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的演进规律与发展策略

摘      要：为促进中华武术发展符合时代规律，运用文献资料、访问调查等方法，探讨中华武术演进规律，提出中华武术“打、育、玩”一体化的发展方略，即应以“玩的形式”“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标”。研究认为：中华武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并不符合其演进规律，出现“‘打的手段’处于弱化阶段，‘育的目标’处于背离阶段，‘玩的形式’处于被忽视阶段”现象。从学校武术教育的视角，提出中华武术构建“打、育、玩”一体化发展策略：改革“无打”的教学模式，促进“打育玩一体化”模式形成;创新“打”的教学内容，加快“打育玩一体化”融合。

关  键  词：民族传统体育;中华武术;演进规律;打、育、玩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4-0092-06

Evolution regularit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for Chinese Wushu

JIANG Fei1，WANG Yong2，LUO Yingjing3，XIA Hong1，YANG Jianying3

（1.School of Wushu，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conforming to regularity of the era，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survey，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volution regularity of Chinese Wushu from the ancient time to now， putt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for Chinese Wushu， meaning to use "the form of play" and "the way of fighting"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not conforms the regularity of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era， and "the way of fighting" is at the weakening stage， "the goal of education" is at the deviating stage， "the form of play" is at the ignoring stag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inese Wushu in building the integration of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from the angle of Wushu education at school： reform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no fighting"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fight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combination of integration in "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Key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Chinese Wushu;evolution regularity;fighting， education and play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这意味着事物的发展往往都有一定规律可循，所以才需要去洞察，一旦违背规律，很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央视纪录片《藏着的武林》逐帧将中华武术已经陷入“岌岌可危”这一现状层层剥开。武术界必须清晰认识到，中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极有可能违背其发展规律，才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从洞察中华武术传承和发展的规律入手，回顾中华武术发展要素的阶段性演进与融合历程，期许能为中华武术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1  中华武术的演进规律

1.1  以“打的手段”实现“打的目的”

在中华民族早期，祖先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延续后代，就必须与“禽兽”进行搏斗，“在云南的沧源崖画上，就描有人与野兽搏打的场面。应该说，这是人类最初掌握的搏杀技能”[2]。追根溯源，“打”才是诱导中华武术在混沌中形成“胚胎雏形”的第一动力，而武术产生目的便是为了“打”。

春秋战国之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有学者指出：“本来就是以‘打’为目的的武术在当时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下，一直保持极为‘刚健’的文化特色”[3]，“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就此嵌进中华武术的“灵魂”，成为中华武术的“精神指引”，但“打”的手段与目的仍未改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自此结束，封建帝制形成。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制度与文化的影响，武术为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产生程式化的套路。从技术上讲，套路是为传授、技艺、训练，将实践中的技击动作进行筛选、加工、汇编而成。训练的目的在于实用，训练的成果必须用于实战。虽然后来武术出现“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武术技艺，但始终没有代替中华武术发展的主流——“打的手段”。在这一时期，几乎一切与武术有关的研究活动都以提高攻防能力为目的，即以“打”为目的。

综上所述，贯穿整个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武术发展史，无论是国家层面服务于军阵格杀的武术，还是民间服务于个体私斗的武术，都是以“打为手段”实现“打的目的”。

1.2  以“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封建帝制彻底瓦解。这一时期，中国时局内忧外患，诸多革命党人认识到，虽然在军事中热武器取代了武术格杀技艺，但武术仍可以用于培育中华民族“尚武之精神”。如孙中山在《精武本纪序》中特别强调“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的尚武精神”[3]，中华武术培育民族之精神的价值也第一次被放在“国之大事”的高度。

在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武术在这一时期走上竞技化的道路。1923年由马良、许禹生、唐豪等人联络全国武术界人士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是武术竞技化的尝试。由张之江发起成立的中央国术馆于1928年和1933年在南京组织的两届“国术国考”，开创武术竞技对抗赛的先河[3]。这种“竞技化”，是通过“打”的手段，以期激发出国民体内原本蕴含的自强不息、奋勇拼搏、勇往直前等民族精神。然而，由于理念与规则的落后，所以“打”的过程和结果极为残酷。在1928年“第一届国术国考”期间，“面带铁丝罩，拳打脚踢，俱无限制”“于是血流满面者有之，断筋骨折者多人”[4]。通过比赛惨烈程度可知，直到民国时期，中华武术“打”的手段仍未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培育国民精神”，即“育的目的”。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武术已经从以“‘打的手段’实现‘打的目的’”过渡到了“以‘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并且是在“打”中融入“育”，形成“打、育”一体化的格局。这一过渡和融合，对于中华武术而言，是“质的上升”，表明中华武术从此不再仅仅是被标榜为“野蛮粗暴”的格斗实用之术，更是一种锻炼人内在品质与精神的教育之术。

1.3  以“玩的形式”“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武术在比赛过程中所展现“血腥场面”已经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严重背离，中华武术必须踏上文明化的征程。随着西方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影响越来越深入，中华武术真正开始“以体育这个‘外’来文化模式为样本的现代化改良帷幕”[5]。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曾一度禁止一切武术技击对抗形式，仅仅允许套路表演形式的开展。这种发展现实虽然完全实现文明化，但却从根本上远离技击本质，彻底抛弃“打的手段”，导致“完全违背了武术发展规律”现实，这是进入21世纪的中华武术发展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真正根源。

中华武术发展的应然之路是在之前以“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的基础上，增加“玩的形式”，让广大青少年在有趣味性的打斗过程中接受武术教育，形成刚健有为的精神、厚德载物的品质、彬彬有礼的习惯。

就体育的本质而言，“体育脱胎于人类的游戏，是本能游戏基础上衍生出来‘有组织’的游戏”[6]，那么，了解游戏，便可以知道体育与其有关项目的发展方向。游戏是人们“空闲时间寻找个人趣味的一桩事情，从游戏开始到游戏结束并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愉悦松弛或者表演展示就是游戏的目的”[7]。由此可见，中华武术若被作为一个现代化体育项目发展，就必须符合游戏的特征——要有“趣味性”。“趣味性”是中华武术在原有以“打的手段”实现“育的目的”基础上完成现代转型应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否则，就背离了现代体育最本质的东西，导致“空有体育之表，而无体育之实”的现实。

如今，虽然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但解放军少将罗援[8]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个不好的现象，叫做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如果长时间这样“阴盛阳衰”下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必将充满坎坷，甚至后继无人。因此，激发和培育“民族精神”、培养青少年的阳刚之气，仍然是当今时代必不可少的。从民国时期中华武术所发挥作用来看，和其余的现代体育项目相比，其最与众不同的价值功能在于：独特积淀和承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培育出以坚韧气质而独树一帜的本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缺乏张扬和内化的当下，“育的目的”仍然是中华武术最需要体现的价值，只有通过“打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综上所述，在当下时代，中华武术不仅要能以“打的手段”吸引学生，更要能够在“玩的形式”中教授“打”，甚至“玩”比“打”更重要，这样便能将不合时宜的武术内容自动剔除，从而符合“伤害减到最低”标准。但是，光有“打的手段”和“玩的形式”还不够，中华武术还必须承担起身为“国术”的民族使命与社会责任，要能够锻造中华儿女的精神和文化自信。所以，在“打”和“玩”中，要追求“育的目标”。

2  “打、育、玩”一体化视角下中华武术的发展现状

2.1  “打的手段”处于弱化阶段

由前文可知，中华武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始终都是以“打”作为手段，从而实现相对应的目的。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武术囿于“以套路为主”的格局，使得中华武术同样也经历弱化其技击“根基”的发展历程[9]。第一，以“武术套路为主，以格斗对抗为次”的局面已经使得中华传统武术技艺陷入重重危机之中。第二，产生危机困境的原因在于“技击基础”（格斗对抗）被弱化。“技击基础”的弱化也就是“打的手段”弱化。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一旦中华武术发展违背当下规律，是会产生负面问题。前文提到的学生“喜欢武术，却不喜欢武术课”的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学生心中具有防身功能的武术与现实教学中不具防身功能的武术操、竞技武术套路相比，其内容不一致”[10]。由此可见，在现在的武术教学中，“打的手段”可能已经不仅是被弱化那么简单，而是被完全丢失，学生在课堂上即使想体验“打”也体验不到。如此违背规律地发展，也难怪中华武术会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在当下的武术发展中，“打的手段”正处于弱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