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研究

［摘要］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有其天然优势，两者间存在必然的逻辑纽带。通过调研走访，厘清乡村振兴发展痛点、难点、堵点，探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分析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据此，提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多方协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优化环境，鼓励优秀人才返乡创业；上下联动，激发农业经济发展活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矫玉洁（1988- ），女，山东乳山人，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杨毅（1972- ），女，山东蓬莱人，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硕士。（山东  济南  250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合作专项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发挥高校智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TZZX-12）和202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年项目“数字经济视域下县域金融生态体系赋能乡村振兴研究”（项目编号：22DJJJ20）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9-0093-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的应有之义［1］。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有其天然优势，两者间存在必然的逻辑纽带。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有相同的价值基础［2］，存在协同融合机制［3］。同时，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也有其内在的制度逻辑［4］、经济逻辑［5］。从历史的视角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政策经历了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的流变［6］；从现实的视角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仍存在区域布局与专业布局困境［7］、人才培养质量困境［8］、服务能力困境［9］等现实壁垒；从未来发展的视角看，职业教育还需要大力开发和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10］，着力发展县域职业教育以促进职业教育“在地化”［11］，有效构建“人+产业+文化”的乡村振兴模式［12］，推动形成“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团体”多方协同创新体系［13］，充分实现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衔接贯通［14］。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基于调研走访，重点分析乡村振兴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并结合目前的服务困境，提出职业教育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的针对性建议。

一、乡村振兴发展痛点、难点、堵点厘析

（一）乡村振兴发展痛点：收入增幅不大

增加农民收入是乡村振兴发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 2020 年11月，我国城镇化率为63.9%，仍有近5.10亿的农村人口。可见，乡村振兴有着数量庞大的服务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733元、32189元、35128元、36883元、3921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2359元、43834元、47412元、49283元、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021元、17131元、18931元、20133元、21691元。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5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6.2%、3.8%、9.7%、4.2%、7.6%，均高于城镇居民及全国居民。然而，由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相对较小，增速虽然相对较快，但绝对值增加幅度还不够大。同时，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在持续缩小，但2023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值仍然达到30130元。可见，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有效破解“二元制”城乡结构下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增长不足的难题，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推进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关注也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乡村振兴发展难点：造血功能不足

乡村振兴在实践过程中，多数以建设样板村等形式进行推广。而在建设样板村的过程中，大量村庄选择因地制宜，“靠村吃饭”，依托农村种养殖基础和乡村风光，开发农家乐等高端旅游业，打造网红野奢民宿，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此类发展经验的推广本来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可行性，但在运行过程中，大量村镇简单复制其他村镇的成功经验，形成千篇一律的“克隆村”，未做到“一村一策”，在特色化发展上缺少针对性，未能打造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品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和形式同质化现象明显。同时，在推广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的相关补贴进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注重挖掘村落文化和内涵，导致旅游淡旺季差距较大，每年只有几个月的游客接待量，缺乏发展的持续性规划。或者单纯依靠网红文化的助力，一段时间后网红、热点消退，就又重回低谷，发展后劲明显不足；或者推广不及时、宣传不到位，导致村庄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不足。以上种种现象都说明乡村振兴的持续造血功能明显不足，相应的补贴资金无法转化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一旦停止补贴就无法再发挥作用。

（三）乡村振兴发展堵点：人才流动制约

调研走访发现，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现象突出，人口结构失衡。现在大多数村镇中主要居住人口为老年人，年轻人外出读书、务工后返乡人数少，能够支撑乡村振兴的人才严重不足。老龄化现象加重农村养老负担，而年轻人不足导致村镇发展没有新鲜血液，缺乏新思路以及带动村镇发展的热情和活力。

人才是发展的保障，没有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无法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因此，有效吸引人才回流，或在现有条件下盘活人口存量，找准不同类型人口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好每一个人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是解决人才流动制约、畅通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一）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新增一线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学生［18］，职业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强基、兜底的重要作用。众多贫困家庭的学生通过职业教育练就了过硬本领，拥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精准性、高效性、实用性。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懂农业、会技术的现代职业农民，可以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202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推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双融双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新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均有其内在机理。

（二）新质生产力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

新质生产力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质态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水平的“跃迁”［15］。新质生产力起点是“新”，关键在“质”，其发展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存在双向驱动的底层逻辑，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以其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底色，将是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因子［16］。

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职业教育将产生系统性变革，推动大众转变对职业教育的传统偏见，使职业教育真正发展为具有自我特色的类型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职业教育将紧跟农业发展变化趋势，调整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以其普惠属性培养更多掌握复合型技术技能的高素质农民。农业未来发展中，农民将面临的是大规模、集约化的数字农业模式。需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走下去”、能落地的特色，让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让新理念、新思维乘上教育的翅膀，真正飞入千家万户，助力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三）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和根本动力，而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均，主要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高质量发展强调以数量增长为基础，以质量提高为核心，因此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是辩证统一的［17］。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是促进就业、普及技术的重要推动力。职业教育覆盖面广、准入门槛低、实践性强，可以有效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推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职业教育可以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种养殖技术，改变农业传统的营销思路和手段，为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的打造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让农业生产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可以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农业农村打造品牌文化、讲好品牌故事、提升品牌质量，进一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一）职业院校的区域分布和专业设置不合理

城乡发展不均衡现象不仅存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教育资源的配置也存在区域间不平衡现象。有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资源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省会城市职业院校数量约占总数的1/3［19］。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A档）的10所学校中，只有1所学校所在区域是乡镇，占比10%，其他学校均位于全国一、二线城市。我国的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集中分布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而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较少［20］。乡村振兴核心在“乡村”，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属性要求应有更多的职业教育办在乡镇。而现实情况是，职业教育呈现出向人口密集区、经济发达区聚拢的态势，这与学校办学条件、招生规模等要求一致，但不利于彰显职业教育的普惠性质，制约职业教育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职业院校所在区域远离农村，增加了职业教育深入农村、服务农业的成本，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同时，职业教育专业分布与乡村振兴需求存在错配现象。根据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等职业教育共有358个专业，其中农林牧渔大类共有专业31个，占比8.66%；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共有744个专业，其中农林牧渔大类48个，占比6.45%；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共有247个专业，其中农林牧渔大类13个，占比5.26%。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占比明显低于二、三产业，且其占比在中职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中呈现逐级递减态势。诚然，在“三农”发展中，二、三产业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服务业在农产品销售、配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农业类专业作为支持“三农”产业的核心专业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特别是在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如果农业类专业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那么依靠其他专业将更难产生良好效果。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囿于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学生考出农村进入城市后返乡意愿下降，不愿意学习涉农相关专业，倒逼职业院校在招生时将更多名额分配给其他专业，减少农业类专业招生甚至撤掉农业相关专业。

（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社会服务能力不足

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持续提升，然而当前存在职业教育涉农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第一，由于社会固有的对于职业院校的偏见，导致职业院校在招生时生源质量与本科院校有明显区别。第二，部分职业院校自身实力有限，又远离乡镇，没有充足的土地资源条件供学生实验实训，学生空学了农业相关理论，实践经验缺乏。第三，现代社会对于农业人才的要求不局限于掌握单纯的农业知识，还应具备相关的管理或者运维经验。然而，职业院校的涉农类专业课程一般集中于种养殖技术的传授，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缺少既懂农业生产又掌握经营销售和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制约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