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产教科城融合生态机制构建与研究

［摘要］产教科城深度融合是加快数字经济时代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有效产出区域城市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实践中依然存在区域城市、行业、产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优质资源发挥不充分，校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合理等问题。文章在分析高职产教科城融合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产教科城生态体系体制机制，建立城行校企研多层进级互融并进组织架构，规范拓展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出入口，实施产教科城平台+高职产业学院、科技研发投入+人才培养产出校企共荣共享策略，补齐产教融合建设短板。

［关键词］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产业学院；高职院校

［作者简介］刘悦（1981- ），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山东  济南  250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21年度国家一般课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增值性评价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JA210103，项目主持人：张宗国）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5-0079-06

高职院校产教科城融合建设旨在寻求各方协同发展，就构建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而言，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通产教科城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坚持产教融合。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再次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发展机制，打通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成果转移链条，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带来持续鲜活的生命力。本文试图系统分析高职院校产教科城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分类设定产教科城融合生态因子耦合维度，分布设立产教科城深度合作场域，搭建融合生态体系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系统动力反馈型数字经济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模型，将政府、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的政策、人才、资金、资源增值，与学校的育人目标、育人模式、社会服务领域、学生职业素养实现分布式耦合，从根本上激发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焕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教育性、公益性和服务性。

一、高职院校产教科城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

数字经济时代，产教科城融合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常由彼此依赖、共同促进、对外表现出一定功能的若干要素构成。高职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通常具有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但欠缺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能力，而服务区域城市发展的中小微企业产品批量生产能力与市场化能力较强，但受限于创新能力不足，两者需要深化合作，实现校企互助共赢。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精准对接新职业的人才需求缺口，实现产业与专业同步升级和同向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城市、行业、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金、人员、设备等优势，全方位参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产教科城融合发展过程中，企业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参与者，需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和平台，通过资金投入、共建基地、人员培训、技术研发和输出等方式，参与学校发展决策、相关资格标准制定和认定、专业设置、课程开发等工作，将生产性实践活动与学校教学活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产教共融机制与模式，促进教育链、产业链、利益链有机衔接，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满足企业利益需求的同时，有效解决学校产教科城融合资源不足的困境。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实施者，通过理事会、董事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课程和教材开发委员会、教学管理和督导机构等组织通道，将产业用人标准和岗位规范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建立省校、市校、区校人才供需协调纽带，架设技术技能更新桥梁。产教科城融合生态机制寻求各方协同发展，行企校研相互支持、相互渗透、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弥补产业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短期新型人才缺口，使政、校、企、研之间的协同创新形成闭环反馈增益性发展。

二、高职院校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构建路径

（一）产教科城深度融合的基本理路

构建产教科城融合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建成一个与内外环境复杂联系，由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等基本要素构成的开放性教育系统。系统中不同参与主体如不同的生物种群，在时空分布和数量组合上呈现出自然与和谐的状态。企业和高职院校作为社会系统两个相对独立的元素，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特征，其结构和功能是否优良，需从其体制机制构建、特征表现、个体性能、要素耦合等方面提供科学的生态审视框架。由此解决产教科城融合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推动形成更为完善的体制机制，为区域数字经济和产业转型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产教科城的深度融合首先应从职业教育组织架构建立、专业链与地方产业链深度有效对接、人才培养模式设计、“双师型”教师队伍打造、校企合作平台搭建、优质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设计整体构建框架，改进高职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制机制，建立城行校企研多层进级互融并进组织架构，规范拓展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出入口，实施产教科城平台+高职产业学院、科技研发投入+人才培养产出校企共荣共享策略，激发科教融汇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加深校企双方高质量发展要素耦合程度，解决产教科城融合不紧密导致的盲区路径依赖问题，全面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各地产教科城深度融合模式探索提供借鉴样本。

（二）产教科城深度融合的场域分析

高职院校场域可划分为有限生产次场和大规模生产次场。前者注重人才培养、职业技能等教育资本，后者注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地方资本。地方行业企业主要掌握社会经济资本，通过社会经济资本换取人才资本、科技资本、教育资本等；而高职院校、技术研发机构与之相反。两种资本地位同等重要又兼具异质性，剥离同质化后，各自主张的价值体系也呈现分歧，因而需要选择合适的载体，承担有机黏合剂的角色。产教科城深度融合合作场域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A（代表高职院校场域）、B（代表地方产业场域）、C（代表技术研发场域）三个场域构成广义上的产教科城合作场域E，它们的交集部分D代表了不同场域耦合的结果与成效，构成狭义上的产教科城合作场域（如图1所示）。

面对各种特殊力量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高职院校产教科城深度融合场域可看作一种多空间并存，省地市区域产业场域、学校场域和技术研发场域等各元场域空间分化并融，依存客观关系进阶的网络构型。这种多元场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通过融汇复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性资本等多种类属资本，实践惯习。建立完善的产教科城融合生态系统耦合机制，可为各元场域实现创新发展打造合作与展示的平台，通畅元场域间的交流渠道，进而实现多元价值链赋能增值。

（三）产教科城生态因子的耦合分析

产教科城生态因子耦合从物理意义上是指各种产教融合运动形式或系统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内部逐步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动态制约关系，系统内部各耦合因子必须存在某种关联。产教科城各因子的耦合是产学研合作水平及创新能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综合体现。

知识作为合作创新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创新要素的互动与交流中产生放大效应。从合作对象角度来看，产教科城存在地方行业企业、高职院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耦合互动；从资源观角度来看，存在知识、技术、资金等耦合互动；从构成要素角度来看，存在物理系统耦合、知识基础耦合、管理系统耦合和文化价值耦合四个维度的耦合互动。物理系统耦合通过选择设定一系列统一标准或提供相互兼容匹配度高的技术、设备等物理介质，实现技术共享与打破知识吸收壁垒，保障知识的传播性和流通性。知识基础耦合是在保证知识原有特质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知识的集聚度。管理系统耦合是用来提高界面沟通的有效方式，同时也丰富拓展了知识本体基础的传播路径。文化价值耦合是为了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思想观和行为观，提高合作的认同性，形成命运共同体，提高知识与技能的演进效能。

1.产教科城融合生态因子耦合度量的内涵确立。以生态因子为主线，涵盖产教科城融合体制机制、人才配置、资金投放、资源整合、育人目标和模式、社会科研服务领域、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职业素养等要素，协同进行优化定位；通过耦合度量模式的设计和实施，对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及其内部各生态因子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施加影响，有效引导产业、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同向同行、高质量发展，使整体和各组成要素达成优化目标。

2.产教科城融合生态因子耦合度量的范畴界定。一是定性定量评价相结合，容许不确定性。由于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和生态因子的复杂性，其耦合度量不可能做到绝对精确，只要利益相关要素能够协调、系统平衡稳定发展即可。二是生态因子耦合度量需对应行业、企业、高职院校、科研机构具体的发展要素，在产教融合生态群落内，将影响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构建的要素，整体设定或分解设定为生态因子纳入度量范畴，每组生态因子可以尝试独立观测和联合观测相结合，明晰个体和整体可用资源和优化目标，实现全局最大投入产出比、收益成效回报最高，引导影响整个生态体系稳定向好运行。

3.产教科城融合生态因子耦合度量的方向标定。生态因子耦合度量模式以“目的”为基础方向进行整体架构，其“目的”是“生态系统和要素最优聚合协同运行”，即通过耦合度量生态因子的设计与实施，有效优化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及其生态因子，推动其协调发展，满足行业、企业转型升级中的技术研发创新和经济效益增长等刚性需求，同时适配高职院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质量就业、高水平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等评价指标。

（四）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影响因素框架模型分析

1.通过建设期望与公平双向约束的内生有效动机激励策略，解构产教科城融合生态系统影响因素框架。动机激励水平取决于企业和学校的心理行为对期望值的预估及衡量个体付出对于满足自主发展的吻合度。激励策略会影响生态体系可持续发展效能和个体协同创新能力的发挥。观测产教科城融合过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各参与主体都需要个性化的推动力，以此建立各主体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2.基于系统动力学反馈控制理论，构建产教科城融合生态因子动态增益调节模型。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是一个非线性、时变性的复杂动态系统，而系统动力学作为一种综合性学科，糅合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并关注和解释系统的动态变化与因果关系，支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复杂动态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系统动力学基于信息数据与状态等变量的反馈控制，从整体系统视角出发，追踪系统各要素发展及相互影响。系统动力学通过流图、因果图等表征建模的逻辑回环，以及显性模型因子的内在联结，展示过程变量因子的变化趋势和相互关切。在不同参数和不同情境下，对复杂系统内部结构及其动态演变路径展开研究，为决策者因时而异地选择不同策略提供指导和借鉴。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动态系统中各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与迭代路径要从整体视角分析，确保地方行业企业、高职院校、科研机构等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统一的目标，发挥特有的资源优势，提高资源配置率和利用率，通过权责明晰共治、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最终实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命运共同体。在建模过程中要逐一厘清影响产教科城融合生态体系构建的因素，由于各因子之间的边界非常明确，最终目的是实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集聚，因此，要提升企业行业的创新实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体现生态建模的逻辑性、系统性、结构性和稳定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