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能动性研究的视域转向：动因、路径及启示

［摘 要］ “儿童能动性”是童年研究领域重塑儿童积极能动形象的核心概念和主导话语，现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相关政策制定中的规范性术语。然而，由于对儿童能动性缺乏充分的理论化研究，致使其成为童年研究的概念陷阱及理论想象力的障碍。进入21世纪以来，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唯物主义转向引发了对儿童主体性的反思，受童年研究领域对儿童能动性概念的再审视以及对儿童经验和能力的现实观照等因素的影响，儿童能动性的研究也随之产生了研究视域的转向，并生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具体表现为从单一概念界定到儿童能动性的重新理论化审视，从儿童能动性普遍存在的证实到其表现形式的微观考察，由“结构与能动”的争论转向儿童日常能动性展开关系过程的揭示，以及从对儿童能动者身份的构想到实现的可能性探究。儿童能动性视域转向的分析启发我们对儿童能动性的理解需要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系统，将幼儿教育环境转化为支持儿童能动性的理想场所，在儿童研究中应进一步增进研究者的反身性意识和方法。

［关键词］ 儿童能动性；视域转向；童年研究；社会行动者

作为西方童年研究领域中的关键术语和论题，“儿童能动性”（children’s agency）概念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童年社会学中，现已成为一种规范性的主张。其引发了对如何看待儿童的能力、自主性以及影响力等问题的思考，并受到诸多实证研究贡献的滋养，在相关研究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能动性”一词来说明童年的社会建构，[1]以此证明儿童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对社会的贡献。近年来，对于儿童能动性的研究也在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回响，已有研究梳理了儿童能动性的源起、价值[2]及理论进展，[3]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4]考察了儿童是如何发挥能动性转化班级生活经验[5]、生成儿童同伴文化[6]、构建“秘密王国”的，[7]彰显出当前我国儿童的主体能动者形象。然而，儿童能动性并非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最初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中，能动性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概念性审查，“儿童作为行为者的能动性经常被掩盖，被认为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几乎没有中介的特征”。[8]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对能动性的批判性思考在该领域愈演愈烈。以大卫·奥斯威尔（Oswell D）为首的学者开始反思该概念的个人主义取向对童年研究的发展阻碍，[9]倡导从多维角度对其重新概念化，进而引发了儿童能动性的视域转向。本文以儿童能动性的这一视域转向为重点，深入剖析其转向的动因，揭示其转向的轨迹及路径，反思伴随转向而来的影响。

一、儿童能动性视域转向的动因

（一）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唯物主义转向引发的对儿童主体性的反思

在有关儿童能动性和结构的现代社会理论谱系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占据了重要的一环。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和艾莉森·詹姆斯（Allison James）吸纳其“结构二重性”理论建构了童年的分析框架，提出“儿童的能动性”概念，一方面把儿童视为社会行动者，另一方面又把“童年”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因此，儿童既是被社会塑造的参与者，还是能够解释和对他们的世界采取行动的主体。新童年社会学的倡导者们描绘了一幅儿童能动性的人文主义和准自然图景。[10]然而，这是一种孤立的人类个体能动观，缺乏对历史和物质连续性的考虑，过分强调了个体行为者的创造能力，导致儿童的能动性成为一种均匀分布于世界各地儿童身上的普遍能力。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唯物主义的转向，推动儿童能动性转向多尺度的表达，强化了其特殊性，而不是将其扁平化为一般性的概念。后结构主义转向对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是将能动性问题定位于语言和象征领域内，在思想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思想家的影响下，人的主体性被视为是通过生物—文化—历史—物质模式形成的，[11]而不是启蒙运动传统中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独立的、自由的自我概念。“儿童”并没有与“成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本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动性不能归因于儿童作为一种预先赋予的能力。因此，通过对语言、话语和叙事的分析，以儿童个体和单一主体为中心的能动性概念受到质疑，语言以及它的对话性文本本质，将能动性视为是分散的、断裂或脱节的。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物质转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系统反思，提供了一种从物体、物质文化、技术、仪器和设备的角度审视儿童能动性的新视角，并认识到生命和非生命材料在构成能动性中所扮演的互补角色。正是这两种转向为儿童能动性的分析提供了跨学科指导，儿童能动性的图景与合适的综合方法联系起来，试图超越传统能动性概念化所遵循的方法论和经验路线，以探寻能动性在社会上产生和定位的方式。

（二）童年研究领域对儿童能动性概念的再审视

儿童能动性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具体表征和指涉，伴随其内涵的流变，研究视域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对于儿童能动性的传统理解是将其视为儿童个体固有的内在特质，指儿童被赋予了做某事和发挥作用的能力或潜力。它是一种儿童个体相对稳定的基本特质或原始品质，主要沿袭启蒙运动以来对于人类理性的重视，强调的是儿童的自由、自主、独立，突出了自主能力、选择和决策、积极行动等理性因素。然而，由于对能动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以及对社会因素和儿童非理性因素的忽视，这种对儿童能动性概念的定位受到了批判。20世纪90年代，在新童年社会学中，开始拒斥这种“简单能动性”的概念，[12]儿童能动性从最初模糊化的概念渐进为与社会变革相连，[13]强调能动性中儿童的“抵抗与斗争”，将能动性描述为一种抵抗外在社会结构制约的力量，是儿童努力争取自我完善和建设性的积极行动。[14]此时研究视域逐渐转向采用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关注儿童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反抗、改变并成为社会行动者。近来，新童年社会学正处于一个对主流能动性的理解被打乱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儿童能动性的概念，提出有必要将能动性的概念从与自由意志和自由主义自治的狭隘联系中解放出来，从目前压倒性的积极内涵中分离出来，[15]转向能动性的“关系”思维。将儿童能动性视为一种处于关系网络中的连续体，而不是个体儿童的基本素质。儿童也只有通过与一系列其他实体或“行为者”的互动才能获得能动权，这些实体或“行为者”可以采取物质客体、制度和法律规范或文件等多种形式。能动性并不总是具身性的、具有“人性”特征的。鉴于此，对儿童能动性进行更加微妙和动态的关系取向的分析，其研究视域也更应关注儿童日常能动性展开的背景和关系过程，了解儿童能动性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16]以及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关系如何促使或限制能动性。审视儿童能动性这一令人困扰的概念暗示着新的研究方向和途径的可能，而不是受困于既有概念的限制性之中。

（三）对儿童经验和能力的现实观照

对能动性的关注使得儿童被认知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仅仅被视为依赖者或被动者，相反，成为社会行动者和“权利持有者”。当前不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治议程中都已认可儿童所具有的能力。然而，在学术话语和政策中倡导将“儿童能动性”作为原则和在实践中实现这一原则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17]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早期儿童政策和方案多主张能动性是儿童的一项权利，但儿童在现实中影响决策和控制自己生活的机会仍受到体制结构、对儿童不友好的协商进程和传统成人导向的教育文化和实践的限制。在对儿童行动者地位的假定、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成年人提供资源的实践之间存在矛盾，理解如何平衡儿童的能动性与他们作为儿童的自然状态（脆弱性、依赖性）之间仍存在挑战。[18]例如，对儿童的保护与儿童的参与之间的冲突。“保护”可以被看作是提供早期教育和护理服务的系统性监管框架，“儿童作为有能力的、积极的贡献者”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权利的“参与”话语。当“参与”和“保护”产生矛盾时，儿童的“参与之权”经常被“保护之名”所侵占。另一方面，过于浪漫化和夸大现实生活中儿童的能力。儿童的生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并不总是积极地利用他们的能动性，也可能发生参与盗窃、吸毒、暴力等自我毁灭性的行为。而夸大儿童在克服逆境方面的能动性和复原力，使需要集体行动的事情个人化，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负有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政府和机构上转移，这对于改善儿童的生活和不利处境并无益。基于对儿童经验和能力的现实关照，促使对儿童能动性的研究从“庆祝”和“赞美”转向探索儿童生活中矛盾的方面和能动性的影响。

二、儿童能动性视域转向的路径

（一）从单一概念界定到儿童能动性的重新理论化审视

尽管“儿童能动性”作为新的概念和主张在童年研究领域勃兴，但在与儿童相关的研究中缺乏对能动性概念的理论反思，[19]忽略了儿童能动性的进一步理论发展和它在童年研究中的效用，颂扬儿童的能力及其对更广泛社会结构的抵制的描述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建立在对儿童能动性占主导地位的本质主义概念批判基础上的新兴思维崛起，[20]对儿童能动性的问题化和理论化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朝着重新概念化该领域本体论假设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学者们探寻适切于儿童能动性的理论基础，以行动者网络理论、集合理论、新唯物论、权力思想等为基础，试图提出一个更为批判、细致和复杂的能动性概念，从对儿童能动性的实体主义和孤立的观点转向相互联系和相关的能动性形式。将儿童能动性概念与“代际秩序”的概念联系起来。“儿童能动性”既是在社会背景下构成的，也是通过与其他世代的社会互动进行协商的。[21]代际秩序的话语和实践本身就是儿童能动性的条件，并受到代际秩序的限制。与此同时，儿童的行为也会对代际秩序产生生成或变革性的影响。代际关系关注儿童和成年人的不同代际定位，这反映了等级关系、权力差异和儿童代际实践的制约因素，而代内关系强调儿童在代际关系中定位的不同方式，这种方式基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结构变量，这些结构变量与童年相交，让儿童产生不同的经历。将能动性和代际秩序这两个概念的理论联系起来，有助于克服结构和能动的二元性，为解释儿童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行动能力提供理论基础，让人们认识到儿童能动性的活力来自权力和代际关系中的不同情境。另一方面，对于儿童能动性的思考不再停留于对儿童是否有能动性、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等问题的辩论，转而关注儿童能动性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2]探究儿童能动性的内涵、类型、深度，以及主张能动性或不主张能动性相关的后果。例如，以“日常能动性”（everyday agency）作为儿童能动性的替代品，[23]阐述儿童作为社会行为者（social actors）和儿童作为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s）之间的区别；[24]对儿童能动性的类型探究，提出了“厚能动性”（thick agency）和“薄能动性”（thin agency），[25]这一概念既解释了儿童如何服从成人权威，也解释了儿童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合作；运用“战术能动性”（tactical agency），[26]解释了儿童如何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利用机会应对他们具体和直接的生活条件，例如在军事化、暴力或贩运环境中。

（二）从儿童能动性普遍存在的证实到其表现形式的微观考察

在童年研究中，儿童能动性的“普遍存在”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重点。[27]这对抵消儿童发展观和传统社会化模式而言是必要的，以表明儿童不是被动的存在。它所基于的是一种自然的认识论，将儿童视为有胜任力的主体，拥有“自然的”能动性，能够在他们的世界中行动、反抗和改造现有的社会结构。然而，当下研究愈发关注儿童自身如何感知、体验和表达能动性，对儿童能动性的表现形式进行更全面和微观的探索，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儿童行为的建设性视角。[28]研究捕捉到儿童能够通过言语、行为、身体和人际交往（幽默、友谊、礼貌、尊重或嘲笑、愤怒）等多种方式表达能动性。[29]儿童的能动性不仅存在于他们的行动中，而且在他们的想象力和想法中也可见。而儿童的身体被认为是其能动性的一种限制，通过他们的身体，儿童可能被约束、惩罚、羞辱、限制和排斥。儿童对能动性的感知与他们对其行为有效性的体验有关，当儿童的能动性行为得不到尊重或失败时，他们也会产生悲伤、不安、愤怒或失望等情绪，甚至也会运用言语或身体上（例如挣扎或“挥舞手臂”）的策略进行抵抗。[30]能动性是一个定性的概念，不能用数量来评估，它的表现形式只能用语境来描述。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当儿童的个人利益或欲望与社会期望发生冲突时，儿童经常采用积极地协商（表达善意）、公开对抗（争论）、隐蔽地回避（安静或无视）等方式表现其能动性。[31]与父母一样，儿童也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影响教师和其他成年人。例如，在遵守学校的规则（比如何时说话或保持安静，如何展示倾听的姿势）和价值观中获益，扩大其参与范围。[32]

（三）由“结构与能动”的争论转向揭示儿童日常能动性展开的关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