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照顾中“新父职”的兴起、阻碍及其启示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扩张、父亲权利运动的崛起、教育溢价的提升、社会媒介的宣传共同推动了“新父职”理念的兴起。父亲被认为应该兼顾经济支持、身心照顾、情感融入等多元职责，这本质是对完美父亲的追求与想象，存在“霸权性”“阶级性”“对立性”等弊端。现实中，“新父职”理念也因其太过理想化而难以实践。尽管父亲参与育儿的时间与情感投入有所提升，但是呈现出“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的特点，母亲仍然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家庭友好政策的匮乏、性别文化的固化、经济生产的限制及社会再生产的不公使“新父职”实践成为一场“停滞的性别革命”。为增进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政府应建立健全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应塑造包容平等的性别文化观念，用人单位应构建支持员工家庭角色的工作环境，家庭应破除“母职天赋”的迷思，支持父子形成“成长共同体”，通过相互陪伴和协助实现共同成长。

［关键词］ “新父职”；父亲参与；儿童照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和北美国家开启了父职研究的新纪元，这改变了以往父职论题研究缺失的局面。此前，男性作为父亲的角色是鲜少被提及和重视的，此番父职研究的兴起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①所呼吁的家庭性别平等密切相关。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父职缺席的弊端，强调父亲参与（father involvement）对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号召父亲主动为母亲分担家务与育儿责任。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们对父亲参与有了更为深刻且全面的认识，欧美国家普遍流行兼顾经济支持、身心照顾与情感融入的“新父职”（new fatherhood）理念，[1]并试图以此推动家庭性别革命的前进。在现行有关父亲参与的研究中，“新父职”已成为关键概念，被视为理解当代父职的有力工具。在国内儿童照顾的亲职讨论中，母职已成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并在近年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论是“教育拼妈”，[2]还是“母职的经纪人化”，[3]这些术语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中国母职照顾时间的密集化以及教育职责的密集化。[4]然而，对父职的讨论却显得稀少且零散。诚如学者王向贤所言，尽管成为人父是大部分男性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之一，是家庭生活、劳动力市场、人口生产、社会政策和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父职基本还未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独立范畴。[5]父亲与母亲共同构成家庭生活的基本角色，只有予以父亲同等的研究地位，方可全面理解我国在性别关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变化。

父职的缺席并非中国独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大多数国家也经历了从父职缺席到“新父职”的转向。尽管当前“新父职”在欧美国家还处于不均衡的发展阶段，但这些经验可为认识中国父职以及增进父亲参与儿童照顾提供思路与借鉴。父亲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积极的父亲参与对幼儿的情绪情感、身体动作、认知语言、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6]因此，有必要从学理层面理解父亲参与的现状与困境，为进一步探讨推进家庭友好政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对父职缺席的认识不应止于指责父亲的不作为，还应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结构性力量的形塑与限制，而社会学的洞察力有益于揭示父职缺席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社会学视野下讨论父亲参与的有关文献，分析“新父职”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现状及其面临的阻碍，以期为增进我国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想。

一、“新父职”的兴起与争议

有历史学者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作场所与家庭生活的分离，父亲走进了城市、工厂，也走出了孩子们的视线，养家糊口成为绝大多数父亲的主要职责。[7]尤其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年轻父亲参军入伍，更是缺席了孩子的生活。这种缺席从美国、欧洲到第三世界，从大城市、小城市到乡村，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会都很常见。[8]直至20世纪后半叶，父亲的缺席才开始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

（一）“新父职”兴起的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各个国家兴起，尤其在60年代末期，女性脱离了种族歧视，并随之开展了具有独创性的反对性别歧视运动，呼吁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为更多女性争取到了工作的权利，双薪家庭的数量开始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职场母亲（working mothers）人数的增加、女性职业地位和相对收入的提升动摇了传统的性别分工理念，[9]男性作为经济供给者（providers）和养家糊口者（breadwinners）的角色开始受到挑战，他们需要更充分地参与儿童照顾来适应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10]另外，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也带来了家庭友好政策的改变。父职假（paternity leave）首先在北欧国家实行，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逐渐增设父职假、育儿假（parental leave），实行育儿假配额制。以瑞典为例，作为最早于1974年实行父职假的国家，瑞典在2002年增设了为期16个月的育儿假，其中有2个月为父亲专享，不得转让，以鼓励两性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11]作为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男性运动——父亲权利运动（father’s rights movement），[12]离异的父亲要求在孩子的监护、抚养和探视方面获得公平待遇。在西方的文化脉络中，法官对男性的儿童照顾能力存在严重的刻板印象，常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母亲，这迫使离异的男性不仅要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同时也丧失了育儿的权利。[13]因此，参与父亲权利运动的男性声称家庭法和离婚法存在性别偏见，歧视男性，只对女性有利，他们开始以“好父亲”为使命，强调当前的法律基础设施阻碍他们成为“好父亲”。[14]这些团体组织的活动面向公众和社会宣传父亲的重要性，并推动了相关立法体系的完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社会不平等呈现加剧趋势。在英国和美国，教育溢价的上升拉大了收入差距，[15]很多父母越来越坚信孩子的成功取决于教育成就，父亲也开始花更多的心力投入孩子的教育。[16]尤其是中产家庭，拥有高学历的父亲期望孩子有所成就，倾向于调动他们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实现阶层继替。[17]

此外，为迎合女性主义运动所呼吁的性别平等与父亲权利运动的需求，社会媒介开始塑造“新父亲”形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书籍、文章、电影和漫画开始称颂那些花时间陪伴孩子、分担家务的男性属于“真男人”（real man）；[18]另一方面，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父亲相比，80年代及以后的父亲在电视、电影、广告、杂志等媒介的报道中被塑造为更有情感、更具抚育能力以及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的形象。[19]甚至在一些国家，男明星也被塑造为照顾型父亲，用以吸引、鼓励男性参与儿童照顾。[20]

上述情境的变化促使父职话语在欧美国家出现了新转向，以往“养家糊口者”的父亲角色开始变得不受欢迎，“责任型父亲”（responsible father）、“新养育型父亲”（new nurturant father）、“融入式父亲”（involved father）、“亲密型父职”（intimate fatherhood）等“新父职”理念应运而生。尽管这些概念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扩展了“新父职”的意涵。例如，1996年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大卫·布兰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无父的美国》（Fatherless America）的出版触动了当时社会的神经，轰动一时。书中称，“今夜，大概有40%的美国孩子在家睡觉时，父亲没有同他们住在一起，‘无父’（fatherlessness）现象是当前美国社会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21]为缓解“无父”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在其作品《新期望：责任型父职的社区策略》（New Expectations： Community Strategies for Responsible Fatherhood）中提出“责任型父亲”理念，呼吁父亲：（1）做好情感与经济上的准备再考虑生孩子；（2）如果要了孩子，应给予孩子合法的名分（在法律上确定父亲身份）；（3）从怀孕开始，主动为母亲分担孩子的身心照顾工作，主动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22]与“责任型父亲”类似，美国心理学家、父职研究权威学者迈克尔·兰姆（Michael Lamb）也提出了“新养育型父亲”的理念，强调父亲除了是经济供给者，还应该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身体照顾。[23]他还进一步明确了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互动性（engagement）、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其中，“互动性”指花时间与孩子进行一对一的互动，如喂食、陪玩、辅助写作业等；“可接近性”指与孩子的间接互动，与前者相比，其特点是互动强度较低，如父母在厨房做饭，孩子在隔壁房间或在自己身边玩耍；至于“责任性”则不仅包括照顾，还涵盖了育儿实践中的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如知道孩子何时需要去医院并预约看诊时间，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衣服等。[24]随后，这类积极、广泛参与儿童照顾的父亲被大多数学者统称为“融入式父亲”。[25]作为上述概念的补充，英国社会学家埃丝特·德摩特（Esther Dermott）为“新父职”增加了情感维度。德摩特在关于南伦敦中产家庭白人父亲的育儿研究中发现，这些父亲将向孩子“表达情感”（performing emotion）视为实践“好父亲”的重要基础，不仅热衷于向孩子表达爱意，也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感。[26]为此，她提出“亲密型父职”，强调父亲在儿童照顾中的情感投入。

因此，与养家糊口的父亲相比，“新父职”提倡共同育儿（co？鄄parenting），鼓励父母在孩子的身心照顾与发展上付出与另一半同样的心力，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另外，这是一种全面型父职，父亲需要承担多元角色。理想的“新父职”既要提供经济支持，也要参与孩子的身心照顾，以及与孩子维持亲密的情感联系。但究其本质而言，“新父职”同以孩子为中心、听从专家指导、高情感投入、密集性参与且花费昂贵的“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类似，[27]都是对完美家长的追求与想象，它因太过理想化而难以实践。这也导致“新父职”开始遭受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新父职”的争议

“新父职”理念使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要性获得社会大众的高度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父亲缺席的状况，其对育儿和家务的分担也将女性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并有助于男性习得一些女性特质进而模糊家庭分工中的性别界限，[28]以及为构建男性气质提供了情感基础，使那些在家庭领域展露情感的男性不会被视为过于女性化。[29]但也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新父职”持批判态度，指出“新父职”存在“霸权性”“阶级性”与“对立性”。

首先，“新父职”并未正视男性的工作需求，甚至带有霸权意味，否定了其他可能的父职实践类型。艾米·舒弗尔顿（Amy Shuffelton）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新父职”将“密集母职”的育儿要求延伸到父亲身上，连职业女性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育儿，“新父职”却要求父亲不仅要实现养家糊口，还要承担令人满意且要求很高的育儿工作，以至于那些未能满足这些需求的男性备受指责。[30]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一些父亲也提到，高度参与、以孩子为中心的“新父职”形象，在某些方面使男性和孩子成为商业交易中的时尚商品，并剥夺了个别父亲选择符合其优势、劣势领域生活方式的权利。[31]亦即“新父职”为理想的父亲形象树立了唯一的标准，只有满足“新父职”的要求才能被称之为“好父亲”。但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亲来说，虽不能像“新父职”那样为孩子提供长时间的陪伴与情感的慰藉，但他们却在努力工作，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这也是他们理解“好父亲”的一种方式。

其次，带有浓重中产阶级意涵的“新父职”忽视了劳工父亲的现实处境。一方面，尽管所有的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但父母的育儿方式和偏好通常取决于父母在职业层级中所处的位置。劳工父亲很难达到“新父职”的高标准。[32]另一方面，中产父亲也只是借“新父职”之名享受育儿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对于无酬的家务劳动则避而远之，而母亲仍不仅需要工作，还得承担家务与育儿。[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