养正；立德树人；协同育人

对道德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对道德的追问即是对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的价值探寻。[1][2]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上，不同民族国家或文明共同体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各自不同之处。如由中国古代开启的德性世界观将人与世界、人与人的伦理承诺作为理解世界的根本依据，强调教育之于人的内在性建构价值，它把人对德的体悟以及德对人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3]然而，当今社会大量的事实不容置辩地告诉我们，对个体道德的培养并没有呈现出理想的效果，各类心理问题和严重失范行为发生的年龄越来越低，如何理解道德与人的发展关系仍然是有效开展道德教育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个体的道德发展是一个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过程。儿童期是个体建构价值观念体系和发展良好行为品性的奠基时期，如何准确把握幼儿道德培养与其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着德育的基本方向。因而幼儿德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论问题，而是关乎着对儿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预设以及如何使其成人的路径设计。

人与德的关系以及如何培养道德或者德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论述，如《周易》在蒙卦中就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等观点。“蒙以养正”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它涵括了教育的目的、方法以及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关系等基本教育概念，蕴含着包含道德教育在内的如何培养人的丰富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4]重新以“正”来释“德”可以为幼儿德育提供全新的思维视域和实践路径。以历史为基，以时代为境，我们当以时代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时期幼儿德育的内涵与目标，将幼儿德性的培育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实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面向实际、面向未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幼儿德育工作，培养具有自由、自主和自决之德性的时代新人。[5][6]

一、幼儿德育的历史流变

中国传统文化对“德”的理解存在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将“德”理解为外在的行为或者客观规律，如《庄子·外篇·天地》所说的“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这一理解也可被称为“道”。一种是将“德”理解为伦理道德，它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后人为规范社会行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赋予自身的文化品性。从客观规律到伦理道德的演进既彰显了人类认识的渐进性，又凸显了人类社会的自为性和自持性，是人类实践智慧的长期积累，彰显了人类对自然及自我的能动改造和主动适应。梳理并借鉴传统文化对“德”的历史认识与实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来认识“德”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传统蒙学对儿童道德的关注

中国历来重视社会教化，其独特的文化品性是使中华文化不间断传承的关键要素。“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学，自开辟则既然矣”，即是此谓。[7]在先秦时期，我国已强调人伦的重要性并设置专门的机构来培养它，并通过各种文化典籍和日常起居来对儿童进行启蒙。《孟子·滕文公上》便有这样的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为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蒙学是传统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学说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以《论语》《孝经》《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教材成了对儿童进行道德启蒙的重要载体，其对“德”的定义也逐渐收缩到维护社会运转秩序所需要的道德观念和礼仪规范。但在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确立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及其教育有着更开放和宽泛的理解，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德”尚未从儿童的整体发展中分化出来，因而启蒙的原初之意便在于使儿童摆脱蒙稚的状态并培养其纯正的品性。

从已有文献来看，系统阐述“德”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基本原则、具体方法的典籍应该是《周易》，它提出了“蒙以养正，圣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等主张，其蒙以养正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儿童的启蒙以及道德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易》中的“蒙”有诸多释义。从其字源结构上看，“蒙”与植物有关。《说文解字》云：“蒙，王女也。从艸，冡声。”此处“蒙”为草名，是女萝的别称。《说文解字》又云：“冡，覆也。”[8]意即草覆于地面，本义为遮蔽，引申为蒙昧、懵懂之意。《易经证释》曰：“蒙者，昧也，敝也，相隔也，有障也。”此处“蒙”为蒙昧、遮蔽，有阻隔障碍之意。《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稚也。”[9]这里“蒙”的意思为初生、稚嫩。综合起来，“蒙”都带有蒙昧、幼稚的意思，指向人的时候，主要指儿童幼稚懵懂、德性未明的状态。

“正”是《周易》中与“蒙”“德”相关的重要概念，“果行育德”即是“蒙以养正”的具体阐述和基本方法。唐代孔颖达将王弼等人对“蒙以养正”的注解解释为：“‘蒙以养正，圣功也’者，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此一句释经之‘利贞’。”[10]其意思是通过“蒙昧隐默”来“养正道”，实现人行正道。张载注曰：“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11]他认为要“养其蒙”“使其正”。程颐注曰：“未发之谓蒙，以纯一未发之蒙而养其正，乃作圣之功也。发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12]这段的意思是要在“未发”的“蒙”的状态下“养正”，可以作“圣人之功”，是“学之至善”。王夫之则直接指出了“正”“蒙”“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泉者，水始出之细流，故于山下之水，不言水而言泉。泉方出山，而放乎四海，无所止息，果矣。曲折萦回，养其势，以合小为大，育也。君子之行成于勇决，而德资于函养。勇决则危行而不恤厉害，函养则成章而上达天德。”[13]上述各种阐释都认为“正”主要是指正常的、合乎规律和人伦道德的状态，指人的本心、良心，是“本性之正”。“蒙以养正”就是指在成人的引导下去除儿童蒙昧无知的混沌状态，使儿童本来的、与生俱来的、善的天性彰显出来，培养出正确的、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为其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周易》提出的“蒙以养正”思想及其后世的传承与弘扬均反映了我国古代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对童蒙教育的高度重视，认识到了儿童生来单纯、本性天真、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强等特点，认识到适时对儿童进行合理的引导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容易使其误入歧途、难以纠正，故都将童蒙时期个体德性的培养视为教化的重要内容。

（二）传统蒙学关注儿童德育启蒙的基本旨趣

《周易》所提出的“蒙以养正”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便逐渐呈一种收缩态势，对“德”的理解也从“正”“道”逐渐聚焦于人伦道德。据《四民月令》记载，汉代蒙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孝经》《论语》以及算数知识。[14]儿童在基本的识学习字的基础上便开始学习《孝经》《论语》《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此后，《颜氏家训》《太公家教》等家庭家教蒙学读物也陆续出现，成为儿童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唐代除将《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蒙学教材内容外，还颁布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并规定“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15]另外，随着文学的不断繁荣，诗词歌赋也出现在蒙学教育中，用以启发儿童对历史兴衰的初步认知。如胡曾的《咏史诗》，采用七言绝句，篇幅简短，言语通俗，易于记诵。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稳定和社会思想的逐渐定型，自汉以来以儒家文化学说为基础的传统蒙学对儿童道德发展的要求也日趋明晰和固化，形成了孝、仁、礼等基本道德形态，建构了一个由己及人的，人、家、国同构的人伦道德教育体系。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孝亲敬长历来受到儒家文化的推崇，儒家文化把孝道的培育作为德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孝经》就认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6]《孝经》自汉代起就成了蒙学教材，唐代尤为重视，如唐玄宗李隆基认为“孝”是德育的首要内容，并两次亲注《孝经》颁行天下，“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大力提倡孝道的养成，希望儿童从小树立“孝父母”“忠于君”的道德思想。后世蒙学教育当中，孝亲一直都是儿童道德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实际上，“孝”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伦关系最原始的概约性表达，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都是约束个体行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维护的是适应于封建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等级秩序。

“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几位弟子向他问怎样才是仁，对于颜渊，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对于仲弓，孔子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叙述都表达了要宽以待人、依礼而行的意思。孟子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认为，仁者心怀善良、充满慈爱，具有大智慧和人格魅力，能得到别人的拥戴。儒家仁爱思想内涵丰富，涉及人文关怀、道德修养、治国方略、社会教化等方方面面，并通过孝亲敬友、与人为善、爱众亲仁等途径予以实现，彰显了道德的精神引领价值。仁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包容宽厚，包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中的现实现象与问题的包容，其最终的目的还是社会认同的最大化。

“礼”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与行为准则。礼是秩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开篇即对礼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了直接阐述。郑玄、孔颖达等在为《礼记》注疏时也对礼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论述：“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17]可见，儒家思想学说及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视人伦道德中礼的成分。何为礼？《礼记·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8]《礼记》对忠、孝、悌、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都做了明确的要求，要求儿童遵循礼仪道德，孝亲敬长、忠君爱国、明礼知义、仁而爱人、诚实守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道德的理想追求。《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孝、敬、仁、义、礼、智、信等修身、齐家，而后乃至治国、平天下，这些“大德”是对儿童道德的理想要求，是在私德的基础上培养儿童的家国情怀，是儿童成长的目标指引，其中张载的“横渠四句”就集中彰显了儿童道德教化中的家国大义。

（三）传统蒙学开展儿童德育的基本方式

除“君子以果行育德”之外，《周易》在论述如何蒙以养正时提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等教育主张，阐述了儿童启蒙以及道德培育中的主体关系及基本原则。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有两条基本路径，即学校启蒙和家庭启蒙。其中，学校启蒙包含各级官学以及各类私学，如四姓小侯学和宫邸学招收的学生来源较广、年龄较小，可以认为是汉代中央官学的蒙学教育。汉代地方官学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体系，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19]此处的庠、序可视作汉代地方官学的蒙学教育场所。除了官学和私学，家庭也是儿童道德启蒙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主要通过口授或者家书、家训等方式由长辈向儿童传授为人处世、立德修身之道。《后汉书》就广泛记载了一些家书和家训，如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诫兄子书》、郑玄的《诫子书》等。到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书、家训数量更多，内容也更加成熟，如诸葛亮的《与兄瑾言子瞻书》《与兄瑾言子乔书》，羊祜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崧书》，其中又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为有名，被奉为家教经典。到隋唐时期，中国的教育体制日趋完善，形成了官学为主、私学为辅、家庭教育协同配合蒙学的体系，其中乡学、私塾等地方性的教育机构承担了儿童启蒙和教化的主要任务。

传统蒙学对儿童道德的施教主要是以知识授受的方式进行的。各类蒙学教材短小精悍，富有哲理，朗朗上口，适合记诵。如《急就篇》是西汉以来被广泛运用和普及的识字类教材，后来南朝梁出现的《千字文》代替了《急就篇》，并在唐代成了广泛流行的识字教材，其内容从天文地理、日常应对到人伦道德，所述内容极其广泛，在启蒙儿童心智的基础上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道德教化意涵。宋代蒙学教材沿袭唐代通俗易懂的特点，出现了新的识字类德育教材，如《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这些蒙学教材均将经典故事和哲理巧妙蕴藏于字里行间，韵律齐整，易诵易记，有些至今仍是重要的蒙学读物。唐代的蒙学教材如《太公家教》《蒙求》《开蒙要训》等在宋代继续沿用。另外，宋代也更加重视儿童伦理道德知识的培养，出现了《童蒙须知》《童蒙训》《小学》等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