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神话的读解与祛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童年观念史”（项目编号：19BZW147）

**通信作者：袭祥荣，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

［摘 要］ 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旨在利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探讨日常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从神话修辞术视角来看，“可爱”作为当代社会言说儿童的方式，含蓄意指儿童“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和孩子气”的特质，与现代儿童观的兴起不无关联。其具体成因包括：现代家庭对儿童局限的情感化接纳、大众传媒的娱乐化言说以及现代教育学的标准化定名。“可爱”神话存在压抑儿童发展能动性、成人童年价值理性和本土儿童教育理念的风险。通过践行参与式教育、规范隐性教育、发展本土教育，创设儿童自我建构的空间、管制童年资本化的生产理路、推动传统儿童教育理念与可爱文化优势互补是破解“可爱”神话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可爱；儿童；神话；现代儿童观

“可爱”在当代社会俨然有进化成赞誉儿童的万能标签之势，如在日常生活中，评价孩子最为常用且不会让家长们感到冒犯的词汇便是“可爱”。与之相对，“聪明”“漂亮”等词汇固然会让家长和孩子们感到高兴，但同时意味着对其他孩子的贬低：有聪明就有愚笨，有漂亮就有丑陋，而没有人喜欢愚笨、丑陋……可爱具有无气味的文化属性，[1]适用于所有儿童，能够为所有人接纳。日常生活中对儿童无差别的“可爱”称赞使其成为一个被滥用的空洞化词语。

凭借无气味的属性，可爱也悄然渗透至教育场域，对教育者行动产生影响。笔者在一项调查中发现，教师表达对儿童的积极情感时，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便是“可爱”，①一项国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相关研究显示，在家庭生活中，母亲对相貌“可爱”的子女会投入更多关注。[3]而在社会场域，外形和举止可爱的儿童更容易被陌生人施以援手。生物学将其原因解释为：“可爱”代表的“婴儿模式”能够激发成人的保护欲，提高个体的生存概率。[4]按照这一逻辑，“可爱”的儿童更有可能享受金色童年。但事实并非如此，“儿童网红”等童年资本化乱象的兴起、儿童伤害事件的屡禁不止提醒我们：可爱反而为儿童招致了更多生存风险。校园霸凌、熊孩子等问题也隐隐指向这一事实：可爱或许并非儿童真实且唯一的面目。四方田犬彦直接指出：“可爱”就是横亘在当今社会的巨大神话。[5]可爱神话隐藏的美丽风险引发我们思考：当我们在言说儿童“可爱”时，本质是在说什么？“可爱”缘何从儿童的护身符转变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可爱”神话引发了哪些后果？面对“可爱”神话，教育能够有何作为？

一、“可爱”神话的读解

（一）作为当代社会言说儿童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说儿童很“可爱”时，我们都能理解其意味，但进一步思量，又难以确定“可爱”何谓，罗兰·巴特甚至讽刺“可爱”是一个说不清的呆板词语。在罗兰·巴特看来，由于法律不禁止谈论任何事务，因此，世上万物无论是否合乎情理，均能从封闭缄默的存在转变为适合社会利用的自由状态，从而演变为神话。恰恰因为神话形成过程灵活随机，故而神话也具有历史性，某一事物在一定阶段可以被称为神话，而在其他阶段，不一定同等成立。

儿童之“可爱”亦不外如是。在我国，儿童与“可爱”的结盟较为晚近，虽然多数人面对儿童时会自然而然产生喜爱之情，但受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祖先崇拜、儒学思想等旧式家庭伦理的影响，“有用”才是衡量古代儿童价值的核心尺度——或凭借家务、耕种等体力劳动为家庭产生经济效益，或通过勤勉读书等脑力劳动振兴家族。故而，“俨若成人”的儿童形象备受推崇，幼童虽值得怜爱，但不被尊重。从南北朝至隋唐，“弱不好弄”的儿童形象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宋代延续古风，推崇聪颖、好学、稳重、至孝的模范儿童；[6]明清之际，在科考入仕价值观的驱动下，“生而凝重、少不嬉戏”的儿童形象更为成人称许，[7]虽诗文中散见关于“稚子”“童心”等偏重儿童之可爱的论述，但绝非言说儿童的主流方式。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将儿童当作成年预备期的童年观念被批驳，儿童之“可爱”才为成人发现。[8]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在社会结构中被定位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认识使“可爱”再次进入休眠期。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教育理念唤醒了成人对儿童之可爱的关注：可爱虽无法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具备情感慰藉价值。至此，“可爱”的缄默状态得以解除。由是观之，“可爱”仅是当代社会言说儿童的方式，既不永恒，也不权威。

（二）“可爱”神话的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

神话是由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共同建构的层级套叠的双重符号系统，直接意指表示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直接明示的意义，含蓄意指表示符号在神话系统中隐匿的特殊意义。读解“可爱”神话的关键在于明确其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以“钻石代表爱情”为例，“钻石”直接意指碳元素构成的矿物质，而含蓄意指为“爱情”，是“钻石”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指称。当人们在提及“钻石”只能联想到“爱情”时，“钻石”的丰富意义便被掏空，成为一个“神话”。这一层层剥离的过程，便是神话的形成机制。

1. “可爱”神话的直接意指：可爱的多元内涵及相关行动。

“可爱”在语言学符号系统中直接意指其字面意思，即可爱的多元内涵及与可爱有关的行动。在日常用语中，可爱即“令人喜爱、值得爱”，意味着事物在被看的过程中能够凭借自身的某些物理特性引起观看者的喜爱之情。而成人之所以觉得儿童“可爱”，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儿童的某些表现给成人带来了审美愉悦感。从学理层面来说，可爱文化起源于日本，最早可追溯至《枕草子》中“可爱的事物，张开嘴准备吃甜瓜的孩子的脸”，是贵族阶级表示积极情感的词汇。在下层阶级的俗语中，“可爱”直接意指“凄惨、可怜”等消极意义，直至中世纪以后，其消极意义才被逐步削弱，并凝练为一门独特美学。扩展到世界各国文化，“可爱”的直接意指更为丰富，在汉语中，“可爱”最早见于《诗·大禹记》，有“令人敬爱”之意；在英语中，“可爱”有“机敏伶俐”之意；在意大利语中，“可爱”则意指“昂贵、高级”……“可爱”如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图腾一般，承载着丰富多彩的神话。

2. “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孩子气。

“可爱”神话在我国发轫于改革开放后海外文化的输入，其直接意指逐步为日本可爱文化取代。根据四方田犬彦的考察，“可爱”在当代社会意指“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孩子气”，[9]与我国当前文化语境中的“可爱”内涵如出一辙。具体来说，幼小是“可爱”的外形特征，指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不成熟，暗示儿童脆弱且需要受到保护。因此，他们无需特别行动，便能得到成人的怜爱。怀旧是“可爱”的情感基调。康德认为，怀旧源于个人内心的缺失感，是一种美化过去的热情。童年世界作为脱离现实的美好世界，其纯粹性和神圣感不因时间的流逝变质。[10]当成人疲于应对复杂现实生活时，儿童幼态化言语、纯真精神等可爱元素能够为成人提供情感慰藉，唤醒成人的怀旧情感。孩子气是“可爱”的行动特点，是儿童无意识表露出来的神态、动作、语言和行为，其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儿童对成人的某些秘密领域保持无知。儿童只有无知甚至偶尔犯错才会可爱，过于懂事的孩子则因循规蹈矩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童真感。“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建构了日常生活中人们评判儿童可爱与否的标准。

（三）现代儿童观：“可爱”神话的形成理据

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符号之所以成为神话，缘于人们在运用这一符号时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以致其含蓄意指挖空并遮蔽了直接意指，从而让受众顺从这种强加的意识形态。[11]对于“可爱”神话来说，虽然儿童是多元社会角色的集合体，但在现代儿童观的笼罩下，“可爱”对儿童的占有在当代社会达到最大值，以自身的永恒性和典型性取代了其他性情品质。

“可爱”神话代表的“幼小、引发怀旧情感、孩子气”等特质与现代儿童观内涵有所重叠。一方面，“可爱”神话蕴含的积极力量与现代儿童观的“生成”话语不谋而合。四方田犬彦指出，可爱文化推崇未成熟之美，因为未成熟意味着希望，正因未成熟，成人才会“怀着将来会开花的期待”。[12]现代儿童观也欣赏儿童的未成熟性，认为儿童的未成熟状态指向一种积极的势力或能力，在适宜条件支持下能够按照自身节奏实现自我创生。[13]另一方面，可爱神话对儿童的单一认识和不成熟性定义又在现代儿童观的本质论立场和二元论短板上有所投射。本质论立场认为儿童在本质上不存在差异，将特定文化视野中的童年样态，比如“可爱”，绝对化为永恒的、普遍的童年本质，而忽略了社会文化背景、家庭现实处境对儿童的多元形塑。二元论假设认为儿童和成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儿童是未发育完善的成人。对于“可爱”神话来说，无论是幼小、引发怀旧情感还是孩子气，都是以成人为评判标准的，只有相对于成人才成立。现代儿童观对儿童形象的勾勒坐实了四方田犬彦归纳的“可爱”神话的含蓄意指，而其相应的丰富的直接意指被切除，丧失了历史真实。

二、“可爱”神话的成因

罗兰·巴特指出，通过让那些不言而喻的“现实”重新历史化可以洞悉意识形态之骗局，揭发神话背后的权力作用机制。[14]“可爱”神话滥觞于20世纪末期，以现代儿童观为理据，借由现代家庭的“种痘”、大众传媒的同语反复和现代教育学的事实确认等得以形成。

（一）“种痘”：现代家庭对儿童可爱局限的情感化接纳

“种痘”是神话修辞术之一，指通过“坦诚制度偶然之恶来更好地掩盖其根本之恶”，抵御自身被全面颠覆的风险，看似对事物进行了补偿，实质上消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撤空了事物的真实。[15]现代家庭将儿童可爱的局限合理化为成人的情感寄托，便是典型的“种痘”手法。在“旧家庭”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日常生活不稳定，多数孩子早早便操作家事，少数世家孩童则自幼面对家族斗争和严苛规矩。[16]由于大龄儿童能够创造出更高价值，故而成人倾向于采取对他们更有利的生存策略，“可爱”象征的幼小、怀旧、孩子气等特质则因其经济上的无用性被排斥。进入“现代家庭”时代后，生产力发展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父母不仅无需子女参与经济劳动，还通过主动控制生育、降低儿童死亡率着力提高子女生存质量。[17]在经济收入提升和子女数量减少的双重加持下，成人意识到可爱代表的“经济无用”这一欠缺特质内隐的情感价值，对此如同“种痘”一样产生了集体免疫。

这与“可爱”神话在我国勃兴的关键节点相契合。20世纪末，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相继出台。一方面，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充盈了家庭收入，成人对儿童参与体力劳动的需求锐减，相应也不再以“有用”为标准衡量儿童价值高低，而是以浪漫的眼光将可爱的局限性合理化为充满积极力量、在某些方面超越成人的童年精神。“可爱”象征的幼稚变成了天真纯洁，非理性变成了浪漫随性，容易闯祸变成了充满勇气，能力欠缺变成了充满成长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儿童数量和质量的控制保证了成人的情感投入。实际上，童年的发现与儿童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成人情感投入密切相关。[18]如19世纪以前，西方儿童受疾病、经济条件、照护条件、杀婴传统等因素限制，死亡率居高不下。[19]儿童微弱的成活率意味着父母情感投入和金钱投入极易打水漂，故而成人吝于向子女倾注太多情感，甚至连教育家蒙田都直言：我已经失去了两三个尚处哺乳期的孩子，并非没有遗憾，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快。[20]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新生儿出生率的同时，儿童医疗的发展有效降低了儿童死亡率。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自1990年到2013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24.9‰降到7.7‰，继而呈持续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成人早期教育投入能稳定获得回报，成人可以放心向儿童投入更多情感。

（二）同语反复：大众传媒对儿童之可爱的娱乐化言说

文化传播需要借助助推力，这一助推力在现代社会便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其取代思想价值成为受众需要考虑的文化传播的首要因素。尼尔·波兹曼在电视时代便意识到影响人们对事物接受度的是图像。[21]罗兰·巴特进一步指出，各种娱乐手段将幻象符号渗入人们的意识，导致人们沉迷于“似真”的意识形态之中，实则是一种新型社会控制技术。[22]符号渗入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刺点”，即在平淡无奇的整体形象中存在一个不为外人注意却唯独触动到某个观看者的小细节。这个小细节本身并无异常，却在这个观者眼中如芒刺般跃然而出，把观者的思绪引至无边无际的回忆中。[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