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野中的时间及其对幼儿园生活的意义

［摘要］当前以计数通达时间的方式将幼儿园生活转化为可被充分现成化的对象，然而在现象学视野中，人原本体验到的时间却并非被统摄、收拢于当下现成之中，而是具有盈余出现时的“晕圈”性的意义生发背景。这一发现的启示在于，幼儿园生活的运作在根源上需建基于非现成的、有其动态的意义生产机理的时间结构，而这尤其意味着，应该深入探索身为“人”的学前儿童对时间的原发体验。进一步经由现象学的运思发现，学前儿童体验到的时间具有“失焦”的晕状结构，这种独特的时间结构不凝聚、置身于任何现成对象，还原了人之存在的原初面貌，并进一步揭示了学前儿童的生活本身是有想象力的、时境化的，且富含美的体验，总之有其原发而饱满的意义性。幼儿园生活应该从学前儿童原本的、鲜活的时间体验出发，但又不止步于此，在更深层的现象学意义上，还需引入“社会—历史”性的时间力量，来晕染、滋养并扩展幼儿个体生活的时间结构。从现象学视野来重构时间的意蕴，将为幼儿园生活现有的时间实践带来重要变革。

［关键词］现象学；时间结构；儿童时间体验；幼儿园生活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江苏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关系视角下中国式学前教育观念现代化的江苏道路研究”（编号：C/2023/01/54）

**通信作者：贺刚，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一、问题缘起

时间之于幼儿园生活而言，看似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但若真要问起“究竟何为时间”，恐怕一时还是会令人茫然。不过，只要联系日常经验就容易发现：在幼儿园中，时间是同钟表及精密的计数相互联系的，指导幼儿园生活的时间作息表——它由多个紧凑的交替接续的教育与生活活动构成，每一活动的划分和计算有对应且严格的时限——最为明显地揭示了这点。

将时间与计数关联有其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指出“时间正是这个——关于前后的运动的数”，[1]他认为能用“前”“后”衡量运动，通过对这段运动过程从前端迁移至后端的间隔多久予以计算，从中计算出的数即时间，时间还是连续的，一段终止可以是另一段起始。亚里士多德以计数通达时间的做法在后世影响巨大，推动了俗常时间、钟表时间的产生——一种“在计数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作为现在之前后序列的时间”。[2]

计数是时间之理所当然的本性或理想状态吗？由计数通达时间的突出特征是现成化，即计算时间需要的所有要素，如运动的先后位置、过程的多久和发展的顺序，都必须是设定的、当下可直接把握和衡量的，否则时间无从作为被数出的精确的数而存在，时间的先后来去在这里就仅是现成可见的当下的变体和附庸，是可充分计量、分配和促逼其即刻展现出标准的行为意义和有效益的计量价值的现在序列。而在幼儿园生活中，有教育研究发现，过度建构的现成化的时间计量制度因其“平均的短时段”“精密的时间结构”和“集体同步转换”，已造成了对幼儿行为的强控制、幼儿缺少对活动的深度投入以及紧张的“赶时间”等一系列现象；研究者还敏锐指出，时间本身具有生动的体验性，不能被纯粹计数的、测度的形式所裹挟，以儿童为本的立场呼吁教育者应当去研究儿童自身对时间的体验，但目前这方面的探索相对稀少。[3]

而从现象学视野出发，将有益于我们探索体验的时间及其对人的生活的原本性意义。胡塞尔（Edmund Husserl）经意识现象学考察指出，人对事物的内感知体验其本身就伴随带有一种动态的时间性体验，“非实显的体验的‘晕圈’围绕着那些实显的体验；体验流绝不可能由单纯的实显性事物组成”，[4]此非实显、非现成体验到的“晕圈”即“时间晕”。[5]具体而言，当我们感知事物如听一首歌时，不会只感知到每个当下现成呈现的声音对象，脑海中还会自发滞留（Retention）、回荡过去的声音，也会不自觉以前摄（Protention）方式对将来要出现的声音有初感或预觉，由此才能体会到音乐本身畅快的旋律，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必须有一个过去性与未来性相交织的时间体验场域，提前去环绕和晕染现在，于“不显眼”的边缘伴随性地参与到现时感知的构造中，为其供给盈余性的意义和可能性，才能令其得以灵活伸展、流动。如果没有“时间晕”作用，当我们听音乐时，意识就只能接收到一个个即刻性的声音印象的无意义来去、切换，或只能靠事后联想去构造完整旋律，但这已跟不上当场感知的要求了。[6]因此人所原本体验到的时间在其结构上，不是被统摄、收拢于当下现成之中，反而任何当下的意向唯有返回到过去与未来交叠的“晕圈”中，才会获得一种“活”的意义和生发背景。胡塞尔后来将此思考更深刻地引入对“生活世界”的讨论中，指出“世界是空间时间的世界，空间时间性（‘生动的’而不是逻辑—数学上的空间时间性）属于作为生活世界的世界固有的存在意义”，[7]“现象学家的兴趣并不是指向现成的世界，并不是指向现成世界中的本身是被构成的东西的外在地有意图的行为”，[8]他严肃批评了用数学化的、现成对象化的静态形式，来取代作为生活世界源头的人的意义体验流、时间流（时间的发生构造晕、构造域）的做法。

综上，回顾既有研究并引入现象学视野对幼儿园时间问题的启示在于：幼儿园生活的发生与展开，必须建基于非现成的、有其鲜活的意义生产机理的时间结构（这尤其意味着，应该深入探寻身为“人”的幼小儿童对时间的原发体验及其在他们生活中的价值，幼儿园只有从学前儿童的时间体验本身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生发出其独特的教育生活形式）。此一本源问题，在我们将预制的、现成化的时间体制视作理所当然的教育实践背景下，被一定或相当程度忽视、跳过了。而本文试图进一步经由现象学的运思并结合学前儿童相关研究来弥补此一缺憾。

二、学前儿童对时间的原发体验及其价值

（一）学前儿童体验到的时间具有“失焦”的原发结构

学前儿童对时间有一种原本而自发的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吗？皮亚杰（Jean Piaget）的研究指出，由于生命最初缺乏对客体永久性的理解，所以对极为年幼的孩童来说，“宇宙是由许多忽隐忽现的移动着的画面构成的，这些画面一旦不见了，也就没有空间位置了”，[9]这喻示着，幼童早期几乎仅能感知到可见的当下，其生活没有潜伏着的过去和未来之分。而这种情况至少要到生命发展的十八至二十四个月之间——随着符号功能和表象性智力的出现——才有机会发生一定转变，把客体安排在先后秩序上至少成为一种可能。[10]

但和皮亚杰的这种传统解释截然相反的是，鲍尔（Patricia J. Bauer）通过对文献深入回溯后指出，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幼儿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学家们已发现，生命的最初两年中，事件记忆得到迅速且显著的发展，即使六个月的婴儿也能对较短事件的发展脉络有持久（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外显记忆，并且这种持久的外显记忆并非突然出现，综合现有证据有理由推测，在六个月大以前就存在一种近似的记忆模式。[11]此外，阿道夫（Karen E. Adolph）与伯格（Sarah E. Berger）通过对幼儿动作发展的多个研究进行总结，发现婴儿的行动很早就显示出对未来的预觉，基本上一个月大时，婴儿就可用眼睛连续而流畅地追踪移动事物，尽管这只发生在短时间内，但表明了婴儿有通过从刚才看到的运动中推断出事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潜能。[12]从现象学视野看，这些区别于皮亚杰的新近探索无疑揭示了，人从来就不是生活在无时间性或时间性残缺的浑然、随意中，而是一开始，在童年的开端处，就有潜能去形成一种超越当下，并让过去、未来同现在产生更多维而有层次的交叠及呼应的时间体验。

相较于成人或学龄期儿童，学前儿童原发体验到的时间还有更为独特的结构，而这可从儿童画问题谈起。儿童画研究先驱吕凯（Georges⁃Henri Luquet）发现，幼儿会将事物遮挡的、并不直接可见的方面画下来，呈现出事物的多个维度或侧面，而吕凯指出，这种绘画形式体现了幼儿感知的幼稚性，其未能理解透视原理；在皮亚杰看来，直到八至九岁，儿童进入视觉现实主义阶段，才能掌握透视法等原理，绘画之物才符合是从固定视角所看到的对象。[13]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却认为，儿童画其实是在试图“表达事情本身”（to represent the thing itself），在这方面，幼儿似乎比成人走得更远，即使牺牲了画面的视觉外观。[14]何以如此？实际上当从某一视角看事物时，当下的确仅能看到某些固定的现成面向，但我们肯定知道，事物本身并不只是由可见方面构成，如果我们曾完整环顾、感知过它及其各个方面，那么从固定视角看它时，意识中滞留的过去印象就会自发与可见面向结合，内在的前摄性感知也会参与进来，以使我们看到特定面向时就能预料、意识到其为一个实质上是盈余出这些当下侧面的完整而真切的事物。基于此看儿童画问题便可明晰，幼儿正是基于这种对时间的晕圈结构的原发体验，从而来感知和描述事物本身的，也即他们将对事物的这种带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交叠晕染的时间体验过程，以真诚如实的方式整个还原在了其绘画之中。尽管能成功从固定视角展开绘画讲述，甚至更需自如掌握时间的结构，但问题在于：到学龄期尤其至成人期，对透视原理的重视，使得当下及其主导的方面成为时间结构中的突出焦点；而学前儿童原发体验到的时间，在其结构上却并不存在这种“对焦”特征。

心理学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看法，她比喻说：成人的意识域如同“聚光灯”（spotlight），是“一道周围环绕着黑暗的狭窄而专注的光束”；而年幼儿童的意识域则如同“边缘更加明亮”的“灯笼”（lantern），“对一切都有着生动的感知，却并不特别聚焦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15]而之所以如此，高普尼克主要基于神经科学研究解释道，其是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发展成熟的时间很晚（到二十五岁左右）有关，前额叶皮层有参与“抑制”的功能，可帮助关闭大脑其余部分，实现经验、思想与行动的集中，尽管前额叶皮层在童年期也非常活跃，但尚且不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这使得幼儿对周遭的感知更加有意识和想象力，能发现和思考其中存在或可能潜藏的各种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细节及关系。[16]

从生理不成熟（带来独特优势）的角度，来揭示童年早期同成年期体验到的时间性差异，虽有一定解释力但仍不充分，在现象学视野中，可基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时间哲思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海德格尔看到，人的本质并非可现成定义的“存在者”，而是“去存在”，[17]即能以非必然的方式去不断铺展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说，人于开端处不由任何主宰性的目的、身份或命运支配，其存在呈示出时间的“出神态”（Ekstase）——存在本身在将来、曾在和当前始终相交织的出神入化的可能性势能而非任何现成意义中赢得自身[18]——而人的这种开端状态乃是一种幼童状态。海德格尔指出，儿童是“存在者整体的主宰”，[19]赤子之态即让人生一切意义得以涌流的先在源头，“海德格尔哲学是有童年的，它回到这个‘前’领域里来了”。[20]据此来看，童年早期所原发呈现的时间性之所以“失焦”（无特定焦点），并非单纯由于生理不成熟，这种“失焦”不凝聚、置身或坍缩在任何现成的面向或对象化（“对焦化”）的意义之中，恰恰还原了人之存在的原初面貌。根底上，“失焦”的时间结构乃是一种“虚”结构，“虚”有“消极”的意味，它没有“实底”因而恍惚不定、无明显用意，所以不易把捉，但正是在此“消极”的“虚”中，又有先于现成化、对象化的意义性关联，表现为时间的三个向度之间无止息的“自由游戏”，这种神妙的、纯粹“气晕”性的时间性交错变换、晕染互流，又能够去生发、构成和包容人生不竭的可能性，由此生活、周遭事物及其多维向度的意义在童年开放的时间域中，得到了自发的、动态的而符合其“活”的本性的涌流与显现。这种“前对象化”（“前对焦化”）的——相应也是“前主体化”的，不以自身已据有的现成视角为中心的——生命时间性，无疑表明了童年早期是主客（物我）未分的。但随着人生渐进，人的“自我”将变得越发突出。皮亚杰已明确揭示人的发展存在主客逐渐分化的过程，在笛卡尔以降的近代西方哲思中也能清晰看到，有“理性”的成人往往将主体性的“我思”作为认识外界事物的支点，这个被认作给定的、不动摇的“我思”立足现成的当下，而世间事物的过去与未来被当作有待现在的“我思”去衡量、确立甚至算计、操纵的客体对象。因此，自我之主体性的擢升，会极大凸显“现在”在人所体验到的时间结构中的地位，聚焦当下并利用它影响甚至统握过去和未来，将成为成年期的常见时间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的哲思与这种全然成人式的时间理路有别，他介于近代西方哲学与海德格尔之间，看到的乃是有“赤子之心”的成人是如何去体验和构造意义的，因此形成以现时向度为焦点，但原初的过去与未来仍在边缘潜伏运作，而能使现在活转生息的时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