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摘要］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针对当前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吸引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基于职业系统理论对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三要素——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企业和职业教育的知识基础——技术知识和抽象知识等两方面因素，对职业教育认同危机产生的现实逻辑做出解释。基于此，需要确立职业教育专业的排他性与自主性，逐步改革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方式，坚实职业教育技术知识的基础地位，提升职业教育对抽象知识的管辖权，以有效化解职业教育认同危机。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会认同；认同困境；职业系统

［作者简介］王佳昕（1994- ），女，山西长治人，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山西  太原  030031）王志远（1993- ），男，甘肃陇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助理研究员，博士。（陕西 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2年度教育学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提升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JA220023，项目主持人：祁占勇）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3-0022-08

当前，我国正处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急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然而，长期以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普遍不强，职业学校 “就业不体面”“技术技能人才地位不高”等刻板印象，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在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目标、性质、内容、社会价值与个体意义以及职业教育生态环境等都极为熟悉和认可的情况下形成的，既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就业、升学等，也不是一味迎合当事人、媒体或公众而偏离职业教育的过程［1］。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是高质量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对于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职业系统的视角，尝试对职业教育认同困境背后产生的社会制度因素进行挖掘，并就破解职业教育认同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基于职业系统理论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困境分析框架

职业系统理论由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提出，他认为职业的本质是工作的合法性规制和专业知识的制度化过程。首先，工作的合法性规制体现为社会规制和文化规制。文化规制是在工作中与业务同时出现的，由扎根于根本价值之中的正式知识加以合法化。当职业在公共领域、法律领域和工作场所中主动提出管辖权要求时，社会规制就出现了。社会规制和文化规制是排他性的［2］。一个职业要想获得管辖权，就只有两种办法——寻找管辖权空位或者去与他人争夺。因此，各种职业就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一个职业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其他职业。其次，专业知识的制度化过程体现在技术本身和职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抽象知识合法化的过程。职业的演进是职业之间不断竞争导致的结果，一种职业的地位与其两种规制方式息息相关。一是技术本身，群体通过垄断技术实现对某行业的规制。换言之，技术生长、发展的直接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需求，职业的生长空间与技术的市场需求存在直接联系。二是抽象知识，对行业的规制是通过规制催生实践技术的抽象知识来实现的。抽象知识有利于增强在一个竞争性职业体系内部的生存机会，抽象知识使得职业得以幸存，能够增强一个职业系统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一个职业要在职业系统中存活，就离不开一定程度的抽象知识，且抽象程度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

质言之，职业系统理论一方面关注影响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关注影响职业发展的知识基础。通过考察与职业发展最紧密相关的两大要素——社会环境与知识基础的制度化过程，可以探明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3］。职业教育作为与职业变迁与发展最紧密的教育类型，“工作”“职业”和“教育”始终是贯穿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概念［4］。作为体现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的各类职业工作，既规范了职业劳动的维度，又规范了职业教育的标准，是检验与判断职业教育质量的最直接体现。基于此，本文借助职业系统的核心观点来建构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从更为宏观、整体和系统化的视角来考察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问题，围绕影响职业教育发展最核心的社会因素——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企业以及知识基础——技术知识和抽象知识等两方面因素展开讨论，试图澄明当前职业教育存在认同困境的内在逻辑。

二、职业系统外部：社会环境规约产生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困境

职业系统理论所关注的影响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为分析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提供了基本路径。职业教育发展最核心的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企业等社会因素，本身会对职业教育产生一定的规约，而部分规约将会使社会降低对职业教育的基本认同，产生职业教育的认同困境，这就是社会环境对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影响。

（一）教育制度的规约：正式知识高度编码化与技能知识难以编码化的矛盾

职业教育的发展除了受到自身组织结构的影响之外，还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影响。首先，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的正式化程度。自正规学校教育产生以来，以知识高度抽象和学术导向为特征的教育体系产生了一种狭隘的“知识”概念，只承认理论知识部分是专业知识和资格的基础。通过这种教育体系获得的专业知识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但通常远离实践问题，由此导致学术知识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并通过教育制度得到巩固。例如，学术证书的持有者会通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从而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划清界限，以此确保其在社会中地位的合法性。二是正式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联结程度。职业教育体系关注将正规教育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进行知识与技能的传授，逐渐衍生出宽泛的“知识”概念。知识不仅建立在通过学习获得的形式理论基础上，而且建立在与工作相关的环境中积累的实践技能和经验基础上。换言之，职业教育体系认为正式知识和实践技能对于完成任务同等重要，甚至对于某些技术难题而言，隐性技能知识更有用。由此一来，职业技能培训的价值得以有效凸显。职业培训体系的建立为更多的劳动力提供更加广泛而严格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利于形成工作组织的分散化模式，促进在劳动力中更均匀地分配能力，为互动学习和培养作为组织能力来源的隐性技能知识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从历史实践来看，盎格鲁—撒克逊教育体系清晰刻画了理论知识与精英地位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式知识成为区分地位的基础指标［5］。例如，美国与英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一直以来极为重视学术教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和生产劳动相关教育的底层地位。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技能的隐性化和语境性使得劳动者难以证明其技能知识是一个可编码的“知识库”，即其技能知识难以高度编码化。而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制度赋予“实践经验”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将其视为能力和资格的来源，直接激励了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从而产生大量的技能人才，使得行业企业能够以更加合作和分散的方式组织工作，极大地促进了隐性知识与技能的传递和调动。

可见，在现行教育制度影响下，学校教育中正式专业知识的高度编码化使得普通教育一轨中学术证书的持有者往往在劳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确保其在社会中地位的优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

（二）劳动力市场的规约：制度信号与信息信号的失衡

劳动力市场是验证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场域。知识和学习嵌入在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很大一部分是在学校职业教育或公司内部职业培训中发展起来的。正式的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产生直接相关的职业能力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行业企业的知识基础具有直接的影响，由此所产生的资格证书类型一般是高于特定任务的，基于标准化的、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包装”。或者说，职业教育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的通识教育功能，能为劳动者提供可以适应和应用于各种工作环境和任务的“元能力”。其中，正式学校的职业教育任务环境相对稳定，所需的知识可以在初始培训计划中预先编码和系统整合。而企业内的教育培训主要基于特定的任务环境，所需知识是流动的和情境的，不能被轻易捆绑到职业系统中，因此需要一个基础广泛的技能培训体系，使个人能够追求更多样和更灵活的方法来持续学习。

当前，随着产教融合步伐的不断深入，加之个体的职业并不是固定的，其获得知识的透明度和可转移性对于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至关重要。个体的职业流动极为依赖自身掌握技能和知识的类型和质量，并能够通过制度信号和信息信号得以识别。制度信号是指一般化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被识别和编纂，可以应用于很多工作任务或问题解决中。在任务高度流动和不可预测的工作情境下，隐性知识的运用占据绝大比例，导致制度信号失效。因为隐性技能只能通过实践和工作表现出来，这时个体知识和技能的转移流动依赖基于共享的行业或职业规范的社会和专业网络，这就是信息信号的作用［6］。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转移和积累还缺乏“包容性社会结构”的支持，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信号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个体隐性知识技能的“市场化”，从而出现“技能错配”与“技能浪费”的现象，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三）企业的规约：正式知识与技能知识重视程度的差异

劳动者从事特定工作之后，知识和学习嵌入在公司内部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知识和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是通过公司在职培训获得的。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的正式知识和大部分技能知识仅作为一种入职资格，为其在企业内部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奠定了基础。因此，企业内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定义企业的知识基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和大众主义教育体系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下，可以明晰企业技能培训的发展情况及对技能培训的影响。

在精英主义教育社会中，职业主要围绕基于正式入职资格的分层边界的工作等级进行组织分类。例如，19世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劳动者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习得正式知识来获得工作，企业内职业教育与培训减少个人经验的多样性，从而限制了创造性思维和隐性知识产生的范围［7］。与此同时，这些正式知识与更高的职位联系起来，意味着通过实践经验积累的隐性技能知识将被低估，不会被认为是晋升的基础。个人积累隐形技能知识的动机被削弱，组织也无法挖掘“边干边学”的潜力，从而对企业发展起到负面影响。

相反，在德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影响下，通过积累广泛的技能和组织经验，可以实现向高层职位的晋升。正式知识在确定能力标准和进入高级职位方面只起到有限作用，侧重于强调企业特有技能和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这样一来，企业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知识基础更加广泛，与个人职业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有效技能的产生和开发。尤其是日本企业内培训制度实行“轮岗制”，有助于缩小不同类别劳动力之间的工作距离，也为个人通过实践经验积累知识从而实现职位晋升给予了有效激励。因此，企业组织制度与文化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重视隐性技能知识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企业就可能表现出强大的渐进式创新能力，专注于企业核心竞争力［8］，这对于鼓励形成认同职业教育系统培养下的职业工作系统具有积极意义。

三、职业系统内部：技术知识与抽象知识的失衡导致职业教育的认同困境

社会环境维度对于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危机的分析主要考虑危机生发的环境场域。当然，任何外部环境场域的影响并不必然引发事物本身内部的变革，事物内部本身的构成要素对于事物变革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从知识基础这一职业系统内部出发，探讨技术知识与抽象知识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塑造，对于分析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困境极为必要。在知识基础维度，导致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知识与抽象知识之间的平衡性缺失，并由此使得知识背后所对应的职业缺乏知识依赖。

（一）过度强化技术知识降低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

在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所专注的专业技能是一种具有合法性与垄断性的专业化商品，其社会基础既包括学术知识，也涵盖在职业工作中的渐进式积累与推理实践等社会过程。邦格（Bunge M）认为，技术的本质在于关注有效性或无效性，即技术知识能否在实际应用中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9］。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专业技能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专业技能人员根据不同实践情景灵活处理，从而形成对特定技术难题的针对性解决办法。在此层面，技术知识的有效性就在于某项技术能够被成功应用于实际生产和服务，从而提高生产和服务的质量、效率、效益，以此证明技术知识的可靠性与有用性。因此，技术知识的有效性是为现代生产和服务提供有力支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