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逐步增多，在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教育合作从无序走向有序，合作办学从单一走向多元，合作形式从线下走向线上。然而，数智时代的到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如合作机制尚不完善、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共同体”意识薄弱、教育数字化程度和水平差异明显。因此，为提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适应性与现代化，需要双方协同构建系统的数字化合作新机制、共同搭建职业教育合作数字化新平台、推动制定差异化职业教育合作新战略、协力构建更加创新包容的数字教育联盟。

［关键词］数智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教育数字化

［作者简介］周敏（1991- ），女，湖南怀化人，岭南师范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博士。（广东  湛江 524048）马早明（1966- ），男，安徽枞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2022年度委托课题“东南亚地区教育战略行动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MIC-YJC-2022012）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6-0032-06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一直保持着稳步推进和不断深化的良好发展态势，成为中国对外教育合作的典范。双方抓住新契机促进本地区和平发展和社会繁荣，制定了多个“行动计划”，旨在深化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数智时代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中国—东盟数字教育联盟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构建起更具韧性的职业教育共同体，成为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关注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教育数字化转型，剖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促进合作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径，为推进建设更具适应性与现代化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提供参考。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现状

（一）教育合作从无序走向有序，合作规范化加强

我国同东盟各国在地理位置、政治文化、经贸往来上具有天然的联系和深远的历史渊源，且双方在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上具有较好的互补性，这使得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极具潜力，而且随着双方合作规范化的加强，合作由初期的无序状态逐渐走向有序发展。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逐渐形成合作共识，为合作走向规范有序签订了多个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教育合作协议，如《中马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缅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教育合作协议》《中柬教育合作协议》等［1］。文件较为全面地规约了双方教育合作的相关事宜，为双方教育合作逐渐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道路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已与东盟多个国家签订了学历互认协议，这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走向规范化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此外，还推行了有利于双方教育合作的利好政策，推动学生跨区域流动，促进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走向高水平发展。例如，我国增加了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名额，旨在鼓励东盟各国师生来华留学交流，并支持更多我国学生赴东盟国家进修学习。同时，全力打造升级版的“双十万计划”［2］。总之，不管是协议的签订还是利好政策的推行，都促使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日趋规范与紧密，也是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一个十年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基。

（二）合作办学从单一走向多元，合作品牌效应显现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双方社会人文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经济贸易、智慧城市等合作领域提供人才和可持续动力［3］。这不仅彰显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也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的内容提供了指引。

从职业教育合作的目的来看，即通过合作，学校可以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同时，合作也可以促进学校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改进和发展。从我国外交部公布的《中国—东盟合作事实与数据：1991—2021》可知，“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超过20万。中国高校开设了东盟10国官方语言专业，东盟国家建设了30多所孔子学院”。这表明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国际教育合作交流已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从双方互派留学生到孔子学院的“全面开花”，既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形式的多元化体现，也为职业教育更好地“走出去”，提高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更多契机。

（三）合作形式从线下走向线上，职业教育迎来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2022年，东盟提出《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要求加快推动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培育适应数字时代的新人才。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我国数字化发展作出最新规划。中国—东盟正努力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教育基础设施来推动双方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和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一是为了缩小地区建设差异，“中国—东盟信息港”应运而生。目前，我国与东盟七国完成了双边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建立了覆盖东盟十国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这为消除数字鸿沟，共筑“数字丝绸之路”带来了契机。“中国—东盟信息港”这一数字平台已成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信大通道，是区域性国际大数据资源应用服务枢纽，对促进双方人文交流与职业教育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我国根据东盟各国的需求，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继续拓展职业教育合作领域的技术合作。2022年，“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通过链接地域时空来汇聚优质教育资源，做到让教育零距离和让沟通无国界，为双方合作办学提供了大力支持。三是倡导职业教育课程在线建设，深化教育数字化合作。在“教育强国”“数字强国”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多数职业院校加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开展了大规模的在线课程建设。我国与东盟国家联合开发的“在线学术课程项目”，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让跨区域、跨学校的职业院校教学活动成为可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合作保障制度有待健全

教育合作机制应包含畅通的联系沟通渠道、制度化的职责安排、形式化的程序设置、常态化的决策协商、规范化的事务流程等［4］。具体而言，中国—东盟的教育合作机制应该关涉双方教育部长会议、职业教育数字论坛、职业教育数字联盟等［5］官方会议和重要民间组织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但从实际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层次合作对话机制尚不完善，双方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合作的高规格对话数量少且时间间隔长；合作与交流机制不健全，虽然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具有地理和人文优势，但是参与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合作领域广的交流合作平台尚缺；处理合作纠纷的仲裁机制尚未建立，针对因我国与东盟各国教育发展层次结构、质量水平极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冲突，目前还缺乏相关的政策性文件、法律法规；双边合作、多边合作的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我国与东盟一些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在师资建设和办学水平上存在差异，阻碍了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提升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合作办学质量仍须加强

合作是否具有吸引力往往决定着合作的现状和前景。东盟除了新加坡，其他国家发展情况整体落后于中国。贾姆希德·哈立德（Jamshed Khalid）等人根据东盟各国在国家和机构层面的国际化程度，将东盟国家分为高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和低发展水平国家三个层次，其中，新加坡属于高发展水平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泰国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属于低发展水平国家［6］。因此，我国留学生在学历提升或短期培训目的国选择上往往不会以东盟中等发展水平和低发展水平国家为首选，东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同时，职业教育相关特色课程开发不足，课程吸引力有待加强。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案例综合来看，课程设置重复、内容缺少新意和特色；教师自身对国际课程的理解不够透彻，缺乏对学生参与国际课程的正确引导等。此外，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供需适配度低，合作办学的模式缺乏创新。目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专业大多集中于旅游管理专业、语言教育专业、商科、农业等，“一带一路”建设紧缺专业及其人才培养较为欠缺；在项目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推动现代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生搬硬套现象，缺乏创新［7］。

（三）共同体意识薄弱，合作影响力有限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自提出以来，一直被视为推动双方合作的重要保障和内生动力，但目前仍处于薄弱建设阶段。学者们虽然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概念分别从价值、现实基础、社会挑战和行动设计层面做了详尽的分析，但实践中共同体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共同体意识薄弱问题凸显。从合作层次上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没有包括学历教育的各个层级，主要以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为主，合作的学科领域集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从合作人员上看，除师生互派以外，科研、管理人员交流互访较少，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合作机制；从整体上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尚未形成可复制、可传播的合作经验。究其原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不仅涉及我国与东盟各国职业教育高校合作办学，还关涉双边合作甚至多边合作，这都使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增加了难度。同时，从中国—东盟长期以来的合作看，还缺乏长效的合作机制，合作影响力有限。因此，如何强化共同体意识，解决好从合作层次到合作整体布局上存在的问题，将是未来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良好格局和提升合作影响力的关键。

（四）教育数字化程度和水平差异明显，职业教育合作走向数字化转型受阻

目前，我国和东盟各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投入持续增加，各种数字技术不断应用于学校教育、课堂教学、专业实习、模拟实训、教学评价等领域，并逐步成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新生态正在逐渐形成，但仍面临着现实困境。一是教育数字化程度和水平差异明显。如新加坡数字经济发展较早，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数字化发展则较为滞后［8］。二是数智时代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理念和现实需求发生明显改变。数字智能设备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和易操作等竞争优势，让原本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机器所替代，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要快速适应数智时代产业转型需求，为其输送具备专业数字技能的人才。三是数字化给合作办学带来了冲击。传统的合作办学以群体教育和线下教育为基本形式，在合作办学的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群体约束力，有利于监督与评价。而在数智时代，合作的渠道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教”与“学”在时间、空间和进度上可以有所差异。但长期集中的线上合作办学导致师生、生生之间无法进行面对面交流，且基于数字化的学习平台，需要学习者具备较高的自控力、主动学习能力，这无疑对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数智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行动路径

（一）协同构建系统的数字化合作新机制

数智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可以协同构建系统的数字化合作新机制，实现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一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数字化合作推进机制。双方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政府间交流合作机制，如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推动举办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等［9］，努力打造更高层次的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线上对话体系。落实“政府主导，部门统筹”的合作推进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制度建设。同时，也要做好职业教育项目合作与数字合作安全的维护，在质量评估与监管等方面做好统筹服务工作。此外，通过推动数字化教育国际标准制定，促进数字化教育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其中，制定国际标准可以增进各国在数字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发展，提高数字化教育的水平。二是建立以协同发展为目标的合作保障机制。双方要将合作的相关机制进行统一整理、归并与集成，以避免当前相关各种交流与合作机制碎片化和彼此相对封闭的现象发生［10］，同时还要根据职业教育合作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双方磋商协调机制，要将已有的合作保障机制纳入增强双方文化互信、人才培养与共创友好家园的愿景目标之中。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践行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教育数字化转型倡议。我国和东盟应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契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此重塑合作机制，为形成关系更为紧密、合作更具保障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新模式提供可能。三是利用好现有合作平台，为双方长期交流合作提供窗口。发挥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大会”“中国—东盟数字教育合作中心”等现有合作平台的作用［11］，加强双方在合作办学、人才流动等方面的共商共建。积极参与东盟高等教育空间的建设，增加中国—东盟职业院校的交流与对话；启动参与建设职业教育联盟、职业教育数字发展联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12］。此外，在双方政府主导与推动下，支持或扶持非官方性质的组织与机构，与职业院校形成协同、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促进双方教育资源的对接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