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根据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通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在教育结构上要强化系统协同，在人才培养结构上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专业结构上要深化产教融合，在技术结构上要进行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振兴；适应性；价值逻辑；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温婉华（1987- ），女，广东梅州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讲师；韩树林（1967- ），男，河南项城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图书馆馆长，高级政工师；张平（1986- ），男，甘肃陇南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研究员，博士。（广东  深圳  51805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中华职业教育社规划委托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创新与深圳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JS2023ZD01，项目负责人：韩树林）、2022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广东青年志愿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GJ003，项目负责人：温婉华）和2021年度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习近平职业教育重要论述及深圳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dzz21011，项目负责人：张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7-0014-07

作为对接产业最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技术人才和技能支撑，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层次和不同模式的职业教育要主动建构与乡村振兴的稳定耦合关系，开展适应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释放类型优势的最大效能。但是，当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协同不一致、供需不匹配等。鉴于此，本文从适应性理论切入，分析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据和价值逻辑，探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提升的路径。

一、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基本依据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期间，明确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求”的办学理念和“立足福州、面向市场、注重质量、突出应用”的办学宗旨，这是其较早关于“怎样办职业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在浙江和上海等地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强调“坚持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积极发展面向市场的职业教育，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类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和实践创新改革的行动指南，也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依据。

（二）适应性理论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学理基础

适应性理论源于西方生物学界，是研究自然界生物为求生存与发展，顺应环境发生变化的生物现象的一种理论。随着人们对生物适应性现象本质的深入理解，“适应性”已嵌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拓展至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城市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适应性”包含功能主体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两个方面（主体和客体），两者双向互动、动态协调，呈现出“系统”“协同”“动态”等重要特征。“适应性”具体到教育领域中，主体包括学校、受教育者等，客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美国学者Henry Etzkowitz关于大学、产业和政府的“三螺旋理论”，研究了三者密切合作、相互作用的关系。潘懋元教授认为，教育的“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制约”，教育主体必然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体）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为之服务”，教育主体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体）发展服务。针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学者们认为，职业教育一方面要根据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变化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如构建适应的课程体系、适应的教学方式、适应的实习实训场所、适应的乡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成立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等。

（三）发达国家经验是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国际参鉴

世界各国关于职业教育助推乡村发展已有较为成功的模式，如以美国、加拿大为主体的北美模式，以英国、德国、荷兰为重点的西欧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等。美国为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无法适应乡村变革要求的问题，一方面采用乡村学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共享培训计划、教师、技术等资源；另一方面强调教育公平，关注乡村弱势群体，设立学费低廉、入校便捷的农村社区学院。英国先后颁布了《职业指导法》《职业选择法》《就业与训练法》等法律法规，强化个体在早期教育中培养职业指导意识，还特别重视多元的职业教育办学形式，由国家举办的农业培训中心，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的短期培训班，高、中、初农业职业教育和大量业余农校及短训班构成多层次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日本为提高农村文化技术教育适应性，开展以提升农业经营能力为核心的农村科学技术教育，因地制宜保护乡土文化，结合特色传承技能。此外，国际组织也主动探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适应性提升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1年发起“教育的未来与乡村振兴教育”系列对话，探索农村教育适应和面向未来的措施和机制。国际劳工组织为非洲国家和柬埔寨乡村的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二、适应性视域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

（一）国家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包含共同富裕、国家文明、制度科学等重要特征。

1.推进共同富裕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然而，乡村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生活脆弱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实现共同富裕依然任重道远。职业教育具有“兜底性”的价值，“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同时，职业教育还具有“赋能性”的高位价值，高质量职业教育推动涉农技能人才培养和涉农技术下乡，技能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跃迁。

2.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映射着该国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连续九年位列世界创新国家之首的瑞士，制造业是最重要产业，其次是服务业。“德国制造”长盛不衰，与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迈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据《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职业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显著提升，全国55所高职院校被评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中职涉农专业点超过3500个。职业教育通过涵养“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现代精神文明，发挥了一流技术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通过传承村规民约、家规家训，推进“垃圾分类”“厕所革命”，也进一步强化了乡村文明建设，提高了国家整体文明程度。

3.推进物质、人与制度相协调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人与制度相协调的现代化。”①“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只有持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改善，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②参鉴国际经验发现，职教发达国家均强调通过制度建设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培训者规格条例》《职业培训章程》《考试规则》，美国的《莫雷尔法案》《史密斯—利弗法》《史密斯—休斯法》《加强21世纪生涯与技术教育法》。我国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新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同样体现了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支持职业教育持续服务乡村发展。

（二）社会层面：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现实进路

现代技术在推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和产业深度变革的同时，已开始向乡村渗透，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力量。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目标，该目标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指引。

1.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现代化。农村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短板。以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巢化、人口老龄化为表征的乡村，农技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建设基层农技人才队伍遭遇结构性短缺难题。当前乡村社会开展再培训和职业技能教育效果甚微，基于农业技能更新的终身学习状态远未达成。因此，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可以充实农技推广队伍，促进农业技术的跨界养成和持续升级，弥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短板。

2.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职业教育是奠定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基础的教育类型，其提倡“以技立身、技高为荣、匠心育人”的技术文化，触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技术赋能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通过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带富”的乡村技术技能技艺人才，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促进农民转向新型职业，且是人们乐于追求的职业，而非传统认知中生在农村别无选择的不公平的命运。

3.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内在需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凸显了科技和技能支撑现代农业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技术培养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类型，强调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工作岗位要求的契合度，促进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变。因此，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在需要。

（三）学校层面：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举措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基于学校层面的价值逻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要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1.适应“培养什么人”的办学目标。2023年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中，要求同学们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职业教育要大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爱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德技双修的职教人才，让他们在乡村，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欠发达地区施展才干。

2.适应“怎样培养人”的办学模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于2021年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大脱贫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打造升级版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推进乡村振兴育人工作。一项国家开放大学的调查显示，职业院校毕业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培养的农村大学生留在家乡的比例平均达到90%。职业教育通过提供面向乡村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服务，达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乡村人才振兴目的。

3.适应“为谁培养人”的办学宗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必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办学宗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精髓，要贯穿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即以农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农民和农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把农民的满意度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根本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