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保持永不衰竭的前行动力

不曾想到，一眨眼工夫，就熬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了。曾几何时，风华正茂，青春意气，我走上了三尺讲台，走上了教学研究的道路，成了一名历史教育工作者。一辈子，择一业，守一业，是幸福的。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既感慨一路上得到了那么多领导的热情鼓励与无私帮助，让我不断碰到可遇而不可求的贵人，又感慨一路上遇到来自五湖四海却始终风雨同舟的朋友，他们总能让我不断汲取前进的动能。很多贵人和友人，维系了几十年的情谊，一直到今天，虽然我已经调整了工作岗位，从历史教育转岗历史研究，但仍能通过电话及微信等时不时地与身处不同地方的朋友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阵子，心头时不时地会涌动起温馨的记忆与美好的感受，这种感受历久弥新，是再生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的。我常想，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与其读过的书、经过的事、交往过的人分不开，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作用，才最终成就了“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这样独一无二的人。感慨往往是与感恩叠加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我在成长道路上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取得点滴进步的话，一定是与这些贵人和友人的帮助息息相关的。

择友，三人行必有我师

2007年，《人民教育》杂志约我为其名牌专栏“名师人生”写一篇稿子，篇幅不限，配图发表。接到这个约稿任务之后，我不敢怠慢，更不敢马虎，仔细斟酌了好长时间，确定了大体的思路，终于一气呵成，完成了10000余字的稿子，这就是全文发表在当年第23期上的那篇相当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题目叫做《游走在历史与教育之间》。

记得当时在这篇稿子中，我深情地描述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得到的贵人和友人的帮助与影响，其中就有南京的几位老朋友。我虽然在青岛工作，但我的祖籍却在江南水乡，因此我是正儿八经的江苏人。南方人的种种特质，始终挥之不去。多少年来，我与南京教育界的朋友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可以这么说，正是在南京朋友的提携与引领之下，我才最终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写到了南京教育理论界的前辈石寅初先生、程国清先生、王沅先生等对我的巨大影响，他们为人处世、读书治学的一点一滴，都潜移默化地成了我学习的楷模和效法的榜样。在几次到南京开会期间，老先生们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做学问和写文章的技法，言传身教，无私相助，令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这些都被我写进了那篇文章之中。

文章发表之后，反响很好。两年之后，2009年，恰逢国庆60周年，当时，我正在德国公派访学。记得“十一”前后，我应邀去柏林特雷斯特河畔的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加庆祝宴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手机号码显示是北京的办公电话。原来是《人民教育》杂志打来的，说是我那篇文章被收录进了他们的一本新书《名师人生》之中，要给我寄几本样书。回到国内，几本设计装帧雅致清新的样书，就寄到了我的手中。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看，兴奋莫名！缘何？原来，《人民教育》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从1949年创刊以来在“名师人生”这个老品牌栏目中发表过的作品中精选出了43篇，编纂出版了一本虽然不厚但却有足够分量的“精品书”，仅就序言来看，就写得气势磅礴、颇能抓人眼球，题目就叫做《60年，我们共同走过》。翻开目录，屈指一数，我的那一篇文章位居第28位，李吉林、于漪、魏书生、李镇西等名人大咖的作品赫然在列。作为入选该书的唯一的历史学科的教育工作者，我顿时感到无上光荣、无比荣幸。忝列教育部的机关刊物、最顶尖的教育期刊之上，在我的成长之路上并非第一次，但唯有这一次令我终生难忘，因为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终于拥有了与中国当下最顶尖的名师走到同一本书之中的机会了。

我天生不善言辞，也不爱交际。人际交往的圈子，其实很窄。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场景，与我无缘。在南方，不喝酒也能交朋友。但，在儒家文化的大本营、酒文化极度发达的山东工作和生活，不喝酒、不出席各种酒场，便很有些吃不开，甚至一度成为“另类”。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如既往，坚持在不喝酒的前提之下交朋友，交各种各样的朋友。我曾在去西藏日喀则青岛援藏干部驻地慰问时，与藏族干部热烈攀谈，获取他们对远在万里之外的青岛的认识与感知；也曾在去云南中缅边境考察时，专程去寻访遗留在当地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做了专访，积累了关于抗日战争的第一手资料；还曾去过自由市场，与摊主促膝相谈，了解其打工经历，最后写出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青岛日报》文学副刊之上……与人相交，何止于酒？除了酒文化可以成为人与人交往的“润滑剂”之外，还有更加高尚、更有品位、更上档次的交友方式，尤其是与不同行当、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的“跨界交往”，同样也可以成为助力自己成长、滋养自己人生的“营养剂”。我始终坚信，“跨界交往”与“跨界阅读”“跨界研究”同等重要，因为可以让人拥有更加开放、更加宽广的视野与格局。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视野和格局更为珍贵、更为重要呢？

择业，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代赵恒脍炙人口的《劝学诗》，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最后那两句，“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既然选择了教书育人的教师这个职业，那么，就选择了读书人这个事业或者说是命业。教师的天职，就应当是“职业读书人”，这是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下，在物欲横流、浮躁肤浅的环境之中，教师能保持一种读书的定力、进而形成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思考和研究的定力，着实不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其实应该成为每一个真诚的教育人应然的抉择。

在阅读、思考、研究这一脉相承的链条上，我素来十分喜欢蕴藏其后的“跨界”这个词。或许，这与我不喜欢过多的条条框框的约束的个性不无关系。我常想，对于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说，专业固然重要，但过于“专业化”却是一场灾难，是值得警惕的一种偏向。近来，学界对教师“专业化”发展颇多讨论、颇有微词，我深以为然。过犹不及，理应纠偏。为人师表者，一定不能被技术性色彩过浓的所谓“专业化”蒙蔽了双眼，以至于误人子弟。在一个智能化、大数据、云平台、信息化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在无所不能的技术挑战面前，教师要想不被技术所取代，就一定要有超越技术、技术所不能及的能量，于是，拥有“跨界”的意识和自我革命的能力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在“道”与“术”的天平上，面向未来、直面挑战的教师，必然会更加钟情于前者而绝不是后者。

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与跨界交往同等重要的，莫过于跨界阅读与跨界研究所编织起来的成长图景了。

必须承认，我的自我定位始终是“读者”，而不是“作者”，尽管我先后出版了8部学术专著、发表过460多篇论文。我喜欢读书，然后才是喜欢写作。窃以为，“读者”是“作者”的前提与条件。在我的诸多荣誉称号之中，其实，我最看重、最珍惜的是其中与读书有关的一个，即“青岛十大藏书家”。我的家中拥有八万册藏书，简直到了拥堵不堪的地步了。然而，坐拥书城、读书写作，其乐融融，不亦乐乎？守着满屋子的书，随性阅读，超越功利，有感而发，写成文字，堪称人生一大乐事！

就跨界阅读来说，我属于典型的“杂食性阅读”。对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之心，这驱使着我敬惜字纸。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能满足求知的欲望，总想着浏览一下。教育类的读物自不待言，历史类、科普类、军事类等等，都会被我纳入阅读视野。谁能想象，《飞碟探索》《我们爱科学》这两本杂志，自创刊以来，我都是忠实读者，一直不间断地订阅着。杂七杂八但开卷有益的读物，读来算是一种休息，更算是一种拓展。

这种阅读习惯，估计与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个读物匮乏、阅读饥渴的特殊时代不无关系。识文断字之后，唯一能勾起阅读兴趣的，莫过于《参考消息》这份报纸了。能订阅《参考消息》的也不是普通人家，至少得是国家干部，当时那份奇异的报纸的报头下边印有几个小字，“内部读物，注意保存”。这是一份神奇的报纸，世界各地的时事新闻、天文地理、历史钩沉、战争风云、科技创新、风土民情……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包罗万象，不啻一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的百科全书。我爸爸是建筑工程师，属于国家干部的行列，于是，我从小就拥有阅读《参考消息》的“特权”。可以说，我是读着《参考消息》长大的。也就是读着这份报纸，渐渐地滋生出了我对历史这门学科永不衰竭的热爱。后来之所以选择当历史教师、进而当历史教研员，追根溯源，盖源于此！以至于，读了一辈子《参考消息》的我，对这份报纸拥有一种极为特殊、割舍不断的情愫，直到今天，倘使一天不读《参考消息》，就会茶饭不思、浑身不爽。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参考消息》的编辑部发现了我这样一个对报纸情有独钟的读者，专门授予我“参考消息荣誉读者”的称号，并给我颁发了证书。后来，我应约撰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叫做《参考消息：一座人生的加油站》，全文发表在2022年10月27日的《参考消息》上。文章打动了编辑部的领导们，他们很受感动，专门将这一期报纸的“大字版”样报给我寄了五份。过去，只是隐隐约约听说过新华社办的这份报纸每期会专门印制少量的“大字版”，没想到，这次见到了“真容”，让我激动莫名。

就跨界研究来说，用我在《人民教育》上发表的那篇万字长文的题目来形容，是再确切不过的了，那就是“游走在历史与教育之间”。孟子曾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套用一下，教育，我所爱，历史，亦我所爱，从理论上讲，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应该“二者不可得兼”。但，在搞好教育的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的喜爱、关注与研究，只不过见缝插针、忙里偷闲、加班加点、算作“业余爱好”而已。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节假日，都被我用来读历史的学术理论著作，追踪历史学术前沿的动态。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大把大把的时光、心血与汗水，让我在历史这个领域之内始终没有落伍。与教育理论的文章一样，我的“业余爱好”——历史理论研究的成果，也在一直不间断地发表着，从而在历史学术领域之内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难以忘怀，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那一年，我特别忙。作为中共青岛市委红色教育基地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我承担着青岛市“党史大讲堂”的授课任务，需要为各单位完成授课任务。同时，我应约撰写了相关研究论文，参加了全国党史学界的高端研讨会，做了报告与发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21年7月2日，《山东教育报》专门推出一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专刊，其中唯一报道的长期坚持从事党史宣教的专家就是我。

此后不久，我被选聘为青岛市文史馆馆员，逐步进行职场生涯的转型和学术重心的转移，以便更有利于实现“游走在历史与教育之间”这一终身不渝、从不言悔的理想。

几乎与此同时，经过逐级选拔、严格评审，我晋升为二级教授，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首批享受山东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业内拥有了一定的声誉、影响与地位。

一路走来，4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转瞬即逝。有收获，有成功，更有泪水、艰辛、挫折乃至磨难。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再上新征途。临近退休，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能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如果说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曾停歇的话，那一定归功于我始终保持的那种“跨界”的姿态。跨界交往、跨界阅读、跨界研究……正是“跨界”，让我拥有了永不衰竭的动力。

（作者单位：山东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成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