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饭圈乱象治理的理论探究与实践进路

摘      要：体育饭圈乱象屡屡引发争议，已成为影响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从理论与实践维度探究体育饭圈乱象的社会表达与社会治理手段。研究认为：体育饭圈乱象的社会表达主要呈现在资本逻辑下体育的泛娱乐化发展、流量至上导向下媒介信息的片面化传播以及乌合之众效应下粉丝情绪的极端化倾向等方面。基于此，将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三治”融合治理思想融入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工作中，治理体育饭圈乱象应当以自治为基，激发体育饭圈治理内生动力；以法治为本，提升体育饭圈治理法制化水平；以德治为先，铸就新时代体育饭圈治理之魂。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体育饭圈；三治融合；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5）01-0045-07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path on chaos governance for sports fan circles

LI Luhao1，ZHANG Dazhi2，TIAN Wenbo3

（1.College of Wushu，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3.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08，China）

Abstract： The chaos in sports fan circles has repeatedly caused controversy， and has become a major risk factor affe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chaos in sports fan circl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n believes that the social expression of the chaos in sports fan circle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pan-entertainment development of sports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one-sided dissemination of media inform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raffic supremacy， and the extreme tendency of fans' emotions under the mob effect.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thought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s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in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aos in sports fan circles.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aos in sports fan circles should be based on self-governance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sports fan circl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improving the level of legalization of sports fan circles governance; and also taking moral governance as the first priority to forge the soul of sports fan circle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ports sociology；sports fan circles;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治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发展性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体育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深入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化解体育领域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还是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饭圈文化日益出圈，逐步向体育领域蔓延，衍生出体育饭圈文化。体育饭圈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表达，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的社会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运动员作为优质偶像对公众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大众对于体育赛事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日益提升[2]；另一方面，体育饭圈化过程中的乱象频出已然成为影响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2024年8月3日巴黎奥运乒乓球女单决赛中，当陈梦战胜孙颖莎卫冕冠军时，比赛现场的阵阵嘘声，观众向陈梦做出的“竖中指”动作以及社交媒体上充斥的对陈梦的攻击言论，将体育饭圈文化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针对巴黎奥运会期间饭圈文化的“出圈”，2024年8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整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会上表示，要坚决铲除畸形“饭圈文化”在体育领域滋生滋长的土壤和条件，为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实现营造稳定有利发展环境[3]。由此，体育饭圈乱象的存在与治理就成为当下体育领域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试图通过体育饭圈乱象的社会治理视角，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思想对体育饭圈乱象治理进行理论省思和实践探讨，以期为新时代体育治理方式的创新夯实基础，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1  乱象的背后：中国体育饭圈的现象学探视

饭圈文化逐步蔓延至体育领域，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媒体和短视频时代便捷信息的获取以及个体的崛起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饭圈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事业的繁荣，为运动员带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然而，近年来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与“娱乐至死”“流量至上”的错误导向下，体育饭圈文化逐步走向畸形，进而形成畸形体育饭圈文化。

1.1  泛娱乐化：资本化运营的体育发展图景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4]。尼尔·波兹曼认为娱乐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表达，现代社会因娱乐至上而导致文化浅薄和精神空虚的现象。随着全球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资本发现体育不再只是竞技场上的角逐，而是一个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娱乐化平台。于是，为完成人格化蜕变、实现自我增值，资本借助互联网技术与“粉丝经济”不断推动体育饭圈化发展。他们往往会对体育赛事进行精心包装，在比赛的各个环节加入娱乐元素，赋予体育更多的娱乐属性，将体育从单纯的竞技角逐，转变为一种包含多重娱乐元素的综合体验，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在资本逻辑无止境增值逻辑的推动下，体育逐渐被娱乐化浪潮所裹挟，展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倾向，粉丝不再仅仅是纯粹的文化娱乐消费者，而是逐步被资本异化为有组织、有计划的、且具有共同利益诉求与情感诉求的畸形共生体[5]。运动员也不再只是赛场上的竞技者，他们的形象被大量运用于广告、代言、联名产品等商业活动中。

张继科在其职业巅峰期，以超凡的竞技能力、俊朗的外形以及突出的个性成为众多粉丝的偶像，而粉丝热情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令其频繁出现在商业活动中。2017年张继科以6 000万元年收入迅速上升至2016年中国体坛财富榜第二位[6]，而过度的商业活动令其训练和比赛时间被大幅压缩，竞技状态受到影响，逐步淡出体育圈。频繁地出圈也使得他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开始转变，从一位世界冠军逐渐变为一个娱乐化符号。在泛娱乐化趋势下，体育逐渐失去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易于消费的娱乐商品。体育赛事的核心价值被娱乐属性所稀释，运动员的竞技精神被商业利益所绑架；观众也不再仅仅只关注比赛结果和运动员竞技表现，而是更加注重比赛的娱乐效果和情感共鸣，这一趋势也使得体育饭圈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畸形。

1.2  流量至上：片面化传播的体育信息表达

李普曼[7]认为，“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二是虚拟环境。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导致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现代人对这种虚拟环境的验证能力愈发减弱。当媒介歪曲环境时人们无法验证，还会将其视为现实环境而展开行动”。勒温[8]在《群体生活的渠道：社会计划与行为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把关人理论”。他认为：“信息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者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益迭代，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型网络媒介成为大众获取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网络媒体则成为体育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

网络媒体为追求流量最大化，往往会有选择地传播内容，突出某些争议性与娱乐性体育事件以追求流量最大化。在传统媒介时代，体育报道的重心多集中在比赛结果、运动员技战术分析和与赛事相关的叙述。随着大众媒介的崛起，媒体发现纯粹的竞技内容已经无法获取较高的的流量与关注度，而与体育明星个人生活相关的话题却能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这也导致网络媒体逐渐将报道重心从体育竞技本身转向这些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和争议的内容，进而催生围绕体育明星私生活而非其竞技表现的畸形饭圈文化。此外，为追求流量最大化，媒体会通过制造对立情绪，标题党、断章取义等系列营销手段以获取源源不断的流量[9]。道格拉斯·凯尔纳[10]认为，媒体将体育运动转化为出售商品、名人价值以及媒体消费社会机制的一个奇观。在此背景下，媒体报道的体育赛事如同一出戏，媒体成为导演，运动员则成为演员，这也成为体育饭圈乱象频发的媒体表达。

1.3  乌合之众：极端化倾向的粉丝情绪宣泄

“心理群体是在某些既定条件下，因某种原因而聚集起来的，表现出与组成人群的个人截然不同的特征，情感与思想趋于一致且失去自我意识的组织化群体”[11]。心理群体特征在畸形体育饭圈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并成为推动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相较于个体，心理群体具有偏激与冲动的特点，在决策时往往会走上极端[12]。体育粉丝在饭圈化过程中，会被饭圈思维裹挟，把体育赛场变成饭圈追星的实践场所，进而出现极端的社会表达。特定的运动员如刘翔、苏炳添、郑钦文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其高超的运动技术和优秀的意志品质被社会大众认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此情境下，部分饭圈粉丝会神化运动员，理所应当地认为其应当战无不胜。把体育追星当成娱乐圈追星，在运动员获胜时无脑吹捧，失利时疯狂拉踩，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得部分体育粉丝走向偏狭与极端，无法理性看待竞技比赛与运动员[13]。此外，心理群体往往缺乏推理能力且易受他人暗示。在体育饭圈中，粉丝的理性判断力被群体的情感所掩盖，他们更容易受到群体内部或外部领导者的暗示。这些领导者可以是体育明星本身，也可以是一些在体育圈子中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群体领导者利用简化的、感性的语言和符号来煽动粉丝情绪，引导粉丝群体行为。因此，一旦突发事件出现，饭圈粉丝易受到圈层意识影响，产生一种盲目的顺从感，从而跟随饭圈群体做出无意识极端行为，导致体育饭圈乱象频发。

2  “三治”的引入：体育饭圈治理的理论借鉴

“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服务工作中，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和德治3种手段，以形成系统化、一体化、协同化的体制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从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功能与定位来看，自治是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重点解决社会治理主体和组织形式问题；法治是社会治理的“硬实力”，着重解决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和手段问题；德治则是社会治理的“软实力”，重点解决社会治理主体与社会道德修养问题。“三治”融合的目标是实现基层善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动力源泉[14]。从自治、德治、法治三者间的辩证关系来看，自治是孕育法治的土壤，同时也为德治教化提供了天然制度保障；法治是自治的边界和保障。如若失去法治保障，自治便无法顺利展开，一些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自治得到解决，但夸大自治的作用就会削弱社会治理效果。界定自治与法治的边界，将自治引人法治轨道，做到依法自治才能巩固自治模式的长久运行；德治和自治互为前提，德治和法治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