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社会学视角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与路径

［摘要］时空社会学可以为我们理解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提供新视角。从时间逻辑来看，我国乡村发展正处于从城乡二元社会后期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从空间逻辑来看，我国乡村发展正处于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化农村转型期。依据乡村发展的时空逻辑，我国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目标认知、模式选择与动力机制构建等困境。而乡村振兴过程中所面临的时空困境主要是由我国城乡空间壁垒、空间挤压与时间停滞等所导致的，其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实质上就是利用乡村内外部资源推动乡村时空重构。为此，职业教育需要立足乡村社会时空结构，形成服务乡村时空重构的合力；紧跟乡村产业发展趋势，增强服务乡村时空重构的适应性；贴近乡村民众发展需求，凸显服务乡村时空重构的特色化。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时空社会学；时空延伸；时空压缩

［作者简介］李嘉（1990- ），男，江苏南通人，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硕士。（江苏 南京 210023）易小邑（1973- ），男，湖南邵阳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湖南  邵阳  411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及其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JA880079，项目主持人：易小邑）和202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产业变革逻辑的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4SJYB0110，项目主持人：刘艳春）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3-0014-0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乡村振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新的乡村发展理念，实现乡村振兴并构建新的城乡发展格局已经成为时代课题。我国乡村发展落后是一个历史积累性问题，要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发展难题必须对乡村发展的逻辑进行历史性与前瞻性的分析，同时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与需要重塑乡村发展模式。职业教育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党和国家也重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能力的建设；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办好涉农职业教育，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

人类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演变、城乡要素的流动都与时空相关，“重大的历史变革有可能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出现基础性的变化或‘特色’”［1］。时空社会学将时间和空间作为分析社会变革的外在“坐标”与基本变量，用时空特征的变化来阐释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但是，时空并非完全客观的，人的主观性、能动性是时空的核心属性，因而具有“人造”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在本质上均是通过人的能动性来“人造”乡村的时空。因此，从时空社会学视角来建构新的分析框架，按照时空逻辑去理解或预判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不仅可以发现与解读乡村振兴的独特意义，还可以从中探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

一、研究框架及背景分析

（一）时空社会学的引入

时空是构成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维度。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的“科学”（“绝对”）时空观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线性的且可测量的，也是测量物体运动时永恒不变的外在尺度。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并不是物体存在于空间中，而是这些物体具有空间广延性”［2］，即自然时间与自然空间是随着物体的运动而变化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时空，所有的社会时空必然是一定社会互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易变性与相对性。“相对时空观”颠覆了“绝对时空观”的局限，将“自然时空”延伸到了“社会时空”。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既是社会生产的构成要素，又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因此，生产不仅仅是某个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还是空间自身的生产。列斐伏尔“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3］观点，经过进一步的阐释与完善而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观”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使时空成为影响现代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变量，进而凸显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与主流话语。例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4］；英国学者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也“将时间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中心主题”［5］。可见，社会时空视角已经成为理解和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视角，一种以时空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与过程的“时空社会学”理论已经形成。

时空社会学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很强的阐释力。时空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维度，也是乡村存在的基本维度，乡村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时空为秩序进行延展的，乡村时空影响着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彰显出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分析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复线历史’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必要在‘触摸历史’与‘展望未来’的时空交互中，总结现代化经验，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识”［6］。

时空分析方法有助于对乡村振兴的基本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现代化总是在不断破坏时间和空间节奏，而现代主义的使命之一就是在瞬息万变和分裂的世界中为空间和时间生产新的意义”［7］。时空的现代转换就是社会的现代化转向，如现代“即时技术”使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加速变化，人的时空观念与特征也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新技术导致的“时空压缩”就成为现代社会的时空特征。因此，乡村振兴就是乡村社会时空的重塑。

时空社会学是将时空作为社会建构内部变量的方法论，它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有利于得出新的观点与结论。正如美国学者华勒斯坦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成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8］。

（二）时间逻辑：城乡二元关系的历史演变

尽管乡村与城市都是人类生存的聚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揭示了城乡二元关系的运动变化过程，特别是城乡在时间向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为分析乡村振兴的时间逻辑提供了清晰的判断。时间逻辑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趋势，我国乡村振兴的时间逻辑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关系的演变过程中。

原始农业社会之前，人类世界并没有城市与乡村之分。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并滋生了私有制，社会开始从平面结构转向“金字塔”结构。出于安全需要，处于“金字塔”的社会群体开始建造城堡以防御外敌，从而形成了“城市”，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城乡二元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模式是以传统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技术对农村经济的贡献度几乎为零，“拓土垦荒”或“增加劳力”是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式，农村整体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从农业发展水平来看，此阶段属于传统农业时期，从城乡关系来看处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初期，因此将这个时期称为“传统农业时期的城乡二元社会初期”。

工业技术发展使城市的工业生产效率逐步得到提升，但传统农业因为投入不足与技术停滞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正是由于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的效率差导致了农业劳动者向城市流动，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型。这种转型增强了传统农业进行专业化与现代化改造的紧迫感，进而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农村出现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撂荒、农业污染与农村经济渐衰等现象。在此阶段，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型，城乡结构进入到城乡二元社会的后期，因此称之为“现代农业转型的城乡二元社会后期”。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禀赋与基础不一样，但现代生产技术进步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动力。生产技术的进步客观上推动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引起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外流，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与土地要素投入被降低，传统小农模式被瓦解，工厂化的农业与产业化的农业工人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突出标志。这一现象表明，工业化发展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逐渐消解了城乡之间在经济、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促使社会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乡一体化结构。

根据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分析城乡关系演变的实践逻辑可以看出，城乡惯习的演进经历了“混沌一体”“二元对立”与“融合一体”等几个阶段。城乡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走向一体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当乡村产业对人口的承载力达到平衡时，乡村发展就会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最终实现乡村现代化。

（三）空间逻辑：乡村振兴的空间功能

时间逻辑揭示的是乡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全貌，而空间逻辑“重视挖掘空间的政治属性或社会性特征，将权力结构、权利诉求、文化观念、社会关系等建构性内容作为理解和阐释空间的理论重点”［9］。因此，要找到真正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根源，需要用空间视角来探寻乡村振兴的空间功能。

乡村振兴担负着“构建国内大循环”与“应对经济风险”的功能。2020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与“堵点”均在乡村，乡村消费市场扩大了，城乡经济循环也就打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消费结构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乡村对基本生存性资料的消费占比持续减少，而对教育、健康、交通等方面的消费持续增加，传统“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正在被“市场主导”的消费模式取代，这些变化为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拓展了市场空间。同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应对这些风险与挑战的底层逻辑在于稳住农业基本盘，夯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国家经济发展就会失去粮食供给与部分原料。因此，一方面，乡村要发展第一产业，以保证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粮食和农产品供应；另一方面，乡村要不断提升自身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消费能力，为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发展提供强劲不衰的动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我国也逐步进入社会转型时期，这个过程伴随着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风险需要化解，而乡村具有明显的“就业蓄水池”与“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例如，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解工业化与城镇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可以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可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等。同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既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又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成就，总是与乡村的贡献分不开的。例如，农村包围城市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选择，从建立农民合作社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乡村是我党重要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农村脱贫攻坚战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不体现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此外，我国乡村既是孕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地理空间，又是传承与发扬这些文化的重要载体，担负着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重要功能。无论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还是朴素的农耕文化，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向往；无论是乡村的红色革命文化旧址还是村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故事，均是增强我国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动力来源。

二、当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面临的时空困境

（一）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错配，降低了服务乡村振兴的总体水平

从时空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重构乡村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等三种功能空间，并使他们发展协同效应。当前我国乡村普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人力资本匮乏且内生力不足等“空心化”的空间特征，尽管职业教育在理论上可以有效降低“空心化”乡村的脆弱性，增强乡村的空间韧性，但这些目标的达成需要职业教育本身具有坚实的资源作为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分布存在严重的空间失衡与空间错配现象，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