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儿童的“沉思之思”

［摘 要］ 在当今的技术统治时代，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作为教育手段的技术表现出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然而，技术具有两重性，它虽然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但也会对儿童形成全面的束缚和控制。不过，人之为人的技术本质又决定了如果我们由此走向盲目抵抗的另一极，仍然是不对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对技术的工具论、计算主义或享用论的狭隘认识，借鉴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哲学，通过一种现象学的还原、建构和解构，走向对技术的“沉思之思”。这本质上是让我们对技术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态度，使我们既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为何需要技术、应该如何发展与运用技术，又不会被技术奴役和控制。幼儿园教育可以通过丰富儿童对自然物的经验、支持儿童动手劳作、开展儿童哲学对话等方式，培植儿童对于“沉思之思”的心理意识萌芽。小学、中学和大学可以继续这种思维方式的培育，直至个体具备成熟的“沉思之思”，以此重建人类与技术出自本然需要的本质关系。

［关键词］ 技术统治时代；技术的本质；技术哲学；“沉思之思”

今天的儿童正处于新的技术统治时代。技术统治时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影响和变革着年幼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处于技术的“塑造”与技术文化的“襁褓”之中。技术的发明数量、更新速度以及传播方式以势不可当的姿态进入到年幼儿童的教育中，使得儿童教育与技术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儿童—技术—成长”之间的耦合。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所部署的十大战略任务中，第八条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现代技术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和评价等方面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与丰富，我们对作为教育手段的技术目前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然而，从技术哲学角度来看，儿童及其教育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使技术对儿童生活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年幼儿童的教育正在走向儿童与技术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教育者与技术物之间开启了一场对教育对象的争夺战。年幼儿童由于技术物的控制正在失去自身与世界的多样化联系，现代技术在儿童的发展和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技术可以促进年幼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为儿童教育提供一定的外部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年幼儿童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技术反过来又会控制儿童的生活。海德格尔等人的技术哲学思考从对物的追问开始，力图在技术的两重性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主要方法在于形成一种对技术的“沉思之思”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态度，以此超越对技术的工具性或享用性认识。幼儿园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启蒙年幼儿童对技术生发出一种“沉思之思”的初步意识，进而帮助儿童在以后的成长中实现海德格尔所言的“沉思之思”。

一、技术统治时代与作为技术的生活

技术统治成为今天人们生活的重要特征，我们不仅处于技术统治时代的背景之中，在此背景之下，现代技术正在逐步替代自然文明生活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技术统治时代”从字面意思来看，现代人类生活已经从自然文明迈进了技术文明之中，我们已经把现代技术视为一种内在于人本身的生活方式传承了下来。技术统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地质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等众多学科都支持了这一观点。

地质学上把今天的人类社会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世”在这里表示的是地球的地质历史年代，人类出现在地质年代上的第四纪，因此将第四纪又称之为“人类纪”。在第四纪中又可细分为更新世（The Pleistocene）和全新世（The Holocene），全新世大约开始于11700年前。[1]2000年左右，生态学家尤金·斯托莫尔（Eugene Stoermer）和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全球变化通讯》上发表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了“人类世”这个概念。[2]这就意味着从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世结束，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球年代——人类世。美国地质学家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认为人类世的最佳边界是20世纪中期。这就是说，按照扎拉斯维奇的推断，自20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处于人类世了。由此而言，人类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变化唯一的重要因素，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自从大约40亿年前生命出现之后，没有任何单一物种可以独立改变全球生态，[3]但是人类做到了，各种生化武器和高科技等技术发明加剧了地球的气候与地质生态变化，人类技术逐步成为影响地球生态的决定性要素。

从社会学看，技术与人类社会历史共同发展，远古时期人类就学会利用自然制造工具，人类使用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技术统治时代，是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比之前任何的社会历史都要迅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4]现代技术对社会结构、生产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教育实践变革等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技术进步而发明和创造的新的生产工具被运用到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中，人类社会生产由此扩大，社会生活也得以丰富起来。[5]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的“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首次提出了新计算社会学，主要依据在于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统治，人们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方法获取和分析数据，为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范式。[6]在莫斯（Marcel Mauss）的“技术社会学”中，技术是社会的表征，技术最终将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危机中拯救出来。[7]这些论证已经超出了技术工具论的价值范畴。

就人类学而言，法国人类学家古尔汗（Audit Leroi？鄄Gourhan）发现工具和技术构成了作为生物的人与人类社会的关键中介。从东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不仅发生了大脑皮层的差异化发展，而且也发生了石器的差异化发展。但是从尼安德特人开始，大脑皮层系统几乎不再进化，相反，技术却以极快的速度进化着。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这种现象称为“人之所以为人”，其本质乃是一个生命技术外置化的过程，即人由此变成了技术而不仅仅是文化的产物。[8]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中将人类文明重新划分为三个阶段：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他认为真正的技术统治文明的到来出现于18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结束了早期的手工制造业。到了19世纪，技术垄断时代的出现又重新定义了人们的宗教、艺术、家庭、政治等。技术垄断时代即专制的技术统治文明已经到来。[9]

我们对关于人是工具制作的动物还是理性、精神的动物的思考，形成了哲学上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将人的本质重新定义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乃是非即成和被给予的，即它是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10]斯蒂格勒继续推进了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人是一种缺陷性存在，动物在出生时已经具备生存技能，而人从起源处就有无任何技能的缺陷，因此人的生存需要以技术来补救，即技术使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成为可能。[11]换言之，人的存在需要依赖于技术。孙周兴把“人类世”看作是地质学和哲学双重概念，技术统治是其核心，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状态。[12]我们处于被“技术制造”的现代产品包围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技术而存在。这是今天技术哲学面临的新课题，同时现代技术也在渗透与变革着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

二、现代技术对教育的全面渗透与变革

新技术一方面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新认识，另一方面，新技术也直接推动着作为人类事务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实践的变革。借鉴媒介技术所构筑的社会传播图景来研究人类教育史，西方历史上经历了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媒介技术变革。[13]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历史研究中的“时段论”，其长时段突出了历史事件的时间和结构特征，长时段所引发的稳定或变化缓慢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4]因此，在“时段论”理论框架下，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口传时代、手抄时代、印刷技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技术可以划分到长时段范畴。[15]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媒介技术环境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此，可以把从口耳相传到手工抄写、字母活字印刷机和互联网技术等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三次较为重大的教育技术革命。[16]现代技术对教育实践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过程，还是教育手段和教育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技术转向。

在教育目的上，信息技术素养已经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和新的构成要素。现代社会生活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通过数据构建起来，其中包括声音、图像、图形、通信等皆由计算机语言0和1组成，这就需要从小培养年幼儿童对数字信息的关注、获取、加工、传递和处理等基本信息能力。此外，现代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构建一种虚拟社区或虚拟情境进行教育实践，教育目的中除了现实社会规范外，还需要注重虚拟社区中伦理规范和社会法则的培育。信息技术时代更新和拓宽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边界，在教育内容上，信息意识、数字思维和信息社会责任等成为教育内容中新的构成部分，信息科技成为一门专门课程。如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其中制定了《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学习的起始阶段提前至小学一年级，并提出要注重幼小衔接，注重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活动化、游戏化和生活化的学习设计，强调以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为课程逻辑主线。虚拟游戏、电子书包、在线作业、智能代理、交互式白板、触控桌等正在成为新的教育形式。在数字社会时代中，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诸多现代技术因素将使未来的学校和学生面临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17]

从教育过程和教育手段来看，现代技术对传统课堂教学活动提出了多重挑战。现代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教室的物理空间，每一个儿童都可以在虚拟的教室或网络空间成为教育过程的主导者。同时，虚拟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的集体教学，为儿童设计出适合于个体的个性化教育。在信息传递方式上，从单一的师生互动走向人、技术、世界之间的多元互动与虚拟环境体验，学习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学校教育并延伸至校外多层环境。在现代技术框架下，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始于课堂并扩展到其他情境的混合经验。[18]在教育手段上，由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翻转课堂、微课堂、智慧课堂、智慧教育等，使得教学方式转变为由声音、图像、视频、虚拟体验、互联网操作等以儿童为主的信息化、智慧化教学。今天提出的智慧教育就是以机器智能与人类（教师）智慧相融合，同时指向学习者的高阶思维发展、创新能力培养、启迪学习者智慧的教育新生态。[19]人机对话正在成为新一轮教育技术改革的重点。从教育理念上看，从单纯的技术运用的工具性转向人文性探索。在教育关系上，在教书与育人的结构性分化上以学生为本。在学校形态上，富有韧性与弹性是未来学校对传统学校的升级迭代。[20]

从教育评价上来看，通过引入互联网、物联网以及数字化评价方式，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评价维度相比之前变得更加全面和容易获取。评价结果通过一种专门设计的评价系统自动生成，同时可以深入数据的背后形成评价结果原因的自动分析和输出。通过研究发现新近兴起的物联网技术可以为年幼儿童发展与学习评价方式提供强有力的潜在技术支撑，以期达到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的生态化。[21]再如美国早期教育正在普遍使用一种新的IT服务模式——软件运营系统和MCLASS：CIRCLE儿童发展综合监评系统，[22]以此来获取儿童早期发展的全面性指标数据。未来的教育评价将会更加依赖技术的全面监测和综合性指标。

现代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未来儿童教育的变革方向。除了前述谈及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的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外，从世界范围内看，全美幼教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NAEYC）与罗杰斯早期学习和儿童媒体中心（Rogers Center for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ren’s Media）于2012年也发表声明，阐述了信息技术在0～8岁儿童早期教育中使用的优势：通过交互式课程可以促进儿童学习和自我表达；基于社交网络和信息媒介可以促进家园联系，提升家长的信息技术素养；网络专业发展项目可以提升教师的自我专业发展。[23]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要将信息化贯穿我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