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就足够了吗？*

［摘 要］ 如何精准识别流动家庭父母参与类型，支持学前流动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缓解处于劣势的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等比例分层抽样进行问卷调查，抽取珠三角地区252所幼儿园的252个大班班级的3 319名大班流动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深入勾勒学前流动儿童父母参与的类型特征和不同亚组的人口学特征，并进一步探索父母参与类型与儿童入学准备的关系。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父母参与包含四种类型：低认知度—中低行为频率型（“躺平型”，26.60%）、中认知度—中高行为频率型（“仰卧起坐型”，27.36%）、中认知度—低行为频率型（“有心无力型”，24.59%）、高认知度—高行为频率型（“卷心菜型”，21.45%）。大多数流动家庭无法兼顾“赚钱养家”和“陪娃顾家”，育儿实践知行错位；家庭背景因素对父母参与类别有预测作用，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是导致差异的重要因素。父母的认知水平和参与频率的全面卷入可以更好地支持儿童入学准备，父母如何做比怎么想更加重要。研究提出三点教育建议：幼儿园和教师应积极关注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群体，识别不同父母参与类型，为不同流动儿童家庭的父母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政府需要优化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推动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解决父母时间枯竭的育儿困境；父母应主动肩负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将认知转化为积极参与的行为，父母参与的知行合一可以全面提升儿童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 学前流动儿童；父母参与；入学准备；潜在剖面分析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挑战，每一个儿童的发展都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在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也越来越活跃。截至2020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已占总人口的34.90%，人口数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88.52%。[1]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后文简称“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近一半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3～5周岁学前流动儿童约1 147万人，占全国同年龄段儿童人口总数的21.7%。[2]这表明超过五分之一的学前儿童在“流动的路上”，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七普数据显示，广东省流动人口数量达到5 207万人，是全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广东省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以及较为友好的人才引进政策与落户政策，吸引了大量异质性群体流入。[3]流动中的父母与儿童群体无论是在流动去向、流动原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尽管有部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因迫于生计而被动迁移，但是也有部分有专业技术能力的父母受人才激励政策而流动。他们有着更积极的教育观念，同时也享受着政策带来的优质教育资源。[4][5]因此，流动群体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流动人口并不必然就代表着弱势群体。[6]如何精准识别流动家庭父母的参与类型，支持儿童做好入学准备，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议题。

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是影响儿童发展与支持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的重要预测变量。胡佛·邓普斯（Hoover Dempsey）与桑德勒（Sandler）于1997年提出“父母参与过程理论模型”（Model of the Parental Involvement Process，简称HDS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将父母参与过程分成六个层次，其中前两层聚焦父母参与的动机因素和父母参与活动的行为。[7]父母参与动机因素包含三个维度和八个因素，其中父母参与的角色建构（Parental Role Construction for Involvement）和父母的自我效能感（Parental Efficacy for Helping the Student Succeed in School）是其中两个重要个体促进因素。父母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四个维度，其中父母基于家庭和基于幼儿园的参与行为是两个重要的维度。何瑞珠基于中国国情对父母参与行为的概念进行了简化，将父母参与分成家庭活动和学校活动两个维度。[8]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父母参与的动机因素和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父母参与的动机和父母参与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双向的。[9][10]具有积极自我形象和自信的父母更容易与老师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并积极参与学校活动。[11][12][13]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杜姆卡（Dumka）等人发现墨西哥裔美籍家庭的父母参与行为无法预测父母的自我效能感。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文化背景、儿童自身特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二者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14]

父母参与对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会产生重要影响。入学准备（School Readiness）是指学龄前儿童为了能够从即将开始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受益所需要具备的各种关键特征或基础条件。[15]以往研究多将流动儿童作为处境不利儿童进行讨论。[16][17][18][19]最新研究发现，父母群体存在内部差异，使得不同父母在参与儿童入学准备过程中的表现千差万别。[20]地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族裔类型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父母参与。[21][22][23]流动儿童家庭背景特征的不同也意味着父母在参与儿童教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种差异也反映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流动儿童群体在入学准备的过程中接受不同的受教育机会和资源，最终呈现出群体之间的差异与亚组群体内的共同特点。

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与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定量研究范式的两种主流取向。已有研究多数以变量为核心分析父母参与类型，[24]如有研究基于父母教养方式以及父母参与的认知与行为表现对父母的参与类型进行分类。[25][26][27]而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优先考虑研究对象可能存在的亚组特征。斯里克（Slicker）等人聚焦美国儿童入学准备，基于父母的教育期望与参与行为，将父母参与划分成“高期望—低行为”“高期望—高行为”“很高期望—中等行为”“很高期望—最高行为”四种类型，[28]并发现父母参与的期望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知行一致与知行错位等多重关系。群体之间的文化和家庭背景的差异性，可能会导致父母认知与父母行为之间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的特点，而流动儿童父母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导致父母参与存在一些具有相似特征的亚组。[29]

传统以变量为中心的探讨方式忽视了流动父母与儿童群体的内部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数据分析方法——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以全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流动情况最为复杂的广东省为例，聚焦学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旨在精确刻画父母参与的潜在类别以及剖析其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户口类型、流动情况等人口学特征，进一步勾勒不同父母参与类型的组间异质性和组内共性特征，探讨父母参与类型与儿童入学准备的关系。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学前流动儿童父母参与的类型特征是什么；（2）不同类型的父母参与的人口学特征是怎样的；（3）父母参与类型和学前流动儿童入学准备的关系如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样本来自“广东省幼儿园儿童教育经历与家庭生活调查项目”的数据，依据幼儿园质量等级与办园性质进行分层，抽取珠三角地区7个地市的9个市/区级样本，按照研究总体的20%进行等比例抽样，并在所选取的幼儿园中抽取一个大班的所有儿童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最终共计抽取252所幼儿园，252个大班班级，剔除无效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8 133份，其中4 814份为户籍儿童家长，3 319份为流动儿童家长。在流动儿童问卷中，男孩占53.30%，女孩占46.70%，平均月龄为73.06个月。本研究主要基于流动儿童家长问卷展开分析与探讨。

（二）研究工具

1. 家庭背景问卷。

本研究家庭背景问卷主要参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和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的家长问卷并对题目进行简化和改编，主要包括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家庭流入/流出地、儿童主要抚养人等。

2. 父母参与过程量表。

本研究父母参与过程量表基于HDS理论模型以及刘丽伟基于该模型进一步开发的“幼小衔接中的家长参与量表”（Parental Engagement in Transition to School Scale，PETSS）进行改编。[30]主要采用量表中父母参与的角色建构和父母的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共7道题目：父母参与的角色建构共4道题目，分别是“我知道如何帮助我的孩子在幼儿园表现优秀”“我知道我是否让孩子听懂我的话”“在帮助孩子学习方面，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知道如何帮助我的孩子学习”；父母的自我效能感共3道题目，分别是“我有责任或义务支持幼儿园及老师”“我有责任或义务让幼儿园变得更好”“我有责任或义务与孩子的老师定期沟通”。量表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法，1分表示“非常反对”，6分表示“非常同意”。题目均值越高表明幼小衔接中的家长参与度越高。经检验，该量表的Cronbach’s ɑ系数为 0.921，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3. 父母参与行为量表。

本研究父母参与行为量表改编自刘怡虹修订的“中国家长参与行为量表”（Chinese Early Parents Involvement Scale，CEPIS）及其改编版本，共8道题目，分别是“我鼓励孩子学会独立照顾自己”“我会跟孩子聊小学的事情”“我与孩子分享自己上小学的故事”“我培养孩子的语言、数学等能力来帮助他做好入学准备”“我会和孩子一起读故事”“我协助孩子完成老师布置的手工作业”“我定期与老师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情况，包括学习情况”“我会参加家长会”。量表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法，从1～6分分别表示“从不”“本学期1～2次”“本学期3～5次”“一周一次”“一周多次”“每天一次”，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参与行为的频率越高。[31]该量表Cronbach’s ɑ 系数为0.853，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4. 中国儿童早期能力指数量表。

儿童早期能力指数（early Human Capability Index，eHCI）是国际上常用的儿童早期发展评估工具，适用于3～6岁儿童，由澳大利亚学前教育专家萨莉·布林克曼（Sally Brinkman）带领团队研发而成。[32][33]本研究采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改编研发的“中国儿童早期能力指数量表”（Chinese Early Human Capacity Index，CHeHCI）测查学前儿童入学准备水平，该量表由60个题目组成，包括语言交流、阅读、书写、数和概念、学习方法、社会和情感技能、文化认同、坚持性、身体健康9个维度。量表采用“是/否”二分计分法，1代表“是”，0 代表“否”，并包含5个反向计分题目，题项的均值越高表示儿童能力发展水平越高。CHeHCi在国内应用广泛，目前已经在青海、云南、贵州、河北等地用于超过15万儿童的早期发展评估，被证明适用于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研究，问卷的信效度良好。[34]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ɑ 系数为0.841，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三）数据分析思路

本研究使用Stata 16软件对人口学变量和关键变量分布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借助Mplus 8.0软件，使用稳健三步法（Three-steps Approach）识别流动儿童父母在儿童入学准备阶段的父母参与特征。[35][36]第一步，控制人口学变量后确定父母参与的潜在类别，回答研究问题一。第二步，将父母参与剖面作为新的指标变量，通过卡方检验与方差分析，检验人口学变量与父母参与剖面的关系，对父母参与群体特征进一步进行刻画，回答研究问题二。第三步，通过BCH法构建回归混合模型（Regression Mixture Model，RMM），分析父母参与剖面与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发展的关系，回答研究问题三。通过BCH 法验证父母参与潜在类别的有效分类，探索父母参与的不同剖面对儿童入学准备发展水平的预测作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