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前教育思想的近现代开端

［摘 要］ 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开端，与“解放儿童”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末“解放”概念获得了“摆脱外在束缚、追求独立自由”的新的含义，“解放”也成了一个涉及多种身份和对象的话语系统。“解放儿童”话语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它源于妇女解放的诉求、国外解放儿童思想的译介，以及鲁迅的解放儿童思想的确立。在学前教育领域，先驱们努力探寻中国解放儿童的道路。科学心理学研究为解放儿童奠定了知识基础，解放儿童的思想不断在教育实践中得以发展。与此同时，“解放儿童”也与“儿童本位”出现了话语分歧，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解放儿童”话语成为主流，融入民族解放的浪潮之中。近现代“解放儿童”话语也存在着困境，它与妇女解放话语一直没能有效兼容，同时也有失去儿童世界的危险。当今儿童仍然在解放的路途之上，儿童与妇女、国家民族的关系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思考和建设；同时，“儿童本位”的回归也有待这两种话语重新合流。

［关键词］ 解放儿童；话语；儿童本位

“学前教育”是一个制度化教育语境中的概念，它的范围是由现代学制的年龄分期规定的。然而要考察学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却不能局限于学前教育学制系统之内，或者仅仅覆盖学前教育的从业者。思想可能产生于制度之前，也可能改造于制度之外，这就需要研究者更自如地往来于制度化教育发展的流域与一个和它相关的更大、更复杂的社会文化时空之间。同时，如何摆脱那种牺牲思想的流动性而看重知识体系完整性或者罗列人物的教科书传统，让历史的意义感浮现出来？我们需要“全面转向以探索新知为宗旨、以注重微观和具体问题为主要特征的‘问题时代’”。[1]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将打通不同学科知识的界限、理论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以及思想者之间的界限，让疑问以及时代的回应真正呈现，也能让当代人重新去识别和理解当下困境的由来和成因。

儿童位处学前教育这门现代学问的中心。我们对于儿童的设问以及回答，是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最根本的依据。我国近现代以来围绕“儿童”问题的思考，莫过于对儿童天性的深切意识以及对其所受到的束缚和压迫的批判，而“解放儿童”则成为教育者担负的一项重要使命。为了探寻我国学前教育思想的近现代开端，本文试图以清末到抗战时期的“解放儿童”话语为中心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理由在于：首先，它诞生于一个觉醒的年代，伴随着国人对压迫的深切感受和对自由、强大的急切追求，与以往常有讨论的“发现儿童”“儿童本位”相比，它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性和中国式特征；其次，它与当时性别、政治、战争等有关“解放”的话语密切联系在一起，能将儿童放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的生态之中，显现其复杂的位置和形象；再次，它指示的困境并未随那一段历史时期结束而终结，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至今，唤起我们对当下社会生活持续不断的反思和追问；最后，从话语的角度入手，有助于超越语言文本本身，使之与思想、行动成为一个整体，从语用的角度来观察思想的情境特质和蕴含的行动倾向。本文中，“解放儿童”话语的内涵指向揭示和批判儿童所受的压迫和禁锢，以及松开、解除儿童的束缚与限制，使他们获得自主和自由；讨论范围围绕“解放儿童”但不完全限于这个固定词组搭配，而是将这一思想的知识基础及思想引发的实践纳入其中。

一、“解放儿童”话语之历史溯源

（一）近现代“解放”话语的出现

根据概念史研究者科塞勒克的研究，“解放”一词，在罗马共和国用来描述一种法律行为，即家长对其儿子放弃父权。[2]进入18世纪之后，成熟年龄与独立的概念相关，这一现象逐渐被描述为解放，作为统治的反概念而存在。相较而言，“解放”在我国古代多用于事物、禽兽或者罪犯，乃“解开”“释放”“发放”之意，是一个中性的动词，并无精神上的价值。[3]到了晚清，知识分子开始用“解放”指女性放开小脚，但仍然是一种实指。现代解放概念具有强烈的“摆脱外在束缚”“追求独立自由”之意，其对应的英文概念“liberate”和“emancipate”最早是在晚清英文报刊上出现，例如1867年的《字林西报》上，就报道了黑人奴隶获得解放（emancipate）的事件。[4]至于中文概念，一个说法是日本最早赋予“解放”一词以现代意义，并将之传入中国，这在晚清时日本在中国办的报刊上有所反映。[5]或许是因为“解放”一词在妇女天足运动中的频繁使用，当这一概念开始超越实际情境而成为一种“获得自由”的隐喻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和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可查阅到的最早一批中文文献就可以证明。例如：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民报》介绍伦敦万国社会党大会的几个决议，中间有一条即为“妇人解放”；[6]1907年妇女刊物《天义》专门细述了妇人解放问题，其重要观点就是“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7]表达了对性别平等与阶级平等兼顾的观念。已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的解放言说，最初聚焦的对象为女性”。[8]

以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收集的信息为例，1919年之前，近代报刊全文“解放”的词频每年在几次到数十次之间，而1919年猛增到五千余次。1919年成为一个质的变化的时间点，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以“解放”命名的刊物——《解放与改造》。考虑到报刊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主要载体，我们可以确证，正是从那时开始，“解放”真正成为知识和思想界的一个具备充分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概念。其中，“妇女解放”仍然是解放话语中强劲有力的一脉。如果说晚清妇女解放的诉求是与“强国保种”的呼吁联系在一起的，民国以后则走向了两性平等、人格独立自由的价值追求之路。例如罗家伦认为，“人道主义觉醒后的第一声，就应当是‘妇女解放’”，他从伦理、心理、生物、社会、政治、经济这六个方面来论证其正当性。[9]向警予则更深入思考了当时性别冲突的内部肌理，她反对基于私有财产制度的个人主义和快乐主义的“新家庭观”，认为这虽然支持了女性经济独立和男女恋爱结合，却把女性送入新的圈套，认为“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因而主张“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从婚姻自决和儿童公育做起。[10]

在此基础上，“解放”话语也超越了性别问题，成为一种看待和分析社会状况的独特方法，让不同层次的压迫和束缚现形。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向青年人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11]并传达了西方社会追求解放的目标：破坏君权，是寻求政治上的解放；否认教权，是寻求宗教上的解放；平均分配财产的学说兴起，是寻求经济上的解放；女子参政运动，是寻求男权上的解放。1919年李大钊发文宣告：“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12]思想者们围绕“解放”构建起了一个多层次、多视角的话语系统，让人发现，任何一方的解放，都涉及整个结构的变革。这样，解放就构成了一个广泛容纳所有被压迫阶级诉求的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借由对于解放这一新名词的推荐，逐渐催生出了一种普遍的弥漫于全社会的受束缚感”，[13]它唤醒了人们对于压迫和束缚的反抗意识，同时也形成了对共同命运的意识和觉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解放儿童”的思想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解放儿童”话语的来源

“解放儿童”话语有好几处来源。其一，它脱胎于妇女解放的社会语境。对于20世纪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在为妇女解放拿出种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时，会意识到，跟随着妇女走出家门而来的，是儿童养育和教育的难题。一类声音是希望以国家公育来替代家庭养育。所谓公育，在当时指国家和社会提供养育场所、设备和专业人员，让儿童从哺乳时期（甚至包括母亲从妊娠时期）开始进入其中得到照护，从而最大程度解放妇女的一种设想。向警予感叹道：“我国的儿童，真可怜极了！”[14]她描述了儿童的恶劣处境：来到世上，等待着他们的，是囚笼式的桥椅，打架骂娘的市井声音，即便是富贵人家的孩子，也难逃被大人的无知所误的命运。她呼吁儿童公育，认为提供专业的看护和教育，能为儿童谋得幸福。但这一类声音主要还是将儿童公育作为解放妇女的一种理由和方法。另一类声音则立于儿童成长本身的立场，比如沈雁冰明确表示，他对儿童公育的赞成并不是为解放妇女计，而是认为教养儿童是极难的事情，又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事情，而目前家庭教育的情形让人悲观，只能寄希望于公育，训练专业的教育者。正是由于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牵连在一起，所以有识之士进一步考虑解放儿童对于社会改进的意义：“妇女只是现在的人类的一半，而儿童却是现在的人类的后继者；社会的改进，文化的更新，完全系在儿童身上。这便是由妇女问题进展到儿童问题的缘故。”[15]

另一个源头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外有关解放儿童的话语经翻译而逐渐传播开来。例如：1920年的《妇女周刊》以“英国底儿童解放”为题名介绍了英国议院颁布法律来保障儿童休息与游戏的权利的状况；[16]1923年《妇女杂志》翻译了日本山川菊容的文章《劳农俄国的儿童解放》，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介绍了社会主义俄国充分维护儿童权益的各项做法，“给儿童以做儿童的权利”，成为“儿童之乐园”“儿童之王国”。[17]经翻译而进入中国的解放儿童话语不仅通过报刊传递到大众层面，也加强了专业领域对其的认识。王希和述评泰戈尔的哲学时论及了他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灵魂的充分生长与自由，为最后的真理而生活，这真理能带来精神的解放，所以儿童早年的教育不在书本而在精神的发展。[18]杜威与女儿合作的《明日之学校》中的思想被引介进入中国，该书论说了民主社会与儿童自由的关系之理，认为要个人参与民主的事业，就需要从机械呆滞的生活走出，从纷乱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以内发的活动向着系统纯理的科学上走去，这就需要重视儿童的兴趣问题，“非把个人的储能解放不可”。[19]舒新城1925年译述了英国林奇（Lynch）所著的《个别教学与道尔顿制》，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其中主张要将教师从考试制度和奖金驱动中解放出来，认为教师自由是“解放儿童使之自由”的手段。[20]他自己也针对中国当时的情形做出了述评，将严格死板的教育环境和在此环境里的人比喻为“死机械”和“活机械”，力主“顷意逐渐解放活机械的机械性”，呼唤教育者要将儿童视为“圣人”。[21]这些反对对儿童的压迫、松开儿童身上的束缚的含义，在“解放”这一中文词语这里汇聚和统一了起来。

第三个源头之所以需要独立出来表述，实在是因为其思想开风气之先，以及说理之严密深入，那就是鲁迅的解放儿童思想。应该说，鲁迅关注儿童问题，一方面和他多年担任教育部佥事一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周作人在儿童文学问题上所持的儿童本位的立场有关。①早在1918年，鲁迅就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控诉“吃人”社会的梦魇之后，在结尾处留下了一点光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是一份带有犹豫的期冀，成功地引发了人们从国民性改造的角度去看待儿童问题。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他应该是国内最早明确使用“解放儿童”话语又同时进行了相对完备的理论论证的知识人。文中，他采用了进化论的思维方式阐述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因此应该“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使父母对于子女，“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对于解放子女之后的种种顾虑和担忧，鲁迅也一一予以拆解，认为应该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成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其实当年更早一些的时候，鲁迅还在另一篇随感中说过，“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22]可见，解放儿童之说，在鲁迅这里并不是一个一带而过的随意修辞，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思想表达——那时候这样的表达还颇为罕见。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的是，三年后，也就是1922年，周作人翻译了日本诗人柳泽健的《儿童的世界（论童谣）》，其中谈道：“许多的人现在将不复踌躇，承认女人与男人的世界的差异，又承认将长久隶属于男人治下的女人解放出来，使返于伊们本然的地位，是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之一。但是这件事，对于儿童岂不也是一样应该做的么？……女人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这二重的解放，岂不是非从试炼之中产生出来不可么？”[23]按照周作人的说明，这篇文章源于柳泽健1920年出版的论文集，那么论文首次发表是否早于1919年，鲁迅又是否接触并且参考过，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鲁迅在自己文章中对于解放儿童的分析和思考，或许有其他来源的启发，但完全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启蒙困境。②因此，其解放儿童的思想和话语的出现，理应是中国近现代儿童教育理论开端的一个重大标志，进而也塑造着后来的儿童教育者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