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摘 要］ 了解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机制，是提升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保障幼儿在园幸福健康成长的重要议题。为探讨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以及幼儿园伦理氛围与幼儿园教师道德认同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本研究运用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问卷、伦理领导力量表、伦理氛围量表以及道德认同量表，对872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园长伦理领导力显著正向预测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幼儿园伦理氛围在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幼儿园教师的道德认同调节了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伦理氛围发挥影响的中介路径。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应重视园长伦理领导力的提升，塑造良好的幼儿园伦理氛围，加强幼儿园教师道德认同感的培育，以营造幼儿园职业道德建设的良好生态。

［关键词］ 幼儿园园长；伦理领导力；幼儿园教师；教师职业道德

一、问题提出

师德师风建设一直是国家以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是幼儿园教师用以判断职业行为的是非善恶并保证自己的职业行为向善性的内部心理品质。[1]在教师素质的诸多要素中，职业道德具有先导性地位，是确保教师素质稳步提升的前提条件。[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相较于其它学段，师幼之间的高度不对称性关系更加突出了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至关重要性。艾森伯格（Eisenberg）认为，当一个工作团体对其服务对象的权威或影响力愈大时，道德就愈重要。[3]蒂里和胡苏（Tirri & Husu）则强调，在教育年幼儿童时，应该更详细和慎重地考虑道德。[4]瓦斯康塞洛斯（Vascomcelos）指出：“年幼儿童需要更多的来自照料者和教育者的责任感、奉献以及对幼儿自主权的深刻尊重。”[5]幼儿园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幼儿的生命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其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不道德的职业行为可能会给幼儿的发展蒙上阴影，甚至造成长久的身心伤害。[6]在实践中，幼儿园仍然是道德失范频发的场所。一些研究揭示，幼儿园教师未能真正拥有关心、爱护和尊重幼儿的职业道德，[7][8]幼儿园教师在大众话语中也表现出“职业道德低”的负面公众形象。[9]因此，了解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形成机制，以有效促进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是保障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议题。

回顾以往相关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幼儿园教师个体特征对职业道德的影响，如职业认同、[10]心理健康、[11]教师个体对道德情境的理解、[12]个体人格品质[13]等因素；另一方面则关注组织中的情境特征，如园所氛围、[14]工作环境和考评制度、[15]道德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16]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幼儿园管理和组织环境中的道德特征作为重要影响因素逐渐受到关注。有研究指出，学校领导的伦理层面是影响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因素，伦理领导力不仅能够营造良好的集体伦理氛围，而且有助于塑造教师的个体道德。[17]

伦理领导力（ethical leadership）①概念最早由恩德勒（Enderle）提出，他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领导风格。[18]伦理领导力是指领导者通过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展示规范上适当的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强化和决策将这种行为推广给追随者的能力。[19]主要包括“伦理个人”和“伦理管理者”两个维度。[20]作为伦理个人，领导者具有诚实、可信、公平、关爱他人和社会等品质；作为伦理管理者，领导者通过传达伦理和价值观信息，树立伦理行为榜样，并采取奖惩制度确保伦理标准得以执行等。[21]这一概念与中国儒家关于领导的学说——修己（不断提高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安人（以其所树立的伦理榜样影响下属，从而建立起一种长期信赖、互惠的关系来维护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有着非常相似的部分。[22]

园长伦理领导力即园长在个人和工作生活中，表现出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决策和强化影响教职工和幼儿的能力，包含伦理个体和伦理管理者两个维度。关于学校管理者的伦理领导力，萨乔万尼（Serjiovanni）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将道德领导置于学校改善的核心，强调道德领导的价值引领功能。[23]国内学者郅庭瑾、楚红丽和方晓乐、徐金海等，从哲学视角探讨了学校领导者在伦理方面应该如何表现的规范性问题，[24][25][26]都突出了领导者个人伦理和管理伦理的重要性。对学校管理者伦理领导力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了其对组织氛围、[27]伦理氛围、[28]组织公民行为、[29]伦理工作行为、[30]教师建言、[31]教师工作投入[32]等的预测作用。相较于其他阶段的教育组织，幼儿园又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其服务对象更弱小，更需要强烈的道德关怀；另一方面，幼儿园的规模相对较小，管理层级扁平，领导者在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因此更加需要关注管理者的道德层面。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通过示范进行学习是人类重要的学习方式，且人们更容易模仿和学习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等级更高的人的行为。[33]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园长是幼儿园教师在工作环境中观察学习的重要来源，具有较高伦理领导水平的园长，其表现出规范性的适当行为会成为员工观察、学习的榜样，并且对员工伦理行为的产生起到正向影响的作用。[34]由此提出假设H1：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伦理领导力理论认为，领导者对组织文化与组织价值观的塑造有重要意义，在塑造伦理氛围方面也起到关键作用。[35][36]伦理氛围指组织成员对什么行为是合乎伦理的以及怎样处理面临的伦理问题的共同认知。[37]维克托和卡伦（Victor & Cullen）基于伦理判断标准（利己、关怀和规则），将伦理氛围划分为关怀、规则和自利三个维度。关怀维度关注个体和组织关心他者利益的程度；自利维度关注个体和组织以利己主义为准绳，注重个人利益实现的程度；规则维度关注个人和组织以行为规范为准绳，遵守规章制度的程度。[38]洪秋芸等基于伦理决策的心理过程，将伦理氛围划分为集体道德意识、集体共情关注、关注自己的集体道德判断、关注他人的集体道德判断和集体道德品质五个维度。[39]三维度界定法在探讨伦理氛围与个体道德行为关系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40][41]为便于将得出的研究结果与已有文献进行比较和验证，本研究采用这一界定。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强调，外界环境中充斥着多种信息，而个体基于这些信息的解读对塑造自身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42]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基本假设，管理者是员工搜寻信息的重要来源，管理者的伦理态度和行为会受到下属广泛的学习和模仿，从而形成群体性认知，对组织的伦理氛围产生较强的影响。伦理领导力正向影响组织的伦理氛围。[43][44][45]而积极的伦理氛围可能会向成员传达并发出信号，表明道德行为受到重视和支持，受到重视的行为往往会被重复、强化，并频繁地在个体道德观念和行为中表现出来。[46]可见，积极的伦理氛围更有可能增加个体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由此提出假设H2：幼儿园伦理氛围在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人的行为虽然受环境影响，但不完全由环境决定，环境仅仅是一种潜在的性能，并不必然对个体发生作用，人能依照自我确立的内部标准来调节自己的行为。[47]在相同的伦理领导和伦理氛围下，个体自身的道德心理特征会影响其从事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道德认同是个体对道德品质在自我概念中重要性的认可程度，反映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愿意以“道德的人”的方式行事。[48]对于那些将自身定义为仁慈、善良、正直的人的高道德认同者，他们具有较强的道德自制能力，力求其行为符合自身的道德标准，[49]为保持自身道德认知的一致性，他们不大可能依据情景调整自身的道德规则，而更多地依靠其内在的道德标准做出道德行为。[50]基于此，提出假设H3和H4。H3：道德认同调节园长伦理领导力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直接影响，当道德认同度低时，园长伦理领导力与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H4：道德认同调节园长伦理领导力通过伦理氛围对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间接影响，即当道德认同度低时，幼儿园伦理氛围与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的正向关系更强。

综合以上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一个受到调节作用的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园长伦理领导力量表内容效度检验环节的研究对象为5人，包含1名幼儿园教师（一级教师，教龄8年），1名园长（高级职称，在业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名学前教育教研员（一级教师，博士，曾拥有10年一线工作经历），1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和1名学前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幼儿园教师教育）。园长伦理领导力量表信度检验环节的研究对象为200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和陕西省，其中男教师8人（4%），女教师192人（96%）；教龄0～3年67人（33.5%），4～9年100人（50%），10年及以上33人（16.5%）；公办园122人（61%），民办园78人（39%）。正式调查环节，以四川、陕西、广东、浙江等省为主要调查区域，对幼儿园教师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研究共回收问卷98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872份，有效率为89%。研究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 伦理领导力量表。

在选择伦理领导力测量工具时，研究者首先考虑了布朗、特雷维诺和哈里森（Brown， Trevi？觡o， Harrison）开发的单维度伦理领导力量表（Ethical Leadership Scale，ELS）[51]和朱（Zhu）等人基于儒家文化开发的伦理领导力量表（Ethical Leadership Measure， ELM）。[52]ELS信效度好且应用广泛，已被多个研究验证了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行业适应性，[53]ELM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理论基石，具有较好的文化适宜性。两个量表都采用下属报告的方式测查领导者的伦理领导力。研究者首先邀请了5名专家针对量表内容在中国幼儿园的适用性以及是否易于填答进行审读。专家反映，两份量表的指标均符合对中国幼儿园园长领导行为和价值观的期待，但ELM中的“道德认知”维度的题目，如“经常从道德角度考虑问题”“经常思考自己行为的道德含义”等，涉及对领导道德心理活动的揣度，作答时可能难以保证客观性。鉴于张森、毛亚庆和于洪霞验证了ELS在学校领导中的适宜性，[54]因而，研究者初步选择ELS量表并继续探究其适宜性。

在测量内容上，ELS量表共10个具体指标，包括倾听员工的意见、惩戒违反伦理标准的员工、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处理个人生活、考虑员工的最大利益、做出公平的决策、值得信任、和员工讨论职业伦理和价值观、树立伦理榜样、认为成功不仅在于结果还在于获得结果的方式、在做决定时考虑“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这些指标与《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中对园长的要求和期待具有较高的重叠度，例如尊重教职工、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和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立德树人、为人师表、维护和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和待遇、公正廉洁、民主管理等。继而，本研究对量表中的语言表述进行了调整，例如将“你的领导倾听员工的心声”改为“你的园长倾听教职工心声”，使其更适宜于对园长的描述。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制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说明园长的伦理领导力越高。在正式调查之前，研究者对200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预调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8。在正式调查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值为0.94。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SRMR=0.049，RMR=0.038，CFI=0.914，TLI=0.9，RMSEA=0.085。尽管RMSEA不符合温忠麟、刘红云建议的低于0.08的标准，[55]但斯泰格尔（Steiger）认为，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56]问卷整体的拟合指标可以接受。

2. 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问卷。

本研究采用魏淑华和王琦开发的“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问卷”。[57]该问卷共包含诚信公正、敬业尽责、尊重幼儿3个维度，共16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制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说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值为0.95。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SRMR=0.055，RMR=0.016，CFI=0.938，TLI=0.926，RMSEA=0.094，问卷整体的拟合指标较好。

3. 伦理氛围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维克多和卡伦（Victor & Cullen）编制，[58]黄丹修订的中文版《组织伦理氛围》量表。[59]该量表由关怀型、规则型和自利型三个维度构成，共包含14个题目。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制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说明幼儿园教师感受到的组织伦理氛围越强烈。本调查依据幼儿园组织这一特定的情境调整了量表中的语言，如将原条目“在我们公司，员工之间都彼此互相关照”改为“在我们幼儿园，教职工之间都彼此互相关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值为0.86。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SRMR=0.053，RMR=0.053，TLI=0.902，CFI=0.896，RMSEA=0.075，主要拟合指数SRMR、RMR、RMSEA、TLI等符合可接受标准，CFI接近标准值，问卷总体拟合指标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