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之路”与东亚武籍交流

摘要：为探明中国武术古籍于何时经何途径传播至朝鲜和日本，对东亚武籍再生产生何种影响，实现怎样的交流等问题，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等方法，在呈现古代东亚“书籍之路”历史样态基础上，对古代中国、朝鲜、日本的相关史料展以分析。研究认为：《纪效新书》《武备志》等绝大多数中国武术古籍由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书籍之路”，集中在明清时期传播至朝鲜和日本。中国武术古籍东传异域之后，通过原本再刊、摘抄部分内容成书、翻译与注解、以中国武籍为参考新编武籍等形式实现本土化再生，从而助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东亚的广为传播。这些再生的域外武籍，又有部分经由“书籍之路”回流中国，形成循环往复的东亚武籍双向交流通道，丰富了中国对域外武籍的历史认识，为孕育具有同质性的东亚武术文化创造稳定的互动空间。基于“书籍之路”所呈现的东亚武籍交流史，可以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向度，从而彰显其在东亚的源头地位，明晰中国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武术史；书籍之路；武艺；武籍；东亚

中图分类号：G81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6-0031-06

Theexchangesbetween“BookRoad”andWushubooksofeastAsia

CAIYi1，2，TANFei3，TANGQun1

（1.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Hu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uzhou412008，China；

2.PostdoctoralWorkingStationofPhysicalEducation，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3.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HunanFirst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205，China）

Abstract：InordertofindoutwhenandthoughtwhatchannelsdidtheancientChineseWushubooksspreadtoNorthKoreaandJapanandtoknowwhatkindofimpactonthereproductionofWushubooksinEastAsiaandwhatkindofcommunicationwererealized，byusingthemethodsofliteraturereviewandhistoricalresearch，onthebasisofpresentingthehistoricalappearanceofthethe“BookRoad”inancientEastAsia，relatedhistoricaldatainancientChina，KoreaandJapanwasanalyzed.Andtheworkisdrawn：MostoftheancientChineseWushubooks，suchas“JiXiaoXinShu”and“WuBeiZhi”wereintroducedtoNorthKoreaandJapan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roughthe“BookRoad”amongChina，KoreaandJapan.Afterthosebookswereintroducedtoforeigncountries，localizedregenerationwasrealizedthroughrepublicationoforiginals，bookformingwithpartialcontentextracts，translationandannotation，andWushubookneweditingreferringonChineseWushubooks，drivingforwardthewidespreadoftraditionalChineseWushucultureinEastAsia.SomeoftheseremadeforeignWushubooksfoundtheirwaybacktoChinaviathe“BookRoad”，formingacirculartwo-wayexchangechannelofeastAsianWushubooks，whichhasenrichedChina'shistoricalunderstandingoftheWushubooksinothercountriesandcreatedastableinteractionspaceforbreedingahomogenouseastAsianWushuculture.BasedonthehistoryofeastAsianWushuexchangespresentedinthe“BookRoad”，ChinesetraditionalWushuculturecanbeviewedinabroaderhistoricaldimensionsoastoshowitssourcestatusineastAsiaandclarifytheworldwidesignificanceofChineseWushuculture.

Keywords：thehistoryofWushu；BookRoad；martialarts；Wushubooks；EastAsian

从历史角度审视，至少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真正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东亚的朝鲜、日本等[1]。相邻的韩国、日本，“东亚史”抑或“东洋史”的研究已根基深厚且举足轻重，由此衍生的“东洋武艺史”亦备受关注。韩国的南钟旋[2]、罗永一[3]、金一英[4]，日本的黑木后弘[5]、鱼住孝至[6]等学者，均对东亚武艺展开过卓有建树的研究。“东亚”概念虽外延伸缩流变，其核心却凝聚于中华，我们要把握中国武术对外传播的历史脉络，呈现中国武术文化的全貌，就始终不能回避“东亚”的存在。书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在中国武术文化熏陶下，形成以书籍为媒介的武艺交流。将东亚武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明晰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与影响，还能彰显中国武术文化的世界意义，拓展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汉字是东亚地区许多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超越语言的文字符号[7]。汉字通用引发汉籍在东亚的传播与繁荣，中国文化以书籍为载体，在东亚地区开辟出循环往复、纵横交错，撒播华夏文明种子的“书籍之路”。王勇[8]将东亚文化交流的“书籍之路”与连贯东西的“丝绸之路”进行比较，认为“丝绸”与“书籍”的关系类似于米粒和稻种，“大米”西运贵在解决温饱，促进繁荣；“稻种”东传则能生根发芽，孕育精神世界的绿洲。

千百年来，沿“书籍之路”流播东亚乃至全球的中国汉籍浩如烟海，其中亦包含数量可观的武籍。通过东亚各国间构建的“书籍之路”，大量武术书籍从中国传播到东亚，衍生出新的武籍，从而不断丰富东亚武艺的内涵与外延。与此同时，部分武籍又从域外回流至中国，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构筑以中国武术文化为母体，别具特色的东亚武艺文化。

1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

武术古籍是指记载武术内容的古代典籍。早在汉代，我国就出现专门的武艺书籍。遗憾的是，“汉魏以前的武术图书基本没有传存下来，宋元以前的武术古籍，只有少量射箭图书幸存焉，其他兵械武术图书基本上一无孓遗”[9]。随着印刷业不断发展和对武学的愈加重视，明清时期武术书籍渐为丰富，“是古代武术创编出版最为丰盛的时期”[10]。据学者考证，中国武术古籍总数约40余种，明清时期36种，占据绝大部分。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中国武术古籍在东亚地区传播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

1.1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明清之前，鲜有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半岛的记载。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的契机出现在16世纪末期爆发的万历援朝战争。经过7年战争洗礼艰难获胜的中朝两国，均认为朝鲜兵力羸弱、军事防御落后是战事初期日本势如破竹的主要原因。为此，明王朝吸取朝鲜“不独苦倭之扰，兼苦我兵”[11]的教训，在援朝过程中对其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其中就包括军队操练和武艺技法的传授。平壤战役（1593年）后不久，朝鲜国王宣祖问及明军前后胜败之异，李如松答曰：“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不利。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12]宣祖听闻之后如获至宝，旋即“密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纪效新书》的东传让朝鲜认识到了学习中国先进军事理念及武艺技法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打开便利之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武经总要》《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古籍于万历援朝战争前后陆续东传，为朝鲜武籍的编撰奠定基础。

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明朝与建州女真再起纷争，连绵战事阻断朝鲜的朝贡路线，加上皇太极两征朝鲜，使得原本畅通的“书籍之路”举步维艰。明清易代之初，朝鲜主张反清复明的“北伐论”此起彼伏，清王朝对朝鲜亦心存戒备。受此影响，类属兵书的中国武术古籍东传绝非易事。17世纪末期，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郑氏政权的覆没，清王朝进入“康乾盛世”。朝鲜在“北伐”无望的情势下，对清朝态度转向强调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北学”。在英祖、正祖右文政策的影响下，朝鲜文化再现欣荣景象，英祖甚至在奎章阁专门设立五品军职的检书官，负责蒐集、检校书籍等事宜，原本断绝的中朝“书籍之路”恢复畅通，中国武术古籍也迎来新的传播热潮。东传朝鲜半岛的中国武术古籍中，既有《武备志》《武编》《阵纪》等兵书，亦有《涌幢小品》《三才图会》等笔记与民用类书，还有《少林棍法禅宗》《内家拳法》等专门的武艺书籍。

1.2中国武术古籍在日本的传播

如前所述，中国武术古籍大多成书于明清时期，故其在日本的传播与朝鲜相似，于16世纪之后较多。然而，中日关系自嘉靖倭乱（1555年）开始恶化，后又经历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年）。在此期间，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日本受限。17世纪后，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德川幕府为禁止天主教传播，实施严厉的闭关政策，严禁日本人出海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直至1636年才做出补充规定，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停驻长崎港。因此，中国武术古籍在日本的传播大多在此之后。江户时代中日海贸恢复之后（1636年），两国的民间贸易日趋兴盛，书籍则是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13]。关于江户时代两国的书籍贸易，清商朱柳桥在文政九年（1826年）正月与日本儒官野田希一的交谈中曾发表如下感叹：“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14]中日“书籍之路”的复通与繁盛，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日本创造了历史条件。

江户时代较早传入日本的中国武术古籍有《武编》和《武备志》。蓬左文库藏本的《武编》为明正天皇宽永四年（1627年）从中国购入。《武备志》于灵元天皇宽文四年（1664年）在日本首次刊印，说明在此之前就已传入日本。在崇祯年间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中，亦有关于《武备志》东传的记载，“我武爷最恶倭奴，尝欲命将出师动灭其国，倭奴遂咸服罪，进金叶表文投降，始赦其罪。然而海禁最严，今奸商嗜利，闵不畏死，竞以违禁等物至彼贩卖，深可痛恨。近日竟有以《大明一统志》及《武备志》渡海求利者，罪不容于死”[15]。这则史料说明《武备志》当时被对外贸易所禁，虽然明廷海禁森严，但不法商人在利益驱使下仍以走私形式将其运往了日本。据郑振铎先生考证，《西湖二集》成书时间在1628年至1644年之间。由此可以推断，《武备志》很有可能在1644年之前就已传至日本。

由上可知，朝廷的严控并不能杜绝私贸禁书的行为。清代，这种汉籍输出稽查不严的松懈状况终未获得改观，清末藏书家缪荃孙[16]曾言：“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颇用重价购书，江浙之间有司不甚稽查，所关匪细，应严饬官吏搜查海舶，毋许私贩。”这一方面说明江户时代两国商贸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对中国汉籍，特别是兵书极大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是日本了解明廷兵学状况的需要，更是其师中华长技，实现武备强军的需要。国家需要和良好的商贸基础相互交织，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清商朱柳桥“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之言，《唐荆川文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要略》《江南经略》《三才图会》《万宝全书》《少林棍诀》等大部分中国武术古籍于江户时代通过海上贸易的形式传至日本，为其武道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