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引航凝丹心，启智化人铸师魄

所谓教育家精神，即教师职业精神的凝练与升华，源自于长期实践积累的精神财富。她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具有浓厚的民族气韵和历史底蕴。在风云际会的民国，一位又一位大先生，前赴后继，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更用实际行动托举、体证、光大教育家精神。

趟一条阻力最大的路

蔡元培的经历，实属传奇。十八岁，刚拿到文凭（考中秀才），就自办学校（私塾），搞得风生水起；二十二岁，受邀参编地方县志，已算是象牙塔内的优质编辑，前途可望；三十二岁，“读博”成功（考中进士），直接被派到中央当办公厅秘书（翰林院编修）。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然无限风光，前途在望。

但这些现成的、铺满了鲜花和掌声的道路，只是服务于个人，而对社稷苍生，并无太大助益。蔡元培志不在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1898年，刚刚三十一岁的他做个了惊人的决定：扔掉金饭碗，辞职回到绍兴。当地有所名为“绍郡中西学堂”的高中，尚缺个掌舵人。乡绅听说蔡元培回来了，上门请他来当。这一机会对关注西学、心系强国的蔡元培很有吸引力，但对一个旧学体制下的精英来说，办新学又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需要重头开始，困难重重。如果要做，唯有一条道：边做边学。

抱定志向的蔡元培，上手就放了两把火。第一把火，大大强化西学的地位。翻开《蔡元培传》（张晓唯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有这样的记载：“物理器械第二号1组，共33种；化学器械第二号1组，包括药品共31种；化学标本1组，40种；庶物标本1组，200种；动物标本乙号1组，85种；植物标本乙号1组，105种；矿物标本乙号1组，65种；另三球仪1架，三角及两脚定规3具；助力器模具1组，8种；立体几何1组……”这些均是蔡元培托老乡从日本购买的一部分标本、器材，看内容，已经初具今天普通中学里的物理、生物、化学、地理实验室的模样，而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物。

为什么坚持花大价钱购买数目繁多、种类各异的实物器具？除了确实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或许还是他的知识观、学历观、人才观在起作用。他久经碰壁后终于看清楚，知识只有在“做”中求，人才只有在“行”中炼。舍此，别无他法。

第二把火，是在学制上改革。蔡元培把学校分成三个年级。不同的年级，除了国学外，会有不同难度的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和体育等科目。这种学科结构，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中式教育的内容，反映出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设计，超越同时代的冬烘先生们，在他的心中，摆脱旧教育的愚忠与束缚，积极传播科学，培养理性精神，才是当务之急。这种大刀阔斧的试水举动，催生于迫在眉睫的实践压力，没有人能预料结局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永远不要等准备好了再去做，只有先迈出脚步，才会有未来。

蔡元培的改革，为日后石破天惊的全国性学制改革，埋下了种子。1922年，受之倡导，我国的“九三三”学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正式出台，一直沿用到今天。其中的精髓，主要在于，根据学生身心规律，确定了中等教育的实施规范。世人都知道蔡元培是北大校长，却不一定了解他在1898年至1899年，就已经对中学教育做出了现代化的设计。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眼光总能看到十年、百年后的未来，他心中的理想在于为国家和民族尽心力、图富强，即使这意味着自己要走一条阻力最大的荆棘路。

一辈子，一件事

陶行知是近代教育家群体中，创造完整教育理论的代表。这一创造，并非缘自“故纸堆”或“金字塔”中皓首穷经，相反，坚持身体力行，恪守实证治学、田野育人，成就他一生的传奇。

1917年秋，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短暂在高校任职之后，就主动脱下西装，换上布衣，在千千万万双渴求读书的目光中，四处奔波，终日劳碌。潜心研究现代教育思想之后，他从国情、民情、教情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重要思想。特别是在“行”与“知”的关键问题上，1925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提出：“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教师须“做上教，做上学”“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矢志不渝。譬如，他发动并指导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推动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改革；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育才学校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生活教育社等改革社团；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今人或许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标签”，“做中学”的基本逻辑，就如一条盘旋上升的螺旋线，从最寻常处演化，“做”与“学”彼此互生、交织，由简单而复杂，循单调而多元，直至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能引一时之风气，可立百世之功德。

陶行知像传教士一样，到商店、家庭、旅馆、工厂、军队，甚至是寺庙、监狱，去推广平民教育，向胡适、郭秉文等教授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免费寄送《平民千字课》教材，甚至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写一封信。有一次去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怂恿”其办平民读书处，蒋校长实在无暇分身，他便说：“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家中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梦麟苦笑说“错是不错……”没等他说完，陶行知就接过话头“那不就行了！你要是没有时间，只要下令‘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学字，识字的都要教字’，其余的我来替你干！”蒋梦麟拿这位执拗的学长没办法，就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来，陶行知果然正儿八经地教了他们，并请他们“即知即传”，再去教佣人和车夫。

所以，“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到位呢？在陶行知起初看来，必须得臻于至善。但很快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更高的阶段，乃至“行动——知识——再行动”不断循环更迭，人的成长才有不竭的潜力，而教育亦有无穷的妙趣可言。就这样，他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的“行-知-行”理论，超越了王阳明和杜威的“行知二元论”，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实践观，相对一致。这样，他把“做中学”提炼为“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他对此有两种简洁而准确的解释：一是“教人学做事”，仅仅五个字，把“教”“学”“做”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二是“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把相互间的立场和角色做了定位。只有通过“做”来教，才是真正的教；只有通过“做”来学，才是真正的学，相互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陶行知的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以“言”践“行”，以“行”证“言”。这让他的教育理论、人生哲学、处世经历等，成为后世学习、对标、效仿的典范，直到今日，世人依旧在享用着这座金矿的宝贵馈赠。

深掘人生的“底层通道”

钱穆先生出身平凡，家道没落，却以“十八年中小学教师”的身份，执教于北大、清华等顶级学府，又辗转在大陆、香港、台湾搞教育实践，演绎了一个底层学人的教育人生与文化实践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熠熠闪光的。

钱穆一生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这与他经历的教育有关。中学时，国文老师童斐讲《荆轲刺秦王》时，居然带着一卷真地图展示给大家看。一层层翻开时，突然露出里面的尖刀，童先生迅速拿起来，并朝外面的墙上狠狠仍去，只听“叭”的一声，刀锋直插墙内。这猝不及防的一幕，让全班同学都瞬间呆住。如此设计，估计是今天的教师不敢想，更不敢做的。那时的钱穆自然是不会知道教学论中所谓的“情境”，也不会有“最一般的抽象总只会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马克思语）的思维高度。但他在传统文化的浸染中，冥冥之中有了文化的自觉力与使命感。

如同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拙劲，钱穆并不被人看好的笨功夫，恰是他文化弘道的秘密所在。钱穆初在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做教师、校长。他力图打通“课程”与“生活”彼此孤立的障碍，比如废除体操、唱歌等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此类的全校活动，后索性连国语课、作文课也活动化了。学生一改从前的俯首课桌，而是走出校外，在田野、山川中自由观察、倾听、对话、记录，多少有点《论语》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之味。

这项课改实验，做了两年多。从表面上看，成果很叫人欣喜，孩子的性格渐为开朗，白话文写作等“核心素养”培养也卓有成效，坚持下去，成效还会更大。但钱穆却终止实验，乃至自己也离开了学校。原因无他，只在于他看到孩子毕业后，回到街市上，不久就被市侩化、庸俗化，被铜臭和陋习打回原形。他反思而悟：真正的化育学生，不在于课程技法，而须靠改造和发扬文化的精神。后来，他到厦门集美学校、苏州中学等地执教，不再搞热火朝天的活动，而是在回归文化上，身体力行、寸功寸积。随着平台和眼界的开阔，加上“砥砺不已”的钻研精神，1930年，钱穆名篇《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发表，一举推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学界震动。

到了大学，钱穆秉持开门授课的原则，下面听课的，有学生、教师、公职人员，引车卖浆者，无所不包。课后有人请教，他也从来不问对方身份和缘由，均一视同仁地耐心解答，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此，有人为他“不平”：不少人哪里是求学问，蹭名气而已，何必劳神答复？他说：“张载十八岁时，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拿着兵书去请教范仲淹。当时范仲淹已经是高官，却没有怠慢他，反而送给他一部《中庸》，勉励他用心读儒书，而不是沉迷于兵家。张载听后，幡然醒悟，后成一代儒宗。可见有时候话虽然不多，但影响却不小。”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从传统文化中，钱穆修成了个人的教育哲学，即“教育学即人学”。他以一名草根教师“出道”，到完成最后一课，实践了七十五年。思想渐至成熟后，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时，他就提出要为“人类的文化价值”和“个人的生活理想”努力。同时，更为难得的是，他打通了某种“底层通道”：在人生低谷、文化不彰的重重围困中，坚持于“形上”存大义、守初心，于“形下”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只要有“坐穿冷板凳”的精神，就不怕天地不辽阔，也无惧草根没春天。这对当下1891.8万人的教师队伍，尤其是1684万人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未来，在你我手中创造

百年沧桑，风云激荡，换了人间。民国一代的大先生们，背影渐隐，音容逐消。但从历史深处回看，他们彰显的教育家精神，不仅推动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启智增慧、培育人才、传承文化，更激励着当下的教育工作者瞄准未来，构筑梦想，竭智穷力，振兴华夏。“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虹桥小学校）

责任编辑 李 淳