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计算的童年：数据主义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摘 要］ 随着相关技术、设备、互联网的发展，全面而泛在的数据化成为现实，数据主义思潮盛行。这使得当代儿童正在经历着各种形式的数据监视。从胚胎时期开始直至整个童年，儿童生理、行为、认知、情感、学习、关系等方面的数据不断被采集和分析，这既让儿童养育与教育的科学化和个别化有了可能，又让儿童的隐私与主体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应基于儿童的数据权利对儿童使用的数字产品、服务、应用和平台进行全面规制，在培养家长及教育者的数据素养的同时，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就重视儿童个人数据素养的培育，发挥儿童在数据时代的主体性，使儿童能够成为数据化和数据监视过程中的积极知情者、参与者和决定者。

［关键词］ 数据主义；数据化；数据监视；数据权利；数据素养

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传感器、5G、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个体和社会的数据化及数据监视成为算法社会崛起的前提和过程。对数据化和数据监视不加反思地推崇和合理化即数据主义（dataism）。数据主义思想不仅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也成为大众流行的思维方式。[1]在数据主义盛行的当下，数据化和数据监视对儿童的影响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儿童正在被智能玩具、智能手机、社交媒介、教育软件、可穿戴式设备等持续数据化，以分析他们的健康、形象、行为、情绪、社会关系和教育效果等。儿童不仅自身参与数据化实践，其父母、教师、医生、教育管理者、社区人员以及互联网平台都参与到对儿童成长、教育和生活等的数据监视中。儿童及其童年正在逐步成为可以计算的数据生命档案。全面理性审视数据主义对儿童的影响，是当下儿童研究的应有话题。儿童是如何被数据化和数据监视的？儿童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风险？儿童的主体性是被强化还是弱化？如何协同保护数据时代儿童健康成长？上述问题亟待研究者、教育者、技术专家的共同讨论、研究和解决。

一、数据化和数据监视：数据主义的核心机制

数据化（datafication）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2]模拟时代的数据化费时费力，而在数字时代，数据化变得简单可行。①首先，数字设备很容易通过集成电路实现，集成电路芯片是数据感知、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的核心部件，其发展以摩尔定律的形式朝着更快、更小、更便宜的规律演进。纳米级别的芯片为数据化提供了更快的处理速度、更大的存储空间和更低廉的价格，成为全面数据化的“基础设施”。②其次，以智能手机为主的数字设备全面普及，谷歌、脸书、微信等大型互联网平台以数据流通中枢的形式连接着社会各行各业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全面而泛在的数据化成为可能。数据化追求数据流的最大化，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以及万事万物的关系都可以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3]正如舍恩伯格所说，数字时代太阳底下所有事物的信息都能被采集并转化为数据，一些曾经没有信息价值的事物，如一个人的位置、发动机的振动或者一座桥的压力，在数据时代都变得有价值了。[4]通过挖掘大数据能够获得数据之间隐藏的相关性，为国家、社会、教育和商业治理提供自动化决策、智能评估、个性化推荐、危险预警等数据监视功能。

数据化是数据监视的前提，数据监视是数据化的目的，两者互相绑定，而隐藏在背后的即数据主义。数据主义将数据作为主体和标准，必定会引发社会各层面的结构变革和功能性变革。[5]

（一）个人数据化

个人数据化包括自我数据化和社会关系的数据化。自我数据化是自我量化的需求，通过实时记录和分析个体的身体、心理、运动和教育等数据，以更好地评估和计划自身的健康与发展。[6]社会关系的数据化是社会行动转化为在线量化数据的过程，允许实时追踪记录和预测分析。[7]例如，社交媒介用户的社会交往数据、购物平台用户的购买行为数据、数字地图用户的位置移动数据、智慧城市系统的人流数据等。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er Kukrik）说：“数据化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8]数据化正在成为获得、了解和操控人类行为的主导原则。[9]

个人数据也可分为数字脚印和数字影子两类，主动留下的数据是数字脚印，被第三方记录的数据是数字影子。[10]以搜索为例，个人键入的关键词是数字脚印，而搜索引擎同时会记录个人的IP地址、点击的页面、浏览时刻和时长等，这些即数字影子，个人对数字影子往往是无意识或不知情的。在数字场域，个人的社交、内容生产、娱乐、评论等行为都会留下数字脚印和数字影子，并成为建构个体数字画像的数据来源。因此，个人数据化是一个主动与被动兼具的过程，逐步使人成为一种“物”，最终数字网络比人们自己更熟悉自己。[11]数据化成为个体在数字社会中的表征和生存形式。

（二）数据监视

数据监视（dataveillance）是对数据进行采集、追踪和分析的规则和控制实践。文本时期的民意测验即一种数据监视。数字技术使数据监视变得更加高效、广泛和隐蔽。当下的数据监视不只是描述数据（监控），还包括预测数据（推测）以及以数据为标准制定规则和条例，即数据的规定性。[12]

数据监视可分为自我监视、亲密监视、社会化监视或参与式监视。自我监视是个人借助设备和软件对自己身体、行为、认知、态度和情绪等数据的自我跟踪，可达到自我调节和自我优化的积极效果。[13]亲密监视是有亲密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监视，如家庭成员间、夫妻间。[14]通过社交媒介分享个人信息和图像供他人浏览和观看则是 “社会化监视”[15]或“参与式监视”。[16]上述几类数据监视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既有责任性监视，也有竞争性监视。

有一些监视关系是不对称的，实施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形成福柯提出的“敞视监狱”式360度全景监视。谷歌、脸书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以及物联网发展中各类感知技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WiFi、视频监控系统、传感器等）都属于全景式数据监视。此类监视较隐蔽，被监视者往往不知情或无意识。

然而，福柯提出全景监视时的社会环境与如今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后全景社会促成一种具有交互性和竞争性的“后全景式监视”（post？鄄panoptic datasurvellance）。此概念提出者甘恩（Gane）认为数字技术并不是监视的主要驱动力，而是后全景社会的本质促就。[17]这种监视通过部分视角而不是360度全景视角对人进行数据监视，旨在促进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和提升。鲍曼在对福柯的全景监视提出批判时，认为人自身有看和被看的欲望，所以在高参与和高交互的当代媒介环境中，看和被看应该视为一种参与和互动。[18]因此，后全景式监视并不一定只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也包括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视，以及多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甘恩在融合分析福柯、鲍曼和德勒兹的理论后提出四种监视类型，分别是作为规训的监视、作为控制的监视、作为交互的监视和作为促进竞争机制的监视。[19]由此可见，监视既有积极效果也有消极效果。同样，被监视的个人既存在被动性也有主动性。[20]在关于数据监视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除了从批判的角度分析商业、政治等组织的数据监视所带来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之外，[21]也有不少研究分析数据监视的积极功能，如更好的自我状态、[22]规范的竞争环境等。[23]依此辩证和理性的视角，才能够更全面理解数据监视，也有助于全面分析过度数据化和数据监视形成的数据主义对儿童的影响。

二、儿童成长中的数据化和数据监视

数字技术使得儿童从胚胎和出生开始，直至整个童年时期，都被父母、其他家庭成员、教师、医生的紧密网络监视，逐步成为一种被采集和分析的数据集合。数字技术以及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为学校、研究机构、商业和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化和数据监视儿童和童年的能力。

（一）学前阶段儿童的数据化和数据监视

学前阶段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家居等数字终端，各类智能类婴幼儿童用品、养护工具和智能玩具等，以及大型互联网平台能将学前阶段儿童的生理、健康、情绪、态度、认知、运动和养育过程数据化。此类数据的拥有者和控制者往往是家长、学前教育机构、婴幼儿用品市场以及大型互联网平台等，通过界面监控、算法调控等方式实施不同目的的数据监视。

学前儿童的数据监视中，家长主导的亲密监视是主流。随着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的普及和年轻家长对科学养育观的接纳，数字化动态记录婴幼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生理发展和健康状态成为一种新型的家庭养育方法。数量众多的孕期类App以孕周为单位记录胎儿身长、体重、胎动和胎教次数等数据。养护类 App可为父母提供记录婴儿睡眠、母乳、配方奶、辅食、喝水、用药、疫苗等方面数据的功能。智能类婴童用品，如具备感知功能的奶瓶、纸尿裤、衣物、婴儿床和玩具等，可以记录婴童的生物数据，如体温、心跳、呼吸、睡姿、膳食摄入量、氧含量水平等，并实时传送到与父母手机绑定的App中。儿童养育过程的数据化使得家长能够实现科学监视，促进科学育儿。

由家长进行的亲密监视也会延伸为社会化监视。父母通过数字设备记录的第一张胎儿B超照、孩子出生时的影像等数据往往是年轻家长社交媒介中的内容生产和重要流量。社会化监视的连接属性和内容多元性，使得育儿家长的焦虑、压力、养育知识不足等在社交媒介虚拟共同体中得以释放和满足，成为甘恩四种监视类型中的“作为交互的监视”。[24]

其实由家长实施的亲密监视中，原始数据由互联网平台、手机App、智能产品供应商等占有和控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实现对不同年龄婴幼童身体、健康、家庭养育方式、父母投入，甚至家庭消费能力等方面的分析、评估和预测，达到商业化和竞争性监视。

除家长之外，学前儿童的数据化和数据监视正在成为新型早教市场的运行逻辑和机制。数字化的早教产品和服务通过实时记录和分析儿童用户的数据，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服务和产品。尤其是针对3～6岁儿童的早教App和智能设备中，为了提升幼儿的参与度和投入度，会依据实时数据进行奖励激励。例如一些可穿戴式设备与App绑定，可记录幼儿室外活动时间和活动强度。美国的LeapFrog LeapBand是一款针对儿童的健康追踪智能手环，实时记录并监视儿童运动量，一旦达到标准，儿童就会获得抚养虚拟宠物的奖励。这使得数据监视在儿童参与的情况下成为一种愉悦的监视。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家庭数字移动设备使用群体的低幼化，会产生更大规模、更多方位的数据化和数据监视。幼儿在数字设备使用过程中的观看、游戏等各类交互数据实时被采集和挖掘，成为新产品和新功能开发的数据来源，最终形成从儿童出发再到儿童的数据资本闭环流转，儿童成为新型监视资本市场的一种期货。[25]此类数据监视多由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等实施，商业利益掩盖了数据监视过程中对儿童的隐私侵犯、数据滥用等问题，成为众矢之的。

（二）学龄期儿童的数据化和数据监视

当儿童进入学校教育后，家庭之外的学校、社区和学习平台等开始加入到儿童数据化和数据监视中。新型数据监视技术在学校的普及，使得学校从传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向以收集儿童常规数据为主的“数据监视学校”转变，[26]数据监视成为学校进行数字治理的主要手段。在英国，大多数中小学通过监控摄像头跟踪学生，通过生物跟踪技术，如指纹扫描机、视网膜扫描机，以及安装在书包、校服和校园卡的射频网络（RFID）等技术记录学生到校和在校情况，并将学生的生物数据、校园内位置移动、空间行为和学习行为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27]在美国，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ConnectEd（连接教育）倡议，通过发放免费电脑和平板电脑，促进学校数字化教育。但大多数学校在免费电脑中安装了一款名为GoGuardian的虚拟班主任管理软件，可以过滤学生社交媒介和网络浏览内容，并在学生搜索涉及暴力、色情、自杀等敏感内容时向班主任及学校发送警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各州学校对GoGuardian需求激增，2021年纽约市、特拉华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中小学生的电脑中GoGuardian已全覆盖，可以对超过2300万学生的在线信息进行数据化和数据监视。[28]类似GoGuardian的管理软件趋向于全景式监视，教育管理者通过软件过滤技术实时监控儿童的言语行为，及时应对他们伤害他人或自身的潜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