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摘要］在分析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内涵以及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价值和实然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应然路径：强化制度供给，促进现场工程师规范化培养；推进标准建设，提升现场工程师培养质量；满足产业人才需求，构建符合跨界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企资源共建共享，打造结构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推进评价制度改革，构建全过程监控的立体化评价体系。

［关键词］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现场工程师；职业核心能力

［作者简介］陈新姿（1971- ），女，山东烟台人，烟台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山东烟台 264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华职教社2023年度重点规划委托课题“高职院校‘五维并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JS2023ZD04）和2023年度中国电子劳动协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改革发展课题“链长制背景下高职产教融合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Ceal20231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5-0100-06

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求，到2025年，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现场工程师，旨在通过创新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机制，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为积极响应这一部署，不少学者对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科学内涵、能力素质和培养形式进行了理论解读和设想。探索依托高质量学徒制培养高素质现场工程师，助力职业教育赋能技能型社会建设，已成为众多职业教育学者越发关注的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对工作世界和劳动力技能提升的密切关注。近年来，鉴于数字化技术对工作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ILO先后发布《人工智能经济：对未来工作的启示》《ILO关于未来工作的百年宣言》《非正式经济下终身学习：文献综述》等系列报告，集中对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劳动力技能短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据统计，2000年以来，“技能”成为ILO各类政策和文件中仅次于“培训”“就业”之后的第三位高频词，“技能开发”成为继“人力资源开发”后贯穿ILO职业教育的重要策略［1］。本研究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系统梳理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内涵意蕴与现实价值，分析当前现场工程师培养面临的困境，并探讨现场工程师培养路径，以期为职业院校承接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提供参考。

一、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内涵

作为与劳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组织，ILO一直密切关注职业培训。早在1939年ILO的《职业培训建议》中，就明确了职业培训的概念及培训场所的要求，提出培训“尽可能是实际的”，应该“尽可能在类似企业的环境及条件下进行”［2］。1974年，国际劳工大会《人力资源开发：职业指导与职业培训》提出，职业培训是“给予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一种机械过程”，将对工作世界的关注转移到劳动技能培养上，明确政府应与雇主、劳动者团体加强合作，在“技能及职责的所有阶段”扩充职业培训，促进职业技能的供需匹配；同时，“各成员国应制定和开发职业指导与培训政策、项目”，并充分考虑“国家、地区层面就业需求”［3］。此外，ILO将学徒制界定为“基于规范的培训过程和内容，学员个体在企业内部或独立工匠指导下，针对某职业开展的系统、长期的职业培训”［4］，并发布了关于学徒制价值认知、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等政策和建议［5］。此过程中，ILO并没有提出“技能开发”概念，其关于劳动力技能提升的阐述多出现在人力资源开发系列文件中，职业培训多围绕提升人力开发战略中学徒的职业技能开展，是ILO“技能开发”的框架雏形。世纪之交，知识更新和技术迭代导致劳动市场中低技能工种需求减少，迫使劳动者不断更新技能以确保就业能力。2004年，ILO大会《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提出“创新教育和培训方法满足产业对新技能的需求”并形成“政府、企业、教育培训机构协商对话机制”［6］。在实现劳动者能力提升、工作条件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中，技能开发必不可少。2008年，ILO大会发布《关于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推动就业增长和发展的技能的结论》，提出的技能开发框架主要包括促使供应与目前对技能的需求相匹配、帮助工人和企业适应变革、预测和提供未来需要的新的不同技能三部分内容，该文件成为ILO关于技能开发的标志性文件［7］。2020年以后，ILO正式发起“终身学习和培训的学徒制发展”项目，促进所有人建立终身学习理念并获取工作世界所需的技能，并推动现代学徒制的创新政策［8］。

《通知》提出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是以政府政策和利益驱动机制为保障，面向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数字化、智能化工作内容，构建实体化运作的校企合作模式，形成企业、部门或国家级别的社会对话制度，帮助协调技能开发的过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依托中国特色学徒制，建立国家、行业企业、学校间对话机制。国家和有关部门进行“专业—产业”对接研究，关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结构调整等引发的技能新需求，制定技能开发政策。以企业为培养主体，着眼于工作世界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带给劳动力的机遇和挑战，开发高质量的技能培训项目，在特定领域、特定岗位和工作体系下保证学生获得职业技能，契合了ILO技能开发战略，也体现了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知识生产变革对人才培养提出的具象化要求。

二、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价值

2019年，ILO《关于未来工作的百年宣言》明确技能开发战略要“建立包括集体谈判和三方合作在内的社会对话”“确保教育和培训体系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回应”“促进能力的认证和可移植性”［9］。为确保职业教育与工作世界的紧密联系，《通知》提出面向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培养解决工作现场各种复杂技术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现场工程师培养是满足劳动世界技能需求的重要举措。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几乎引起全球每个行业的颠覆性变革。新技术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10］。第109届国际劳工大会提出“建立促进国家技能开发的终身学习体系和数字化战略”，明确“拥有多样化、适当技能组合的复合型劳动者”更具有就业优势［11］。然而，2022年ILO“全球青年体面工作倡议平台”显示，全球约20%青年既未就业，也未接受教育和培训，不具备与工作相关的数字技能［12］，技能人才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占7.5亿就业人员的26%；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30%。可见，亟须优化教育类型供给，扩大重点产业领域人才队伍规模。《通知》提出“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质量定位和累计不少于20万人的数量定位，从质和量两方面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人才供需矛盾。

2.现场工程师培养是助力产业变革的现实动力。人工智能驱动技术变革下的技能开发过程，应“将教育系统的重点放在能力上，并促进能力的认证和可移植性”［13］。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紧扣产业变革和企业发展需求，着眼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建设跨学科的工程实践课程，搭建生产性实训场景，提供学生参与工程锻炼的机会。此外，《通知》提出的项目承接学校参与技术攻关，能够促使职业院校发挥自身技术创新优势，在促进区域产业发展以及新产业孵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变革的现实动力。

三、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实然困境

1.顶层设计不健全，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存在缺失。新时代职业教育应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由政府统筹，建立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职业院校在内，多主体参与的现场工程师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技能开发和培训制度，并监督各项制度的执行和各项标准的落实。目前，针对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仅出台了《通知》文件，未在社会对话基础上建立政策保障、协调机制和实施细则，未形成符合多方主体利益的育人体系，对项目实施缺乏调研、分析和指导性意见。

现场工程师培养应通过精选优质企业、设定岗位类别和数量、多主体协同合作来满足紧缺岗位人才需求。但是，相关部门对重点产业布局、区域产业规划等缺少考察和深入了解，未对产业链变革、劳动力市场变化、现场工程师需求等内容进行分析，也未优化配置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难以对现场工程师培养进行有效的规划和指导。

另外，制约校企合作的“校热企冷”现象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职业院校期望与区域龙头企业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深度参与产业转型，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收益与投入往往不成正比，如企业师傅参与人才培养会影响生产过程、企业所需人才可通过市场招聘获得等，导致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2.培养标准不明确，课程结构未能对接职业核心能力培养。2017年，ILO《高质量学徒制工具包（卷1：政策制定者指南）》提出，“雇主、行业企业积极对话并制定学徒培训内容、形式和考核标准”［14］，明确了学徒培养的模式以及课程内容的制定方式。其中，企业主体地位是“优质学徒制与其他培训制度的重要区别”。但是，当前企业对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认识不足，对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对象、目标、内容和机制等缺乏明确的认知。此外，职业院校未形成面向企业生产管理和技术服务一线，提升核心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忽视了对学生职业岗位迁移能力的培养。

3.工程教育环境不完善，实践教学未与产业变革同频。ILO提出的使雇主与培训提供者建立联系并增加工作场所学习，凸显了工作场所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但是，当前现场工程师培养环境尚无法满足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框架下的人才职业技能需求。第一，传统单一的工程实践平台亟待提升为多学科融合的工程教育环境。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实践平台必须具有复合性。传统的以规模、数量等外延式发展为主的实训基地忽视了内涵建设，导致实践教学与岗位需求的分离。第二，实践教学内容源于单一教学课程，面向传统技术岗位，以技能操作或流程训练为主，且训练项目未能面向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的变革，未实现对接复杂岗位的教学内容更新，与人文素养培育融合度不高，难以满足现场工程师提升岗位迁移能力的需求。

四、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应然路径

ILO基于技能开发框架提出卓有成效的技能开发政策需要成为国家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雇主与培训提供者建立联系并增加工作场所学习、提高所有人对技能开发的可得性并改善其质量等策略［15］，旨在以技能开发框架下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劳动者学习，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据此，本文提出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应然路径。

1. 强化制度供给，促进现场工程师规范化培养。包括集体谈判和三方合作的社会对话，是国际劳工组织所有行动的基础，有助于各成员国制定成功的政策和决策。ILO技能开发框架下现场工程师培养，政府应加强与企业、职业院校间合作。

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联合多方主体，制定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政策法规，建立现场工程师培养组织机构，对培养工作进行全过程指导、监督；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区域产业布局和紧缺领域人才需求，遴选优质企业进行合作，形成企业培养意愿和需求清单，规划现场工程师项目的布局；关注新职业、新岗位、新技能需求，对接劳动力市场，建立就业和技能预测、监测、评估一体化数据库。从地方层面来看，要结合区域产业变革需求，将现场工程师培养与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同步实施；结合企业需求清单和行业实施方案，遴选优质职业院校与企业对接，明确项目实施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建立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