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融”背景下高职院校生态位变革与优化

［摘要］党的二十大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意味着高职院校所处的组织生态域将发生较大变化，生态域范围大幅扩大、组织群落结构变化。在新的组织生态域中，特别是“三融”组织生态域中，高职院校所处的生态位向边缘偏移，与其他群落融合的机会增多。为了能够持续生存，并保持生态位优势，高职院校要积极适应外部环境，主动与其他生态群落融合，同时开展内部变革，扩大自身的生态位宽度，积极推动融合文化的形成。

［关键词］产教融合；生态位；组织生态学；制度学派

［作者简介］徐丹阳（1984- ），女，浙江天台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浙江  杭州  310000）毛建卫（1964- ），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冯旭芳（1983- ），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浙江  绍兴  31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同富裕下浙江省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项目编号：23NDJC370YB，项目主持人：冯旭芳）、2023年浙江省高职教育“十四五”第一批教学改革项目“高职电子商务专业‘劳创融合’的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jg20230212，项目主持人：张仕军）和2022年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技术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情感劳动现状与调节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GJ2022045，项目主持人：徐丹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5-0027-07

产教融合是教育领域的焦点，特别是在应用型教育领域更被广泛关注。产教融合由“校企合作”演变而来，是校企合作的扩容和深化。从语义上来看，原本的校企合作，“校”在前、“企”在后，是以学校为主导，带动企业参与合作。而演化为产教融合之后，“产”在前、“教”在后，凸显了产业的主导地位，强调教育要紧盯产业发展。“合作”意味着校是校、企是企，双方基于共同的目标达成合作。发展为“融合”之后，双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系统。这种融合是社会发展新阶段对人才培养变革的呼唤，尽管自《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产教融合制度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真正“融合”的生态远未达到，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在技术变革引领社会发展的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人才缺口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党的二十大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战略方针，将产教融合由企业和学校扩展至宏观政策层面，由政府主导，并更加关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这一“三融”的提出和实践，推动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广阔的生态域。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以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为基础，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生态域组成更加明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高职院校与政府、企业、普通教育、科研主体之间的个体关系和群落关系均发生了变化，从组织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就是组织群落环境和生态位面临着变革。在变革中，高职院校如何重新定位自身在新“三融”生态域中的生态位，如何抓住机遇获得后续生态位的优势，这是职业教育朝着真正的“大职教观”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深思的问题。因此，首先要厘清产教融合的新内涵，并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制度学派理论来审视高职院校的生态位。

一、“三教融合”的内涵

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核心是产教融合，另外两个融合是“产教融合”的延伸，是其已有内涵中生发出的新概念。因此，要从产教融合的内涵开始分析。近年来，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逐年增加，根据CNKI知网数据，2012年仅有4篇，而2018年已达1968篇，2020年更是增至3532篇，显示出明显的倍数增长态势。2021年和2022年均接近4000篇，体现了极高的研究热度。陈年友认为，产教融合是职业院校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行业企业开展的深度合作［1］。杨善江认为，产教融合是院校与行业企业依托各自的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以协同育人为核心的一种经济教育活动［2］。他将产教融合视为由产业和教育两个系统融合而成的有机整体。此外，有观点认为产教融合是一种组织形式，以罗汝珍等为代表，认为产教融合是教育与生产、服务等行业共同开展生产、服务和教育活动，并为产业部门提供合格劳动力的一种组织形式。［3］潘建华则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了明确定义，认为这类企业是能够与职业学校共同或独立完成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通过评审建设并经政府授权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有较大影响力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规模以上企业［4］。从内涵演变中可以看出，产教融合逐渐从仅考虑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演变为将产业与教育两个系统整合为有机整体，再到将其视为教育与其他行业共同开展丰富活动并最终提供劳动力的组织形式。这是一个内涵不断扩展的过程，融合的层面也得以拓宽，融合的机制更加丰富。

职普融通是产教融合在教育领域内跨维度的融合，它打通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之间的科研通道、人才通道、升学通道和其他通道，形成了两种类型教育之间的资源、学生、教师、知识、技术等方面的能量交换网络。一旦实现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畅通，就能够达到“通则不痛”的效果。

科教融汇是一种教育和科研相互渗透、相互助力的机制，通过教育激发和服务科研，让科研人才、科研项目、科研平台、科技成果汇聚于教育，以科研反哺和促进教学，形成元素之间的交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提出11项任务，要求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等，这些产教联合体和共同体建成后将成为新的生态群落，既是生态域中的组成部分，又是生态域重塑的动力。

二、高职的生态位变革

（一）所处的“融合域”发生改变

根据玛奇奥（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的观点，组织域中的组织“整体上构成一个可辨别的制度生活区域：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类似的服务或产品的组织”。［5］“三教融合”就是这样的组织域，在这个组织域中，学校是人力资源的培养者和供应者，企业是人力资源的培养者和使用者，政府既是促进者也是监管者。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在“三教融合”这一意义系统下协同运行，即形成了“三教融合域”。在以往的产教融合中，学校、企业、政府是相互独立的组织，各主体间是“弱连接”，难以用相同的规则和意义来联系。例如，企业是遵循经营逻辑的，学校是遵循教育逻辑的，政府是遵循行政运行逻辑的，各自的目标不同，目标之间关联性较弱。但是，“三教融合域”的形成，让不同主体找到了联结点，使“域”中的各组织之间彼此影响的程度加深，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关系更加结构化和系统化。

对高职院校来说，原本的产教融合是职业院校为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而与行业企业开展的深度合作［6］，所处的组织域内的组织仅包含院校和行业、企业。在新的“三教融合域”中，政府各部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这就意味着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和齐心协力。参与的企业与原来也有所不同，原来是中小微企业占大部分，一个院校与多家企业合作。新的“三教融合域”将会有一批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企业入场，也会有科研机构、中小学、普通本科院校等入场，多元主体的合作形成了更多元、更复杂的组织关系，使整个生态网络得以重新塑造。

（二）生态位发生偏移

在组织生态位的概念中，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关于生态位的观点，一种是以Hannan和Freeman为代表，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战略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是每个企业实际占据基础生态位的一部分或全部；另一种是以Baum和Singh为代表，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需求和生产能力方面的特性，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匹配后所处的状态。在企业生态系统中，由于各种内外部生态环境要素的变化，企业的生态会发生跃迁（大规模变动）或者移动（生态为中心位置的改变）。［7］由此，分析高职院校的生态位情况，“三教融合域”中高职院校占据的资源空间发生了变化，政策环境的变化导致其与环境的匹配状态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生态位的偏移，即从原来的中心位置向边缘移动。

《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该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研究制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出台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提升行业指导职业教育的能力、建立健全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的体制机制、建立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联动开发课程机制。［8］从中可见，产教融合的核心主体是职业院校，产教融合资源也聚集在职业院校。2019年《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规定了产教融合的具体目标，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9］《实施方案》鲜明地提出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力求改善之前院校“一头热”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产教融合中“教”的主体性被弱化，院校难以直接获得政策资源的投入，更多扮演了配合的角色，使高职院校的生态位产生了明显的偏移。202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左右，试点城市的突破和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文本中普通高校也被纳入了产教融合域，这将吸引大量优质、高端企业与其开展深度合作，但同时高职院校的生态位会进一步被挤压，向产教融合域边缘移动。

（三）与其他群落融合的机会增多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位的偏移是相对的。尽管高职院校的生态位向边缘移动，但由于整个产教融合域在不断扩大，其占据的机会空间的绝对值未必减小，甚至可能增加。组织域强调结构化的网络关系，包括参与结构、信息流、组织互动层面的同态程度，以及结盟和支配格局特点。［10］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原本属于不同群落，但是由于纳入了同一规则体系下的组织域，不同质的群落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实施方案》要求，积极建设培育一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为此，企业应更积极地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项目，发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依托企业建立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也是高职院校可利用的实训资源，能够解决原本实习实训场地不够、实训项目真实性不高等问题。此外，《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办学，提高规模以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比例。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与落实，增加了高职院校与规模以上企业的合作机会。同时，规模较大的企业能解决原本一个小企业无法接纳整班学生实习的情况，减少实习团体的拆分，从而降低教学管理难度，提升实习实训效果。

三、高职的生态位优化策略

（一）适应外部变化，主动与其他群落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