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语境下中国体育音乐的文化权研究

摘      要：文化是基于人类生活实践，在意识形态中构建价值评价的产物。体育是身体运动的文化，音乐是音符运动的文化，从中华传统文化到现当代流行文化传播中，两者出现不同场合的聚合形态，具有参与认同建构的共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体育强国”成为一项重要内容。体育作为强身健体的传播载体，与美育、劳动教育并肩推进国家青少年的素质发展。体育音乐在文化传播中具有促进民众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建构的导向。中国体育音乐在民族觉醒、制度优越、国家自信3个典型时代场域中宏扬时代精神，以促进民众认同的建构。体育与音乐从文化的融合、同向增势、反向超越中建立新的情感结构，以建构中华民族儿女的群体认同。

关  键  词：体育音乐;文化权;体育传播;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2-0039-06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ight of Chinese sports music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

ZHENG Yingjie

（School of Urban Cul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Foshan 528225，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product of value evaluation based on human life practice and constructed in ideology. Sports is the culture of body movement， and music is the culture of note movem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the two appear in different occasions of aggregation， with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orts pow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As the transmission carrier of physical fitness， along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sports promote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eenagers. Sports music has the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people's self-identity and group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sports music spreads the spirit of the time in the three typical times of national awakening， superior system an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same direction increase， and the reverse transcendence， sports and music establish a new emotional structure so as to construct the group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sports music;cultural rights;sports communication;context of the time

“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1]。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曾启发青年对强身卫国与青年担当的思考。2021年全国新高考I卷命题作文《体育之效》，体现国家对青年担当从“体育救国”到“体育强国”意涵思考的时代需求。体育的实践与发展常常与国家担当的价值取向关联，在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中，体育常常与其他文化形式结合，音乐作为大众文化传播场中的重要艺术文化，在“音乐—身体—体育”的逻辑中具有许多共通性[2]。在体育音乐的文化交互中发展文化权，促进文化认同是时代的需求。在中华民族的时代变迁中，体育音乐富含民族成长的痕迹，同时体育音乐犹如时代的先锋，在民众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为每个阶段意识形态的重构提供导向标，尤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国际文化认同呈现中国方案，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体育音乐的文化特质与情感表达

体育音乐是由体育文化与音乐文化两种文化形式在一定情境下聚合，从而产生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达，“体育精神”通常也在体育音乐中传播。文化精神是在人们从事文化活动过程中内化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通常以符号化进行传播。体育音乐的传播效能是促进族群的公共情感发展，凝聚的文化认同形成“民族精神”而推进各个层面的身份认同。体育文化的基本元素包括运动者、运动项目、观众、场地、社会制度等文化，在传播中围绕“身体—文化—精神”的逻辑。音乐文化基本元素包括创作者、演奏（唱）者、音乐作品、传播媒介（演出场地、网络）、听众、社会制度等，在文化传播中围绕“听觉—文化—精神”的传播逻辑。虽然两者的实践中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从传播逻辑看到，两者在文化传播中均能达到“精神”的境界，其结合的先机是符号化的发展。因此分析两种文化的表征特质共同点，方能清晰体育音乐如何传播时代精神。体育文化与音乐的共同之处包括规则、竞技、从业余到精英的金字塔、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存在时空延展能力，存在个体与集体的归属感、存在高度流行的大众文化属性[3]。体育音乐因在文化特征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在传播中共性特征进行结合，而成为一种文化聚合物，从文化特质来讲，节奏性、群体性是体育与音乐这种文化聚合物最突出的特征。

1.1  “节奏”聚合的情感补充

节奏是一个描述运动的时间规律与变化的概念，表现物体运动中的生动性与内在规则。音乐的节奏①是指音符在时间上的组合。通过音符、音节的长短与强弱组合表现韵律美;体育的节奏②则通过体育动作中的动作快慢、用力强弱、时间间隔的连贯组合来表现动感美。音乐节奏与体育节奏的聚合同源于对强弱、长短、快慢的组合与排序。这既是两种文化的共同特质，亦是体育文化与音乐文化聚合传播的基因。人对节奏的感知随着实践的发生与发展，通过节奏共性聚合的体育音乐提升了体育项目动作的综合美感。从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型压强”理论来看，体育中常见的“力量、冒险”精神体验缺乏对“柔美”的充分表达。音乐在体育舞蹈、花样游泳、体操、武术等项目中配合身体运动的节奏律动，在较统一的节奏合作中辅助补充体育项目的情感体验。例如，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唐茜靖的自由体操项目使用《九儿》作为配乐。《九儿》一曲旋律柔美，音乐在体育配乐中恰好弥补对体育项目中的综合感官期待。结合电视剧《红高粱》中刻画的人物故事背景，该体育项目的展示还被赋予了一种东方女性的顽强生命力形象的表征。唐茜靖自由体操项目展示后，大受中国观众的关注，歌曲的背景在短时间内推进了民众情感的流动。可见，体育音乐情感效应还可以通过文化传播的参与，促成人们从情感触动发展为文化感悟，从而推动民众的民族情感认同。

1.2  “群体”聚合的情感共鸣

体育与音乐在文化实践中呈现群体性特征，两者都存在集体共同实践的项目，如体育中的足球、篮球、各种团体赛项目或音乐中的合奏、重奏、歌剧、舞剧等。在群体实践中，群体的认同是一种常态。如果把体育与音乐的“群体性”视角放宽到非直接参与者，会发现不管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体育及音乐的实践均离不开非直接参与者的互动，参与项目时间的个人与观看项目的个人都能在同一时空中产生情绪及情感共鸣，从而促进民众在各种情境中的公共情感与身份认同。中国文化尤其强调个体的群体归属并追求群体认同。中国民众常通过群体感受中催生的共同记忆而产生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体育音乐的聚合传播具有优势条件。《北京欢迎你》一曲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歌，与北京人的生活、中国人的记忆、世界人民的奥林匹克向往联接，这些“联接”成为与群体实践紧密结合的元素。在歌曲传播中，民众因找到共同的生活记忆而对北京奥运会产生情感触动，这是群体认同的情感基础。个体通过情感记忆走进体育音乐创设的情感空间，从而建立这一时期的情感结构。优秀的体育音乐与时代背景深入联接，是一种深层聚合文化，更具有公共情感内生力。深层聚合的体育音乐反映了群体的共同生活实践经历，促进共同的价值取向、产生情感共鸣与认同。

2  中国体育音乐在时代演变中的认同建构

2.1  “民族觉醒”场认同建构中的粤曲及学堂乐歌

民国初期，图强救亡是时代强音，体育救国也成为强国强种的良方。武术常与地方戏曲进行结合，例如粤曲作为岭南地区具有大众认可的戏曲歌曲形式，在精武体育会中得到推广，习武者通常也是乐曲爱好者，精武体育会的会员们在粤曲社中“玩”粤曲。《粤曲——一种文化的生成与记忆》一书中记载，广东音乐的一代宗师吕文成以及许多在沪的粤籍音乐家都是精武体育会的成员，他们提出：“吾党有能兼唱京调者，谓京调须用丹田气，似难唱，然粤曲腔调最多，就比较上言之，粤调实难于京调云。”[4]从这里看，体育与音乐的融合以武术与粤曲的形式，从“气韵”聚合。粤曲“玩家”们既没有演唱具有体育元素的粤曲作品，也不是在演唱时加入“武术”表演，粤曲玩家们主要是体育参与者，对粤曲与武术中的“神韵”高度认同。音乐与体育的融合发生在精武体育会的会员们内聚性的文化传播，体现民族觉醒中自我认同。

同一时期，一批爱国志士燃起国内民族救亡的运动。此时体育与音乐的融合体现在以沈心工作品为代表的学堂乐歌。学堂乐歌是20世纪初期在中国新式学校兴起的，李叔同、沈心工等海外游学归来的音乐家融合西方音乐大小调式及歌曲框架，加入通俗的中文歌词，以新式学堂为最主要传播中心的一种歌曲体裁。其中有一部分歌曲是关于体育素材，如《体操歌》《足球歌》等。这些歌曲呈现节奏简洁、旋律平缓、形象生动、通畅顺口的形态，促进其中的体育思想流行于广大民众中，这是体育文化与音乐文化在民族觉醒场域中的合力传播。相比粤曲而言，学堂乐歌需要教育国家的新生一代，唤醒趋于麻木的工农阶层，因此体育歌曲伴随着“体育参与者”到“新青年”“新少年”的变化，从精武体育会的内聚性自我认同到以新式学堂为主阵地的大众传播模式。音乐与体育作为一种“精英”文化，为寻求更大受众而分别进行调适。如音乐在其严肃音乐的框架中加入符合青少年理解能力的歌词，而体育只是以符号形式进行参与。两种文化为传播目标而进行妥协式演变，促成了精神传播的目标。因此在此阶段“尚武精神”得以在民众中受到了大范围传播。这是一种从“强筋骨”“强意志”出发，反对压迫强权，维护和平为目的，以倡导勇武和军事为方式的自强不息精神品质。学堂乐歌在从强身健体、从军从国、传播军事科技、以武求和4个方面传播尚武精神[4]。通过对学堂乐歌曲集的搜索，找到有关“强身健体”主题的歌曲有《兵操》《南洋足球歌》《小学生》《运动场》《运动歌》《赛船》《赛马》等。这些歌曲的歌词题材与体育相关，涉及的体育项目都是有利于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普及推广的体育活动。学堂乐歌借助宣传体育运动，表达“救亡的决心”。近代学校的发展推动了音乐与体育运动的结合，如《幼稚唱歌》中提出的“养性情而助体育，尤莫善于唱歌”[6]。学堂乐歌以音乐为载体，传播体育符号，传播目标是培养国民尚武精神教育及爱国精神[7]。聚合文化的内部具备功能指向性，具有同向增强的文化领导权。

2.2  “制度优越”场认同建构中的群众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凸显制度的优越性以获得广泛认同，引导民众观念是首要任务。这一时期的体育歌曲多为呈现两个主题特征，即“劳动”与“爱国”的群众歌曲。一方面，以第二届全运会《丰收曲》为例，歌曲开头以“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描述劳动人民的活动场景，体现了在国家政策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传播。紧扣劳卫制对体育的功能解读，体育被赋予劳动教育的意蕴，体育歌曲便充当传播教育的角色。这些歌曲在歌词中加入一些对体育中集体成就感的教育。例如，歌曲《青春闪光》的歌词：“去闪亮体育之光，我们要珍惜集体的荣光，骄傲和嫉妒永远是绊脚的缰绳。”以“体育”“集体”“荣光”等作为价值观教育的方向，突出群体认同的培养。体育歌曲就是时代的方向标，提供群体教育的辅助，指引大众的意识导向。除此以外，体育音乐的参与还体现在运用红色歌曲作配乐的形式，如第四届全运会团体操采用的配乐《人民领袖爱人民》，1972年的歌曲集《战地新歌》，为体育运动会增添特定的时代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