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的发生机制与防控策略研究
作者: 娄雨璠 王瑜[摘要]隐性辍学现象制约着西南地区中职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这种从常态学习向隐性辍学的转变主要经历了推力作用与拉力作用相互博弈的过程。防控中职学生隐性辍学需要从外控保障逻辑向内生治理逻辑转变,即注重情感体验的校社合作,消弭文化差距性;强调多元协同的校企合作,消减文化一致性;创新资源共享的校际合作,激发文化内生性。
[关键词]隐性辍学;西南地区;中职学生;推拉理论;控辍保学
[作者简介]娄雨璠(1998- ),女,河南新乡人,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硕士。(广东 广州 510000)王瑜(1982- ),男,河北定州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 南宁 53029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广西教育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广西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的发生因素及防控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JD10)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3-0096-0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这不仅因为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及教育、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因为职业教育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而社会中的种种因素却抑制了职业教育应然价值的发挥,尤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学子占多数的中等职业教育更应该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利益相关者发展需要为己任,实现由外控保障逻辑向内生治理逻辑的转变,从而提升自身的教育价值与实用价值。因此,影响中职教育均衡发展的隐性辍学不仅仅是教育层面的问题。不同于显性辍学,隐性辍学是指学生的学籍显示在校,甚至正常缴纳教育费用、正常参加考试,但是学生却整日游离于课堂和教室之外,静候毕业的一种非常态教育现象。也就是说,学生的学籍依然保留,但是学生本人在课时以及课程上未达到标准要求,具体有“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人在爱不在、人在力不在”的特征。由此,探讨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的发生机制及其防控策略对于教育防返贫与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任务具有深远意义。
一、西南地区中职学生隐性辍学发生的基本现状
隐性辍学与显性辍学存在着内在关联性:在发生时间上隐性辍学先于显性辍学,在发生过程上显性辍学是经隐性辍学转化而来的。换言之,隐性辍学是显性辍学的前一阶段,显性辍学是隐性辍学的可能结果。这就为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的识别与研究提供了可能。梅莹在《浅谈中职学校学生流失率》一文中指出,综合全国各地中职学生辍学的数据,当中职学校的学生辍学率高于10%时就属于异常现象。
调研发现,中职学生价值信念与期待信念之间的相互作用诱发了隐性辍学现象,期望价值理论为此提供了分析依据。期望价值理论认为,个体对任务的选择性、坚持性以及主动性是由该行为目标的诱因价值与个体的主观期望共同决定的。具体而言,中职学生对中职教育的环境期待与实际环境之间的差距导致中职学生从主观上降低了中职教育的内在价值,从而产生了体验不良;专业迷茫使中职学生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降低了对中职教育的内容期待,无法感知中职教育的成就价值;意志薄弱是在成本的引诱下,中职学生对中职教育的效用价值认识不足;制度反抗则是中职学生原有的环境期待与实际环境之间的差距而引起的。
1.体验不良产生了隐性辍学的观念。体验不良多源自开学之初,其根源在于中职学生对中职学校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降低了学生对中职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可,即学生丧失了参与中职教育活动的兴趣;其表征为学生未能处理好对新的校园生活、管理模式以及学习方式的适应问题。一方面,隐性辍学是学生在与学校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进行交互作用之后,依据个人生活经验而对这种主观体验所做出的判断与抉择。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学校管理、人际氛围是学生体验的对象,学生的个人经历是判断的标准,学校客观条件与学生主观体验的匹配度是学生抉择的依据。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制度也是体验不良产生的诱因。学校管理制度不仅是制度本身的客观结构,也需要顾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观需求。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学生对学校管理制度的体验与评价就成为衡量管理制度有效性的关键指标,也与隐性辍学现象直接关联。
2.专业迷茫催生了隐性辍学的心态。专业迷茫是实际教育内容与中职学生的内容期待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使得学生重新思考专业的成就价值,也就是对专业价值以及完成专业重要性的认知。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专业后迷茫的状态密切相关。除了教育质量本身的客观结构外,学校教育质量还应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观需求。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学生对专业的深入了解是建立专业认同感的基础,这也是规范学生学习行为的重要前提。而专业认同感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这就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寄托着一定的目的与期望,这种目的与期望及其将要实现的程度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行为。所谓实现的程度,体现在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上,社会观念对某一专业的评价以及此专业的社会发展现状影响着此专业的学生。
3.意志薄弱导致了隐性辍学的行为。意志薄弱是中职学生在缺乏较为成熟判断力的前提下,对各种成本的衡量尚不成熟,从而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引诱。意志薄弱在中职学生隐性辍学中较为常见,并主要围绕手机这一客体展开。可以说,手机成为意志薄弱的隐性辍学者的行动载体之一,也为隐性辍学者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提供了便捷途径。事实上,中职学生对于学习还是有一定正确认识的。调研发现,大多数学生对遵守校纪校规、遵守课堂纪律等学生应尽的义务持赞同态度,并认可“上课玩手机、睡觉等行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若将这种思想深化为“无手机校园”“无手机课堂”的行动,学生的态度就偏消极了。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学生在知识乃至情感层面可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是若从意志与行为层面对引起隐性辍学的客体进行管控与隔离,学生就会持否定态度。
4.管理反抗激化了隐性辍学的表现。管理反抗是由中职学生原有的环境期待与实际环境之间的差距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学生对教师管理和学校管理进行反抗,以突破管理带来的约束感,从而实现内心某种需求得以满足的目的。根据学生反抗力外显行为的强弱程度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积极反抗型、消极反抗型以及逃避反抗型三种。积极反抗型是指学生对教师权威的挑战以及对学校制度的违抗。此类学生对学校管理制度持漠视心态,对于反抗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太关心。消极反抗型是指学生顺应教师的管理并遵循学校管理的时间制度,但是对时间框架下的内容要求是一种消极的逃离状态。逃避反抗型是指学生对教师的管理以及学校管理的暗中违抗。也就是说,学生不想公然触及管理红线而遭到惩罚,但是在意志薄弱、同伴效应或猎奇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学生主动避开管理的监视,暗中进行违抗。
二、西南地区中职学生隐性辍学发生的作用机制
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经历了从常态学习向隐性辍学的转变,这一变化过程可以看作学生在思想层面的状态流动。由此,研究人口流动问题的推拉理论就为解释隐性辍学现象提供了适切性。推拉理论认为,流动行为是在迁入地拉力与流出地推力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迁入地与流出地都存在着拉力作用与推力作用,二者的相互博弈促进了人口的迁移行为。在现实中,之所以相同环境下会产生迁移与流动行为的差异性,是因为个人的主观看法贯穿于推拉全过程,并决定着推拉作用的博弈。中职学生隐性辍学就是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发生的。
1.推力作用:供需失衡引发中职学生隐性辍学。中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感知到的矛盾与冲突是其由常态学习向隐性辍学转变的推力因素。这种转变是学生结合自身经历所做出的主观抉择,由于学生感知到的推力作用及其程度不尽相同,便产生了差异化的抉择结果。
中职学校教育发展对于企业需求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此产生的脱节与配适问题成为学生隐性辍学的推力之一。就业导向决定了中职教育不仅要遵循教育链与产业链相互衔接的规律,还要遵循教育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学生培养质量受中职学校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积极性与深度的影响,这种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学生隐性辍学的一种推力。影响校企合作积极性的是校企关系体中学校和企业双方主体的主导利益。对于经济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方来说,其决策的基本依据是对成本与收益之间关系的考量;而教育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校方承担着知识再生产、文化再创造、人才培养等任务。由此,在学校和企业的利益矩阵中,学校主体与企业主体之间交叉融合的目标便成为校企合作的立足点。但是学校和企业在社会领域的归属终究不同,这就影响着二者合作的深度。二者利益不对等与不均衡的事实容易使学校和企业形成不充分、不完全的联结,从而使校企合作形成偏利共生格局。也就是说,基于“利益点”的联结无法兼顾校企双方隐性利益的发挥,将校企合作囿于利益表层,从而无法真正实现“利益链”的深度融合。如此,对于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学生而言,无疑会转化为一种隐性辍学的推力。
2.拉力作用:制度赋能消除中职学生隐性辍学。在推力作用下,中职学生较容易流出学校场域,这也就是显性辍学的发生机理。而隐性辍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与推力因素相抗衡的力量,即拉力因素。正是拉力因素的存在,有辍学倾向的中职学生才没有转化为显性辍学,而是以隐性辍学的状态存续于学校场域之中。影响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的拉力因素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如政府资助制度、学校管理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所产生的拉力作用,才使得中职学生的辍学观念与辍学行为得以消解。
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中职学生的培养与就业,进而发挥政策的拉力作用,减少隐性辍学的发生。例如,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高职专科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要“搭建人才供需信息平台,推进产业规划和人才需求发布制度,引导职业学校紧贴市场和就业形势,完善职业教育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从而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科教融汇”更是凸显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方向。由此,毕业与就业相衔接的职业教育链条缓解了教育供需失衡引发的推力作用,增加了对隐性辍学的拉力作用。同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资助政策发挥对隐性辍学的拉力作用,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使学生及家长更多地关注教育本身,从而发挥教育的育人本质,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建立了以免学费、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为主体,以学校资助、顶岗实习、地方政府资助和社会资助等为补充的资助政策体系。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对这一资助政策体系进行完善,其释放出的优惠免除了学生及家长“因学返贫”的顾虑,对中职学生隐性辍学而言也是一种拉力,因为中职学生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在学业等方面达到一定要求才可以获得相应奖励及资助。
此外,中职学校的管理制度对学生行为发挥着规范与约束作用,从而对隐性辍学释放着拉力作用。学校管理制度是学校管理者实施学生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一切行为活动的准绳。例如,有的中职学校的《学生管理手册》明确规定了处分的适用条件、“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情况及处理流程,同时对学生请假、学习考核等学习要求也做了详细说明。学校管理制度从作息时间、学习内容、行为规范等方面约束学生的在校行为,阻止学生向隐性辍学发展。
三、西南地区中职学生隐性辍学发生的影响因素
在推拉理论框架下,个人的主观看法决定着推拉作用的博弈,并最终决定着流动结果。由供需失衡而产生的推力作用与制度赋能而产生的拉力作用相互博弈,影响着中职学生的学习状态。在教育场域内,隐性辍学者与常态学习者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就在于隐性辍学学生所具有的个体独特性。为充分理解这种个体独特性何以形成,就必须将隐性辍学学生放置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理解,进而探求中职学生隐性辍学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调研发现,西南地区中职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和脱贫家庭,在成长过程中受家庭文化和乡土社会文化的影响颇深。家庭文化与乡土社会文化形成一种文化合力形塑着中职学生独特的行为意识与文化表征,所以下文将对这种文化合力与中职学生隐性辍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