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利益主体的诉求、矛盾冲突及协同治理

［摘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政府、企业、职业院校、教师及学生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由于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因复杂的利益需求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产生育人性与营利性、生长性与工具性、集体性与全局性的矛盾冲突。为有效推进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治理，需要通过消解认知偏差、构建利益协同机制、强化基建供给和重视政府调控作用来妥善协调利益冲突，从而确保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协同治理

［作者简介］林小平（1983- ），男，浙江温岭人，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 311112）成楚洁（1997- ），女，浙江余姚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硕士。（浙江宁波 315012）许世建（1982- ），男，四川苍溪人，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博士。（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协同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YJA880063，项目主持人：许世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2-0045-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作为与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面临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是何”“为何”“如何”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在职业教育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的持续创变过程”［1］，其特征在于“以价值转型为导向、以数据要素为驱动、以系统变革为追求”［2］。此外，也有研究者针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企业、教师、学生等要素展开分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涉及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系统性工程［3］。如何准确把握各参与主体的核心利益诉求，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形成协同合作的机制，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迫切任务。

当前，学者们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内涵与特征、转型动因、面临的困境与对策，以及对数字化转型中政府、企业、教师、学生等各方面的角色，鲜有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剖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诉求，以破解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壁垒。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高度适切性，如由参与主体共同控制，与利益相关者组织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在保证职业院校内部参与主体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平衡校外主体利益诉求，与利益相关者组织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鉴于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详细阐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深入分析相关主体在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以期顺利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

职业教育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是典型的跨界融合型教育［4］。因此，准确分析职业教育复杂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性质和特点，明确各自利益诉求，是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本文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具体语境，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在该过程中进行一定专用性投资，期望获得利益，并承担风险的个体或群体”。相关主体活动能够对转型过程产生影响或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涉及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学生和教师等。

（一）职业院校的利益诉求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服务者，其利益诉求通常包括：其一，教育数字化转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职业院校致力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将这些智能化的教学工具和资源融入教学过程，实现教学模式的全面现代化。这种数字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还能够实现个性化学习，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其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数字化平台，职业院校可以实时跟踪和分析最新的产业动态，准确把握各个专业和岗位的需求变化。职业院校能够更加有效地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实施深度产教融合，培养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其三，发挥智库作用。通过数字化转型这一契机，与企业尖端技术平台紧密合作，职业院校能够参与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过程，逐渐成为技术创新和服务的重要平台，扩大其在社会和行业的影响力。

（二）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

行业企业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协同配合者，具备利益本位的价值取向，其利益诉求通常包括：其一，优化人力资本。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诉求是通过数字化培训和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企业希望通过与职业院校的深度合作，培养出具有数字化技能的技术型人才，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在智能制造、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需求，从而增强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其二，助推技术革新。企业通过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借助院校的科研力量和技术资源，加快自身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需要借助职业院校的实验室和技术平台进行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职业院校的创新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施最新的数字技术，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三）职业院校师生的利益诉求

教师和学生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执行者和直接受益者。对于学生而言，其利益诉求通常包括：其一，提升就业竞争力。职业院校的学生希望通过虚实结合的数字化情境学习在高度仿真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获取先进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的实践技能，从而提升数字化素养和就业竞争力。其二，实现自我价值需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资源和策略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帮助学生在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中获得自我实现。教师希望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校企深度合作提供的信息化平台，培养先进的数字化理念和数字化教学能力，从而持续提高教学竞争力，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其三，获得专业发展。职业院校教师旨在利用数字化转型中优质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及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得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四）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

政府部门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管理统筹者，其利益诉求通常包括：其一，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政府的首要诉求是通过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缓解因产业升级导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岗位逐渐被智能化和自动化取代，新兴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通过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政府希望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技术能力，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数字化人才，进而缓解就业供需失衡的问题。其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依托于数字技术的持续更新迭代，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转型不仅彰显了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也通过其数字化升级极大地促进了教育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政府部门通过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有效助力各行各业的布局调整和转型升级，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引领数字经济迈上更加繁荣的发展道路。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

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取向差异是影响合作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职业院校、企业、政府和师生作为主要参与方，因其各自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诉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取向与价值选择。这种差异引发了各方在数字化转型中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和不平衡。下面将从利益取向的角度，探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背后的成因。

（一）育人性与营利性：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利益取向冲突

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合作者，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职业院校作为教育机构，本质上注重育人，具有长期性和公益性［5］。其首先强调教育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旨在通过教育提升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企业属于营利性组织，本质上追求盈利。其首先强调效益，即通过职业院校培养出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交换是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基础。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双方进行资源交换的目的是借助对方的优势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或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5］。然而，不同主体由于自身属性不同，呈现不同的利益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职业院校育人的长期性使得企业难以快速获取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迫切希望具备岗位胜任力的学生上岗，将人力资本快速转换为生产力以满足自身经济需求。职业院校在此过程中注重价值理性，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数字素养和技能的人才，这使得职业院校难以在企业期望的生产周期给予相应的利益回应。当企业发现自身在参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难以快速实现从产品或服务到现实价值的过渡，以最小的成本招聘到好用的技能人才以满足自身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要时，容易导致双方在人才供需间存在利益冲突，缺乏长期深入合作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企业因营利性所产生的排他性使职业院校缺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技术支持。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出于保护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必须拥有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超越的技术或能力，这意味着企业在参与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很难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提供给学校。学校需要不断更新设备和软件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当企业难以给出适切的产教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方案时，职业院校将缺乏先进技术来支撑企业技术薄弱点的迭代研发，从而导致双方在技术供需层面的利益诉求出现分歧。

（二）生长性与工具性：师生群体与企业间的利益取向冲突

职业院校师生与企业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企业在人力资源上表现为对工具性的追求，体现在企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上，即通过数字化工具和职前教育来培养能够迅速适应岗位变化的技术人才，并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在职培训，不断提升员工适应智能化工作模式的能力，以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职业院校师生作为个体，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本体生长性。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师生不仅关注技术技能的提升，还关注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双方不同的价值取向易导致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速成性和专用技能的强调，往往导致职业院校师生个体的自我成长需求难以获得满足。对学生而言，数字化转型使得学生迫切希望能够进入企业参加顶岗实习，在高度数字化的竞争环境中通过虚拟实训、仿真系统等数字技术培养数字能力和创新思维。然而，企业的工具性往往强调技能的专用性和速成性，迫切希望职业院校学生迅速上岗。因此，企业通过数字化平台主要提供与岗位直接相关的任务，重视学生的短期生产力，较少关注他们的长期技能发展和创新能力培养。这种“重使用、轻培养”的理念，限制了学生在技能和创新空间上的提升。当学生感到自身的技能提升受限、在未来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减弱时，他们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也会随之降低。同样，对学校教师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学校提出了更高的教学模式和实训设备升级需求，迫使职业院校不断革新教学方法。职业院校教师迫切希望进入企业，获得一流的数字化技术实践经验以提升自我专业发展能力。企业为优化成本，多通过数字化工具提供基础技能培训，较少涉及核心的数字化技术经验分享，导致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有限，容易滋生利益受损的失落感和挫败感。

（三）集体性与全局性：校企与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取向冲突

校企与政府部门在利益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职业院校与企业作为利益相关方，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其决策主要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倾向于促进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相比之下，政府的价值选择则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其核心关注点在于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展现更为宏观的战略视角。这种由利益相关方的选择所带来的局部利益追求，与政府着眼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时会产生一定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部门从全局角度出发进行资源配置，可能会因为资源分配的广度和重点不同，使得部分职业院校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未能获得足够的资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成效慢的系统性工程。政府出于全局性考虑，为尽可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会选择经济能力强、师资水平高的职业院校和技术研发能力强的企业进行试点参与。优质数字资源不可避免地向经济发展较好地区中的企业和职业院校聚集，而处于经济发展劣势地区的校企则缺乏资源支持，造成不同区域间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配置和流动失衡，导致群体间数字素养鸿沟逐渐拉大，衍生出新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取向差异也导致两者在权责分配层面出现失衡。教育活动作为非营利性活动，服务于广大社会群众，具有非竞争性，这使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再是单个利益相关者的义务，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公益组织都具备承担义务［7］。因此，政府机构往往希望各企业主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资金、资源以及技术等方面投入更多。然而，企业在面对这一转型时，出于自身经营成本的考虑，期望政府能够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保障措施，以便顺畅地进行转型升级，并确保其商业利益得到维护。这种双方在责任和期望上的不对等，可能会导致合作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时出现责任推诿和利益争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