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时代意蕴、实践困境与行动路向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的建设，对于助力质量强国建设、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服务产业经济需要、提高学校整体实力和满足人的发展需求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前，实践层面仍然存在文化建设意识不强、保障制度建设不足、主体参与程度不高、环境氛围营造不浓、发展特色优势不显等现实问题。对此，应通过加强意识引导、制度支撑、主体参与、环境优化和特色凝练等方式，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任胜洪（1973- ），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兆惠（1999- ），女，山东潍坊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贵州贵阳 55002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共同富裕视角下高职院校赋能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B084，项目主持人：韦卫）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2-0031-09

一、问题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肩负着培育各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势迅猛，但质量问题仍旧是其短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这与往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等相比，也表明了提高质量逐渐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文化是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积极的质量文化建设是赋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最有效的手段。质量文化是高职院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中形成的质量理念、价值观、形象、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及物化形态的总和，它既包括技术层面的质量保障手段、工具和流程，也包括观念上的主体参与度、向心力、发展愿景、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塑造，更是质量管理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体。如果质量文化能够真正内化为高职院校的内生意识和共同价值追求，那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便有了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基于此，本研究分析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时代意蕴，厘清了质量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

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时代意蕴

（一）助力新时代质量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并整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由于发展基础不够坚实，推动质量文化建设工作仍然任重道远。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质量强国，这既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愿景。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了质量强国建设的主要目标，指出“到2035年，质量强国建设基础更加牢固，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质量和品牌综合实力达到更高水平”，并提出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质量文化建设”。关于质量文化，早在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就提出要优化环境，推进社会主义先进质量文化建设，提升质量文化软实力。由此可见，质量文化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作为质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更宏观的国家质量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为土壤，所以它既是全体师生共同的质量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公众统一的质量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细化。因此，高职院校培养的大量高素质技能创新人才在进入劳动市场和社会后，已经内化于心的质量价值追求和质量行为规范会发挥作用，引导他们发自内心地追求高质量。这将从根本上强化全民质量、责任、改进意识，提高全社会追求质量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动质量强国目标的实现。

（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系列决策部署标志着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逐渐从经济领域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相应地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但我国职业教育在经历了规模化的外延式发展后，正向内在软实力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是提升高职院校内在软实力、实现职业教育内涵式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具体而言，通过加强内部质量文化建设，使高职院校进一步明确和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引导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学校的质量行动，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其必须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产业链和人才链的适配度，形成产业链吸引人才链、人才链反哺产业链的良性循环，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建设就是人才链同产业链相匹配的体现。具体而言，高职院校在办学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高度适配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与普通高校相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服务特征［1］。这也就意味着高职院校质量文化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它的形成需要吸收区域产业文化的精华，要与产业生产、经营、服务、管理方式以及劳动者的意识与行为规范等相关联和适应。因此，这种质量环境下培养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

（四）提高学校整体竞争力与社会公信力

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和认可度与普通教育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明确指出，“质”是提质培优的核心要义，只有强化高质量发展理念和行动，在教育质量上建立全社会的公信力，才能真正确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社会价值与地位。但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社会公信力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质量文化的建设则是高职院校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高学校整体竞争力和社会公信力的有效手段。各高职院校都是独特的存在，围绕自身的发展历史、学生成长路径和教师专业发展轨迹来构建质量文化，包括独特的课程建设、质量目标、质量理念、质量价值观、质量标准、质量规范等。这些文化要素与学校共生共荣，经过长期的积淀，逐渐内化为师生共同的价值认同，也形成了学校独有的质量文化资本。质量文化资本的累积不仅能提升学校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能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

（五）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需求

高职人才培养质量既要满足外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目标，也要满足内部“培养整全的人”的教育目标。所谓“整全的人”，不仅要求学生拥有胜任工作的技术技能，还要具有适切的品德和职业道德［2］。质量文化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育人文化，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它在通过课程建设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注重借助文化这种非强制性教育形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者所传授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如诚信意识、责任感、团队意识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品德与职业道德。良好的品德又对个体行为的矫正具有教化作用，使个体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思想与行为自觉。此外，质量文化高度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学生个性、自由、创造性的发挥。它通过建立学校内部平等对话沟通机制和塑造信任文化有效地提高了师生、校生之间的沟通质量，不仅有助于教师了解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还给予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和学校质量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践困境

（一）质量文化建设意识不强

质量文化是推动学校前行、提高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内在动力。当前多数高职院校的质量文化建设意识不强，质量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有效激发。究其原因：一是对质量的认识尚未上升至文化层面。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但贯穿这条生命线的灵魂却是文化。由于办学历史和发展基础的局限，高职院校对质量建设的认识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教学资源和条件完善、制度层面的质量保障技术与手段强化，未从文化的视角对质量保障与管理工作进行整体性规划与协调。二是学校自身的质量主体责任意识尚未觉醒。长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多采取政府主导、政策驱动的外生发展模式，高职院校处于被检查、被评估的被动角色，对政府外部管理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且作为质量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主动发展意愿匮乏，导致高职院校推动质量文化建设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当前，诸多学校在发展规划中提及“质量文化”，但在实践操作中，鲜有学校专门且有意识地制定质量文化建设的实施规划、方案或指导性意见。

（二）质量保障制度建设不足

制度是文化结构化和程序化的体现，也是文化传播最为有效的载体。建设包括质量组织、标准、监控、评估、信息采集、年度报告、诊改等质量保障制度［3］是实现质量文化培育目标的前提。审视高职院校质量保障实践活动，不难发现质量保障制度明显不健全。一是在质量组织建设上，很多高职院校未建立专门的质量保障机构和专业化的质量诊断、评估队伍。即便部分院校设有相关部门，也往往作为教务处、教学督导处等部门的从属机构存在，易出现权责不明、推诿扯皮的现象。二是在质量标准制定上，尽管国家已出台针对专业教学、教学条件建设、人才培养及岗位学习等领域的质量标准，但职业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制定工作尚未被提上日程［4］。国家层面统一、规范的质量标准的缺失，使得高职院校在制定内部质量标准时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质量标准在指标设定与权重分配上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难以客观反映高职教育的实际状况。三是在质量平台建设上，内部互联、一体化的数据信息平台建设滞后，各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质量数据采集、管理和使用缺乏系统性，给质量评估、监控、诊改工作带来较大难度。四是在质量保障手段上，师生、行业企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主体参与度不高，特别是来自用人单位和社会的意见未能得到关注；过程预警和结果反馈的时效性不足，且教学评估、教学检查、毕业生跟踪反馈、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等质量监控体系不够完善；主体意识缺失，导致诊改流于形式，只为满足短期的、碎片化的评估工作，没有建立常态化的周期性运行机制。

（三）质量主体参与度不高

教师和学生作为高职院校内部质量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参与度却远远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参与质量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被激发。高职院校内部主要采用行政化导向下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强化了学校管理层对学校教育教学事务的权威性控制，使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在质量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教师和学生这两个与质量文化建设最为紧密的基层群体，不论是在学术决策还是行政管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话语权。管理层负责制定并执行质量建设规划，师生则更多地处于被动接受与执行的地位，其关于质量建设的期望与需求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回应［5］。长此以往，易使师生形成“质量文化建设是管理层、学院领导及质量保障部门的职责，与自身关系不大”的片面认知［6］。二是参与质量建设的能力和素养有待提高。近年来，高职院校积极拓宽招生渠道，生源也从原先的普通高中生、中职生为主，逐步覆盖“两主四辅”（退役军人、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由于生源结构较为复杂，“四辅”群体中部分人员长期脱离教育体系，使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习惯、集体意识、文化底蕴等方面相对薄弱［7］，综合能力与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同时，高职教师队伍也不断扩大。其成员来源多样，包括高校硕博研究生、本校留校生、企业兼职教师及社会技能人才等，但多数仍来自普通高校的硕博研究生。他们普遍缺少行业企业工作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重理论研究、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些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师生对“质量”概念的深入理解，导致他们的质量意识和能力相对薄弱，难以有效支撑当前学校质量文化建设工作的推进。

（四）质量环境氛围营造不浓

当前高职院校在内部与外部质量环境的构建上未营造出支持和重视质量的良好氛围。一是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职业教育的外部质量环境尚未形成。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偏低，常将其视为次优选择。尽管我国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和刻板印象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这也给学校质量文化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持消极态度，不仅未能形成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外部质量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高职院校质量建设的积极性。二是学校师生崇尚质量的内部环境氛围还不深厚。质量文化的建设包括校园的标识体系、形象宣传、文化景观，更为重要的是师生基于心理认同所展现出的优良校风、教风与学风。高职院校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理想。一方面，以学业成绩与文化考试水平为标准的教育分层机制，使高职学生对群体身份产生抵触和抗拒，比如专业抵触、学业懈怠和职业对抗。另一方面，受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影响，许多高职教师的辛勤付出不能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加之学生厌学、不尊重教师等课堂失范行为，使得教师难以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进而表现出职业倦怠，影响他们全身心投入学校质量建设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