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教师数字教材使用的两难空间与突围路径

［摘要］数字教材的发展及投入使用给课堂教学带来技术性革新，职业院校教师也面临由教材形态转换带来的两难空间，主要体现在观念域、行为域和角色域。基于此，职业院校教师应深入领会数字教材内容及功能，建立科学的数字教材使用观；立足教学实践场域，转变数字教材使用行为取向；突破传统思维范式，增强数字教材使用角色认知；发挥主体意识，夯实数字教材使用专业能力。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师；数字教材使用；行为取向；角色认知；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张靖卉（1987- ），女，天津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北京  100048）李桃（1992- ），女，吉林松原人，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北京  10009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职专业课教材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4ZJ0405）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3-0066-08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社会进阶。数字教材是科技进步推动下逐渐成型的教材新样态，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立足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价值指向，在传统纸质教材基础上，融入数字技术，为课堂教学活动提供更加丰富灵活、个性化定制的数字教学资源，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堂教学中推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变革、实现高效个性化学习的重要工具［1］。这意味着职业院校教师在使用数字教材的过程中要更新传统教材观念，转换课堂教学模式，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在学校层面的落实。

数字教材的发展和投入使用给职业院校教师带来两难空间。其一，数字教材要求职业院校教师具备更强的数字素养和教材使用专业能力，这对教师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挑战。其二，数字教材是在职业教育领域数字化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展现出与以往教材不同的知识呈现形态、结构和功能［2］。因此，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在课堂中的介入意味着学校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组织、评价考核等方面进行方案调整。职业院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要适应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外，还需适应与之相伴的学校组织文化、运行机制和权力空间重构。从时间向度来看，教师使用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两难空间既是对教师教学行动构成障碍的历史性存在，又会成为教师未来专业成长中产生增值作用的助推器。在这一空间中，教师作为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使用的行动者，其主观因素与结构性的客观因素持续互动，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得到空前彰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专业发展发生在其对困境和矛盾的应对之中［3］。在两难空间中，职业院校教师需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并根据自身的价值理念和专业判断做出抉择。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厘清两难空间的内涵意蕴及概念演变，对职业院校教师使用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两难空间进行立体剖析和多维审视，最后结合教师数字教材使用两难空间的问题表征提出相应的突围路径。

二、两难空间的内涵辨析

在教育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两难问题。两难空间这一概念超越两难本身的意涵，更加强化两难问题的立体性和动态性。对两难空间的内涵辨析有助于揭示其生成机制与结构性特征，不仅要从传统的道德两难中的价值维度进行审视，更应剖析两难空间的结构性要素，关注其在职业院校教学实践场域中的关系构成与动态变化。

（一）两难空间的价值维度

基德（Kidder）认为，两难情境的本质在于行动者面临着两种相互冲突的道德要求，而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似乎无法完全满足道德义务［4］。巴达拉克（Badaracco）指出，两难问题的难点在于，行动者必须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艰难抉择［5］。一方面，主体要厘清不同价值诉求背后的合理性依据，认识到各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对不同价值进行权衡和取舍，在特定情境中做出恰当的伦理决策。这意味着，两难空间不仅是个体面临价值冲突的场域，也是其进行价值澄清和价值整合的平台。主体唯有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对话中，才能建立起趋近于客观的价值标准，进而指导其在特定两难情境中做出抉择，将其内化为指导实践的行动准则。

（二）两难空间的结构维度

在教育实践中教师面临多重两难，而仅仅探讨两难问题的价值维度会使问题扁平化，制约了主体走出两难困境的可能性。两难空间的概念是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霍尼格（B. Honig）从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在两难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6］，这回应了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据此，应将两难问题的空间视角凸显出来。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中对空间社会学做了现代性反思，认为应该将空间理解为“结构”，当事物组合成为一种结构，能够产生某种功能时，这些事物就构成了“空间”［7］。两难空间的概念正视教学问题的空间结构，试图跳出两难问题本身，将两难情境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立体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从对价值合法性的审视转向关注主体在两难空间中进行创造的可能性。

（三）两难空间的关系维度

从结构维度对两难空间进行事物存在样态的剖析，使产生两难现象的空间逻辑得以被人们关注，然而这还不足以推动问题的解决。空间不仅仅是具有结构的居所，而且蕴含了关系性概念，其涉及主体、客体、环境等要素交织在一起的互动机制与动力系统。在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位与协商——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性与伦理性行为［8］。因此，应在洞察两难空间价值逻辑与内在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关系视角审视教育场域中存在的两难问题。换言之，对两难空间的探讨应与教育语境中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和权力关系变化结合起来，以场域理论视角洞察在这一空间中的行为主体、社会环境、重要他者等要素之间的互构关系。只有对两难空间进行基于价值、结构和关系全方位维度的探讨，才能发现行为者两难困境背后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由此进一步探讨主体在两难空间中寻求突围的行为路径。

三、职业院校教师数字教材使用的两难空间

职业院校教师使用数字教材是对传统教材使用理念及行为模式的突破，但在教学现实场域仍面临两难空间。为此，有必要从空间视角审视教师使用数字教材行为域的矛盾，并借助场域理论揭示教师使用数字教材面临的角色冲突，形成“价值—结构—关系”维度的认识，进而对教师面临的两难空间做出立体化诠释。

（一）观念域：价值逻辑下教师数字教材使用的两难空间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除具备数字教材一般特征外，还应具备鲜明的职业教育类型特征［9］。一是内容选择上，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内容对接行业企业生产实践需要，内容主要为职业技能和工作岗位任务。二是设计思路上，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突出教学过程，更加注重对教学的设计，教材设计方面多以项目驱动、案例展示、过程性评价等方式呈现。因此，需要教师转变教材使用观念，适应不同形态教材在设计理念和知识脉络上的差异。同时，由于植根于已有的教材使用经验以及特定教学场景中的社会文化语境，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策略难以随数字教材的投入使用而发生同步转变。换言之，教师以往教材使用中形成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判断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信念系统，这一信念系统将对教师教材使用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有学者认为，未来将成为现代教学活动核心资源的数字教材在内容和呈现逻辑上的更新会潜在地引发教师认知图式的重组，进而改变教师的教材使用观念。然而，这一转变并非自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数字教材本身很难单纯依赖其特有的符号表征改变教师的教材使用观念［10］。根据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工制品的三层次划分（即人工制品如何使自身成为人类行动和思维的一部分）［11］，可以将教材同样划分三个层次，包括表征层、认知层和启发层。受制于教学时间的限制与考试制度的压力［12］，教师往往关注与考试紧密相关的知识表征层，而对教材中更高层次的文本意涵极少关注。另一方面，教师的教材使用观念转变取决于其对数字教材中蕴含课程理念的认同程度。从认知图式理论来看，教师原有的教学观念、思维方式构成了一种稳固的认知图式，已经被内化为“默会知识”。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生论，当新信息与已有认知图式不一致时，个体会通过同化和顺应的方式来调适和重组自己的认知结构［13］。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所蕴含的职业教育课程理念及体现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与教师原有认知图式发生冲突时，教师往往会通过两种方式加以处理。第一，对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内容进行调整和转化，使之同化到原有认知结构中，继而维持固有的教材使用观念。第二，对职业教育数字教材体现的技术逻辑和数字化教学理念进行吸纳，通过转变原有认知结构，形成能够适应职业教育课程理念的教材使用观念。而选取哪种方式则取决于教师对数字教材设计的满意程度及对其体现的课程理念的认同程度。这就需要教师基于事实和价值的判断做出选择，是全方位接受数字教材理念还是坚守传统教材使用观念，抑或是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折中性调和。教师需要在维持原有认知图式与接纳数字理念之间进行平衡；同时，教师还需要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进行协调，在理性分析与价值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二）行为域：结构维度下教师数字教材使用的两难空间

尽管数字教材使用会引发教师在观念层的两难，但教材使用并非一种纯粹的个体认知活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发生在学校场域的社会建构活动。根据社会文化活动理论，教材作为教学活动中的工具，其变化会引发整个活动系统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与之相应，教师需要改变既有的教材使用方式，以适应数字教材引发的活动系统变化。

在数字教材与传统教材转换中，职业院校教师面临行为域的两难困境。这既表现为教师个体行为的自我矛盾，也体现为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冲突。具体而言，教师在传统职业教育教材使用中形成了既定行为方式，而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对教师使用教材的行为提出新要求，包括改变显性的知识传递模式、传统的师生互动方式，实现认知逻辑的数字化转换。在布迪厄（Bourdieu）看来，个体在特定社会场域中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即惯习。作为无意识的社会结构产物，惯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能够通过个体的实践活动获得延续和再生产。教师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材使用方式是教学场域内惯习再生产的一种显性化体现。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所倡导的理念要求教师打破传统的教材使用惯习，建立起适应数字化课程理念的教材使用行为逻辑。由于教师个体置身于纵向历史文化时空和横向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过去和当下的资源、角色、任务构成的行为场景及活动网络牵连在一起，这决定了其无法完全突破传统教材使用惯习。

惯习无法彻底移除或在被结构化了的机械性行动中改变，而是通过个体或群体基于主观意志的实践活动得以转化。数字教材与以往传统教材的共通之处是都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化手段，工具的特征是在人的使用中实现其功能。这要求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在实践活动中理性审视既往的教材使用行为，以反身性的自我觉察意识在普遍的价值目的和特定的行为手段之间寻求沟通，以重构数字教材使用范式。与此同时，职业院校教材的使用是关涉多元主体的活动，不仅涉及教师与学生，而且涉及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一系列关联群体。数字教材作为职业教育教学场域的新事物，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将导致场域内部的“变化”：一是对原有关系结构的打破，如相对于纸质教材而言，教师在数字教材使用中的自主权被挤压，被迫让渡给数字教材设计者；二是多元主体为维持既有角色、地位和优势，在教学活动中展开究竟遵循何种行为逻辑的竞争，如学生、家长、企业、学校对数字教材使用结果的期待与数字教材设计者对数字教材使用的期待之间产生冲突。因此，职业院校教师需要在教材创新应用与滞后的主体需求之间进行调节。

（三）角色域：关系视域下教师数字教材使用的两难空间

在符号学家赫伯特·米德（Herbert Mead）看来，角色是指人们处于一定地位并按相应行为规范行事，个人需要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立场，从而理解和内化不同角色的期望和要求，进而发展自我［14］。社会网络分析理论认为，世界是由行动者建构的网络组成，在这一结构中，行动者各自属性居于次要位置，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则是研究重点。置身于特定教育实践场域，教师需要认识自身角色边界，寻求多元角色之间的生态平衡，建构有效的关系法则。角色域的两难源于教师在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传统课堂中，教师角色具有浓厚的中心主义色彩，教师作为课堂、知识和权力的中心，扮演着权威者和主导者的角色，师生关系存在明显的“权力距离”，这种差异已成为师生所共认的隐性课堂文化。在种角色关系中，师生之间缺乏基于他者立场的对话交流，学生的主体意志被压制，双方难以通过有效互动实现共同发展。这种角色关系不仅体现在观念中，而且体现在校园、教师、桌椅等物理空间［15］，以及由校纪、班规等构成的制度空间。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凸显了以学生、问题和活动为中心的理念，将学生视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数字教材凭借数字化媒介延伸的技术控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由身体媒介形成的权力产生了“挤出效应”，教师的课堂主导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要求教师突破旧有的角色视域，积极主动地从知识的权威和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协作者，实现课堂权力的平等和结构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