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学前儿童父亲育儿胜任感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摘 要］ 社会支持是学前儿童父亲缓解育儿焦虑、应对育儿压力、改善育儿方式、提升育儿胜任感的重要支持来源。本研究运用相关量表探索社会支持对学前儿童父亲育儿胜任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育儿胜任感处于中等水平；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育儿胜任感三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学前儿童父亲的育儿胜任感；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与育儿胜任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可见，加大社会支持可以提高学前儿童父亲的心理资本，缓解其育儿压力，增强其育儿参与，提升其育儿胜任感。

［关键词］ 学前儿童父亲；育儿胜任感；社会支持；心理资本

一、问题提出

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指出，家庭是个体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接触最早、最直接、最内层的微观环境系统，对个体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1]其中，父母作为家庭系统中的核心成员，其育儿心理、育儿方式和育儿能力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2]但长期以来，由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不同和父亲对自身教养角色认识的不足，导致母亲成为育儿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父亲则常常在子女的教养中“缺位”。[3][4]其实，父亲与母亲一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家庭中父亲积极参与幼儿教养不仅可以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增进父子间的亲密关系，推动幼儿的社会性发展，[5]还可以缓解母亲的养育压力，[6]改善夫妻关系，提高母亲的幸福感，[7]最终促进家庭的健康发展。[8]而一旦父亲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频频 “缺位”，则将深刻影响幼儿在认知、道德行为、人际关系和性别角色等方面的发展，[9]甚至造成内隐性问题行为。[10]但已有研究发现，当下家庭教育中父亲的参与意愿偏低，参与程度也不容乐观。[11][12][13]虽然有研究从历史、文化与现实的角度对该现状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指出大多数父亲是受养育传统、思想观念、工作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不愿意参与育儿，[14]但缺乏对父亲参与程度不高的内在原因的探讨。受传统观念影响，母亲作为育儿活动的主体，其“守门行为”阻碍着父亲的育儿参与。由于父亲参与度不高，致使其育儿效能偏低，不愿意参与育儿，进而导致其感知的育儿胜任感更低，从而更不愿意参与育儿。[15]因此，有必要对影响父亲育儿参与的内在因素，即育儿胜任感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展开探讨。

育儿胜任感（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是指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满足幼儿各种需求的效度与能力，主要包含育儿效能感（育儿的知识与技能）与育儿满意度（育儿的情绪体验与舒适度）两个方面。[16]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育儿胜任感不仅有助于缓解父母自身的养育压力，改变父母的育儿心理，提升父母的育儿能力，还有助于幼儿的健康发展。[17][18]如学者德哈恩（DeHaan）的研究指出，育儿胜任感可以有效调节父母的养育行为，提高父母的育儿参与水平，促进父母积极育儿。[19]但当下关于育儿胜任感的研究主要以幼儿母亲为主，鲜有探索父亲的。学者斯拉格特（Slagt）也指出，由于父母承担的家庭责任不同，他们的育儿行为和育儿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长久以来，父亲的地位与作用被人们忽视，应进一步探讨影响父亲育儿胜任感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挖掘父亲在家庭育儿中的潜力和价值。[20]因此，为探讨父亲的育儿胜任感，本研究借鉴学者吉班德（Giband）根据自尊理论和育儿情景的特殊性所提出的定义和维度划分，[21]将父亲的育儿胜任感界定为父亲在育儿活动中满足幼儿需求的效度与能力，包括育儿效能与育儿满意度两个维度。其中，育儿效能是指父亲对自身满足幼儿需求能力的一种自我感知，它影响着父亲参与育儿的自信心和能力感；育儿满意度是指父亲从育儿行为中得到的满足感，它影响着父亲参与育儿的努力度和坚持性。

在梳理已有关于母亲育儿胜任感的研究时发现，来自外界的社会支持是影响母亲育儿胜任感的重要因素。[22][23]社会支持被认为可以激发父母积极的育儿信念，缓解父母的养育压力，提高父母的育儿能力。[24]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父亲感知的社会支持及其对父亲育儿胜任感的影响。一般而言，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个体从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以及个体对所获支持的利用程度。[25]其中，客观支持是指个体实际所接受到的支持，主观支持是指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而对支持的利用度则是指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程度。有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解父亲的育儿压力，提升父亲的育儿自信。[26]学者费根（Fagan）的研究也发现，充足的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提升父亲的育儿能力，从而增强其照顾伴侣和养育幼儿的积极性。[27]可见，社会支持对父亲的育儿心理和育儿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支持对学前儿童父亲的育儿胜任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相关研究亦指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父母的育儿胜任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28]这表明在社会支持影响父母育儿胜任感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影响。学者雷克斯（Raikes）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影响低收入母亲的自我效能感来缓解其养育压力，提高其育儿能力。[29]班杜拉（Bandura）的交互决定论也指出“行为、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实际上是作为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产生作用的”。[30]社会支持作为来自外部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个体时必然受到个体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以及育儿胜任感中包含育儿效能感，本研究推测以“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效能感”为核心的“心理资本”可能是社会支持与父亲育儿胜任感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一词源自积极心理学，最早由学者卢桑斯（Luthans）提出，被认为是一种归属于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心理资本包含自我效能感（个体对自身能否成功做成某事的衡量与评估）、希望（个体朝着目标努力，达到成功的信念）、坚韧性（个体做成某事的信心和迎难而上的精神）和乐观（对现状和未来的一种积极预测）四个维度。它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难题，顺利走出困境。[31]相关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学前儿童父母的育儿胜任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2]同时社会支持与学前儿童父亲的心理资本与养育行为也存在显著的相关。[33]莫里塔（Morita）等人的研究更是表明，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影响父母的心理状态来改变他们的育儿方式和育儿行为。[34]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作用于学前儿童父亲育儿胜任感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梳理文献后发现，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妊娠期、产褥期或患病儿童的母亲，较少关注学前儿童父母，抑或将学前儿童父母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忽略了父母养育的异质性。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选取学前儿童父亲作为研究对象，在深入了解其社会支持水平、心理资本状况和育儿胜任感现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出社会支持影响学前儿童父亲育儿胜任感的中介模型，期望从社会支持角度为提高学前儿童父亲的心理资本、提升父亲的育儿胜任感、增强父亲的育儿参与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作为样本来源，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为了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根据2021年河南省政府对省内18个市GDP的排名，将河南省各市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经济发展层级，在每一个层级中随机选取一市，最终选取河南省L市、A市和S市，分别代表高、中、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每个城市选择两所公立幼儿园和两所私立幼儿园（每种类型的幼儿园在城市、农村各选一所），每所幼儿园随机选取小、中、大班各1个，然后在每个班级中随机选取20名幼儿的父亲作为调查对象，在获得其同意后进行问卷调查，共计12所幼儿园的720名学前儿童父亲参与了本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进行发放，所有问卷在两周内完成。共回收问卷720份，剔除无效问卷42份，有效问卷为678份，问卷有效率为94.17%。问卷调查对象的构成情况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 社会支持测量量表（SSRS）

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用以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35]该量表在国内外应用广泛。[36][37]量表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共计10个条目。其中客观支持是指个体所接受到的实际支持，主要包括个体在过去一年的生活条件、紧急情况下的问题解决渠道和遇到压力或阻力时的心理安慰来源等三项；主观支持是指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感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主要包括个体与同事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能够为其提供帮助的朋友数量和家人的支持程度四项；而对支持的利用度则是指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程度，主要包括个体遇到麻烦时倾诉的方式、一个人遇到麻烦时寻求帮助的方式以及参与小组活动情况等三项。量表分值在12～66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其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水平根据量表总分划分为低水平（≤22分）、中等水平（23～44分）、高水平（45～66分）三个层次。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2. 心理资本测量量表（PCQ？鄄24）

心理资本量表选取由卢桑斯（Luthans）等人编制的心理资本测量量表（PCQ？鄄24），[38]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良好的信效度检验。[39][40]量表共包含4个维度，分别为自我效能感、希望、坚韧性和乐观，每个维度分别通过6个题项来测量，如通过“我相信自己能分析长远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等6项来测量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通过“任何问题都有很多解决方法”等6项来测量个体的希望水平，通过“在生活中，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解决遇到的难题”等6项来测量个体的坚韧性，通过“生活中，我总相信黑暗的背后就是光明，不用悲观”等6项来测量个体的乐观水平。量表采用六点等级计分制，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为六级，依次计分（1～6分）。其中13、20和23题采取反向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心理资本越高。总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自我效能感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希望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坚韧性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乐观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3. 育儿胜任感测量量表（C？鄄PSOC）

育儿胜任感测量量表选取由香港学者Ngai所修订编译的《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41]2021年李雪莹等人将该量表用于学前儿童母亲育儿胜任感的测量，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42]同时该量表也在欧美诸国取得了良好的测量效果，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43][44]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共包含2个维度，分别为育儿效能和育儿满意度，其中育儿效能维度包含8个条目，育儿满意度维度包含9个条目，量表共17个条目。量表采取六点等级计分制，从“绝对不同意”到“绝对同意”分为六级，依次计分（1～6分），其中2、3、4、5、8、9、12、14和16题采取反向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育儿胜任感越高。总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育儿效能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育儿满意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表明问卷信度良好。

（三）研究过程

首先，在研究开始之前，对本研究中的研究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按照标准化的施测流程展开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科学研究的道德伦理标准。其次，在正式调查前，研究人员先与每所幼儿园的负责人进行联系，详细说明调查内容，获得负责人的同意，而后在各班教师的协助下对家长进行解释说明，获得家长的同意，同时向家长详细说明问卷填写方式与注意事项，并提醒其在规定时间完成作答。问卷回收后，按照规则严格剔除缺失值较多、填答时间较短、出现规律性答案等无效问卷。最后，在数据清理的基础上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验证提出的假设，构建出理论模型。

（四）数据处理

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45]结果表明，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全部变异量的27.64%，未占总变异解释量的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然后，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用SPSS？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方法检验父亲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和育儿胜任感间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